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習近平帶領李克強等常委一班人來到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陳列展,還發表了重要講話。習近平表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空談誤國,實幹興邦。這使我想起1936年,重慶大學第二任校長胡庶華公開發表《理想中的重慶文化區》,首次倡議在重慶市沙坪垻區建立文化區。他說:重慶市之應建立新文化區,其意義不僅在四川文化本身的發展,而尤關係於中華民族復興的前途。1938年2月,重慶沙磁文化區正式成立,這是中華民族近代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個創舉。這個文化區最初得以重建。無疑地,習講的民族復興是大概念,胡講得是小概念,基調和方向是一致的。
但是,我們再笨,也不會忘記近年重慶在薄王亂法時代發生的事:2009年3月,重慶市水利局將大樓外原本長得枝繁葉茂的小葉榕、天竺桂移走,換栽上包括銀杏、香樟樹在內的11株大樹。年逾古稀的吳登明聽現場施工人員告訴他,移栽來的這些大樹總價值250萬,想起「森林重慶」和「紅色文化」的災難,想起奉節縣的貧困小學生,他很生氣,不敢公開批評薄熙來,就在沙坪垻三峽廣場組織大學生們搞了一場行為藝術:讓他們身上纏滿繃帶化裝成移栽進城的銀杏樹,以質疑重慶水利局的「換種」行為。
與此同時,位於沙坪垻區的重慶師範大學校園裡,出現了一種時尚:女孩都仿照江姐,穿上藍色的旗袍,戴上了白色圍巾,整齊地站在道旁搔首弄姿,她們不知道江姐的故事每天都發生在身邊:龔剛模被吊打時,糞便拉在褲子裡;王紫綺臨死前,生殖器都腐爛了,樊奇航根本沒殺人,卻被槍斃了;曾智強是開華宇廣告公司的小老闆,竟搞出了一個「黑社會「;李俊還在海外躲藏呢,給他頂罪的哥哥李修武還沒判刑,家裡的財產就被警局沒收了;等等,這些故事就發生在重慶,有的就在沙坪垻區內。要我說,國民黨再殘忍,對江姐,許雲峰也沒這樣吧?薄熙來,王立軍比戴笠,沈醉等特務不知要壞上多少倍啊,記得2011年12月9日,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為《今日紅岩誰來寫?》,我不想再重複那些內容,我只想說,習近平說」民族復興「,是不是也包括恢復和重建司法體系和民眾對法治的信心,既然「空談誤國,實幹興邦」,那麼,就辦好一件事吧,責令重慶警局立即撤銷李俊的通緝令,因為薄熙來和王立軍已是千夫所指的惡人,不僅李家30多人判刑是徇私枉法,而且對李俊下通緝也是亂法的犯罪行為,它從一開始就是無效的,李老闆受了這麼大的委屈,出國後沒講國家一句壞話,只維權喊冤,不參與政治,孤身一墮胎落海外,窮困潦倒,妻離子散,赤心不改,他不得不在中餐館打工,有家不能回,有母不能養,有子不能愛,有事業不能打理,你說,這民族怎麼能復興?有嘴責備俏江南的老闆張蘭換國籍,不如給李俊平反更有感召力。
熟知歷史的人真的難以想像,2010年10月26日,可憐的李老闆星夜逃亡的故事,就活生生地發生在人傑地靈,歷史悠久的沙坪垻,我讀過蔣碧薇的回憶錄,知道不少令人肝腸寸斷的有關磁器口和張道藩的舊聞,印過徐悲鴻等無數文化名人足跡的地方,竟上演了薄熙來引領的「二次文革」的鬧劇,公檢法能一棍子打亂了,冒出370個專案組,動用警力上萬人,抓捕了5萬多人,判刑了17000多人,虛構了630個黑社會,建立了鐵山坪等數百個專門刑訊逼供的所謂「掃黑基地」,光沙坪垻區就有龍湖賓館,武裝部招待所等四家,區委書記李劍銘,區長方海洋和區警局長郭維國等人,奉薄王旨意,為討成都軍區張軍頭歡心,用「釣魚執法」的陰謀,把李老闆手下的金龍玉鳳娛樂城,包裝成了黑窩和淫窟,但筆者久居大連,與薄熙來是鄰居,他家樓下比金龍玉鳳黃上百倍的三溫暖房,洗頭房,歌舞廳,泡腳城,比比皆是,到處繁榮娼盛,薄熙來為什麼不管?可見是有罪推定,栽贓陷害,黑打亂打,用心險惡。試想,國家民族都是由一個個小的家族組成的。像李俊這樣的老闆,下面曾有2000個員工,每家就算3個人,就是6000個,這就是說,不算繳稅,就幫助政府養了數以千計的老百姓,至今歷經磨難,還有370個職工,你說,他黑在哪?連這樣的社會細胞都破碎了,搞得民企人心惶惶的,如何復興中華民族?
我聽說,去沙坪垻的遊人都要參觀渣滓洞,據報導,渣滓洞原為人工採礦的小煤窯,因渣多煤少而得名。1939年軍統將其強占設立看守所。渣滓洞分內、外兩院,內院有一樓一底的男牢16間,另有兩間平房作女牢,外院為特務辦公室和刑訊室。把這一規模與薄王治下的「掃黑基地」比一下,真是天壤之別,18個牢房,關了300人,而2009年,薄熙來一上任,3個月就抓了上萬人,2009年2月3日,我乘機由大連飛往北京,偶遇中央廣播電台駐大連記者李朝奮,李說,薄熙來抓人,抓紅了眼,重慶看守所爆滿啊。在21世紀的今天,薄王仿照賓拉登搞了「紅色恐怖基地」,以搶錢買官為目地,以唱紅掃黑為幌子,全面摧毀了鄧公改革開放30年的成果,和彭真倡導恢復的司法體系,把數以萬計的良民投入監獄和勞教所,這是中國近年的地區性紅色大災難。如果不是胡溫果決而勇敢,借王立軍事件,把薄王拿下,試想,他入常之後,步步逼宮,中國就要遭殃,就要大倒退。
近年來,我接待過很多國內慕名來訪的民企老闆,他們都是我的熱心讀者,都對我表達了一種恐懼感和慶幸感,恐懼的是體制未變,生怕中國再搞運動,再出現新的「薄騙子」,紛紛把孩子和資產轉移到海外;喜的是習李確實是品行不錯的官員,能把政局穩定下來,不容易,下一步說不定能政改呢,故認為還是回去發展事業好。這種矛盾心理,很有代表性,既留戀過去的財富,又恐懼命運的不可預測,很多人都說,為什麼不能像加拿大這樣,把錢存在銀行里,晚上可以睡安穩覺。可見,空談確實誤國,談民族復興,不能迴避政改。我看,主要是要做幾件實實在在的事給老百姓看看,人心真正地收回來,民族和國家才可能復興。
最近,有消息說,習近平去深圳視察,有點鄧公90年代初南巡的味道,我想,可能確有必要,假如不能把深圳變成民主和法制的「政治特區」,還不如去沙坪垻呢,習去看看俊峰企業集團,聽聽80多歲的李俊母親講講這兩年的遭遇,聽聽李老闆10歲的小女談談對父親的思念;翻翻王立軍留下的一堆亂帳,2010年12月9日,由沙坪垻警局追繳的6140萬元,為什麼收據是區財政局的,而加蓋的公章卻是警局的,這裡的貓膩,大概只有上面來的大官下令,才能查清吧。把李俊這樣一個黑打冤案翻過來,就能帶動一大片,中國兩極分化嚴重之原因,主要在於稅收沒用好,沒用在刀刃上,怨不得富豪,應當歸罪於薄王這樣的貪官,李俊案重審的意義,將影響深遠,它至少說明,共產黨內有壞人,也有好官,中國沒倒退,還大有希望。
正如胡錦濤退休後去遵義舊址視察,不如去尋找畢節市凍死5個小學生的垃圾箱;溫家寶聲稱歸隱林泉,卻要起訴《紐約時報》,不如大膽地公布個人私有財產,推動《陽光法案》;汪洋強力抓貪官,不如把所有的鄉鎮變烏坎;習近平鼓吹中華民族復興,不如令高法重審重慶冤假錯案,先恢復一些民企老闆家人的名譽,凝聚老百姓的人心,等等,總之,自古以來,都有皇帝「不問蒼生問鬼神「的傳言,在筆者看來,遵義舊址就是權力內鬥,刀光劍影的鬼地,不可去也;參觀民族復興展覽,重溫中國復興夢也未尚不可,但中國的問題在大的方面和方向,也在小的環節和細微之處,一時不敢「去毛化」,能做到「去薄化」也行啊,但一定要徹底,切不可力阻薄熙來,卻給他留一半生存的空間和尾巴,那是遺患無窮的惡魔,空氣適應了就會出來吃人,而否決薄王的通緝令,就是徹底地顛覆「唱紅掃黑」運動的關鍵一步。
11月24日,原福建聖農企業集團的總經理陳延峰約我聊天,他拿出一張當年習近平視察該企業的照片,上邊有他向習近平匯報時的音容笑貌,陳說習長於聽取別人的意見,所以,我想起習近平講過的話,多有感慨,他說,我們找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這條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還說,落後就要挨打,發展才能自強,道路決定命運,我們必須沿著正確的道路堅定不移地走下去。我贊成這段話的一半,的確接近目標,但近在咫尺,也遠在天涯,因為國家經濟上是第二大強國,但政治上卻積怨積恨,太落後了,他父親那一代就沒有言論自由和司法獨立,到他這一代還是沒有,實在可悲。李俊的希望,是每一個民企老闆的夢想:他們已經得到的合法財富應當獲得法律的保障,但前提條件是,必須有一種制度,能有效地約束和制約官員,這不是薄熙來一個人的問題,是政改的大問題,難道與國際接軌,就沒了中國特色嗎?我也知道,改革太冒風險,太難,阻力太大,故使用了這個敏感的題目,也許習近平知道李俊的故事,也同情他,但自知不方便干預司法,問題是,這個案子就是官員踐踏法律的結果,沒有比薄熙來大的官,要翻案不容易,因此,久拖不決,赤子心碎,真的是「天高皇帝遠」,習近平救不了李老闆嗎?
2012年12月6日於多倫多大學梅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