最近，中國發改委將議了8年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發給部級以上官員徵求意見，並宣稱將於10月正式推出。國內有評論指出，公眾對於收入分配改革有三大期盼，一是期待從「藏富於國」到「藏富於民」；二是期待縮小貧富差距，限制壟斷行業的暴利，儘快實現以家庭為單位徵稅，降低受薪階級納稅比重；三是期待住房、醫療、教育、社保等方面的公共投入增長速度跟上財政稅收的增長速度。
我的看法是：這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作為獻給第五代領導人登基禮物，有收聚民心之效，但要讓這個方案滿足這麼多期盼，幾乎不太可能。理由如下：
第一，中國的貧富差距是一個涉及到社會各階層的問題，但從《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透露的內容來看，涉及的對象主要是黨政部門的公務員、事業單位的員工與國企職工。即使就算真能夠調節這幾大群體的收入差距，也只涉及不到1億人。
中國已成全球貧富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全國收入最高的10%群體和收入最低的10%群體的收入差距，已從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 23倍。人們的不滿既包括黨政事業機關工作人員與國有壟斷企業之間存在的工資差距，也涉及到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以及私企、外企員工的收入，還有1億多每天支出在1美元以下的貧困階層，遍布城鄉的失業者與未充分就業者（偶然打零工但收入極不穩定）的無收入。從該方案已經透露的一些內容來看，此方案調節對象主要是黨政部門的公務員與事業單位員工及國企職工的收入差距，貧困階層、失業者與未充分就業者似乎不是該方案考慮的對象，但這些人恰好是中國社會的赤貧者。如果沒有配套且操作性強的濟貧法案出來，這個方案只算解決了部分問題。
第二，收入分配的要義是切好蛋糕，尤其是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的比率不可太低。
工資總額在GDP中的占比，在經濟學上叫「分配率」，它是衡量國民所得初次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標。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越高，表示勞動者的工資性收入在國民所得的初次分配所占份額越大，社會分配越公平。
有研究指出，中國勞動者報酬在GDP當中所占比例在22年間持續下降。這一問題在前年曾是媒體討論的主要話題，爭議很大，各部門給出的數據很不相同。據社科院2007年的藍皮書分析，1990-2005年間，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從53.4%降低到41.4%，降低了12個百分點。將中國勞動者報酬與美國相比，可略見其不合理。2010年，美國的GDP為14.6萬億美元，民眾工資加上福利收入占GDP總額的54.5%。以上研究的數據，中國財政部堅決否認，認為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之比被嚴重低估。可以想像，今後中國要提高勞動者報酬在GDP當中的占比並不容易，因為國家財政部根本不認這個帳。
第三，中國勞動者稅率偏高。世界銀行2012年4月發布的報告認為，2008年中國勞動者平均稅率為45%，遠遠高於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水平，甚至要稍高於歐盟15國的平均水平，高出澳大利亞、美國的平均稅率近一倍。世行為此建議中國下一步要大幅降低勞動者稅率，比如政府應該大幅降低個人所得稅的稅率，同時將社保繳納占工資的比例下調。
不過，世界銀行這一建議改變不了中共政府行為。在GDP當中拿走超過三分之一份額的的中共政府仍然感到財政饑渴，此時此刻，中國各地政府正在開展如火如荼的徵稅大會戰，各地企業叫苦連天，媒體稱政府此舉為「竭民而漁」。無法設想，開過十八大後，中共政府會幡然悔悟，主動縮小自已那塊蛋糕的份額，並將之歸於勞動者名下。更何況，國民分去的蛋糕就算增加了一點，政府再給國民增加一些稅收，等於給國民的蛋糕並未增大。
第四，權力市場化造成官員群體擁有數量不菲的灰色收入，這是中國貧富差距過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收入分配方案無法解決的問題。這些灰色收入從哪些方面擾亂了中國的收入分配呢？
1、數量龐大的「灰色收入」，導致分配秩序嚴重紊亂。王小魯估計，高低階層收入差距達55倍，其中「灰色收入」是產生如此巨大差距的主要原因。至於富裕階層占有的社會財富到底有多少，有一個讓中國人傷心憤怒的數字：150萬個家庭（約占全中國家庭總數的0.4%）占有中國財富總量的70%。
2、灰色收入集中於權勢群體手中，還處於完全不透明狀態，導致中國調節收入的各種政策包括稅收政策失去制度設計的基本前提。
中國的收入分配其實不是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因此，有關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討論始自2004年，幾乎貫穿胡溫兩屆任期，卻遲遲未能出台，就是因為造成中國貧富差距過大的原因遠比《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能夠涉及的問題複雜得多。基於我在文中陳述的諸種原因，可以做出預測：《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會出台，但對於縮小中國貧富差距，可能只是一場毛毛雨，連地皮都澆不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