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化」與「炒作」——離拉薩記(上)(唯色)
拉薩火車站不讓送乘客的人進車站，連月臺票也不出售，全世界可能沒有這樣的車站。母親和妹妹灑淚與我告別後，我自己進站，隨之三個國保在一旁出現，都是我的族人，他們把我帶進一個房間，態度友好，再三強調不是「訓誡」，只是「談話」。其中的含意我明白，他們有權「訓誡」。因為時間不多，國保只是自說自話一番，沒給我說話的時間，隨後他們幫我提箱子，把我送上了火車，表示今後要和我交朋友。
三位族人，我本想說而未來得及說的話，只好在這裡跟你們說。首先謝謝你們幫我提了箱子，不讓送站的無理規定的確讓我對兩個沉重的箱子發愁。不過你們要求我不能把這次見面說出去，抱歉不能照辦。我可以不對外說你們的名字(雖然我不知道你們告訴我的名字是真是假)，但我的原則是和官方機構打交道必須透明。某些渠道有意識地放風——我與官方合作，如果這種見面不放上桌面，類似謠言就會變得真假難分了。
你們說，在我離開拉薩的最後一刻才找我談話是一種「人性化」，是為了避免驚嚇到我母親及家人。對此我領情，七十歲的母親被驚嚇的確是我最大的顧慮。但是，我非常清楚有黑手伸進我的家庭，其中只有邪惡而非人性;我的親戚朋友幾乎都被「喝茶」，使得絕大多數親友都遠離我，我這次在拉薩三個月，原本那麼親密的親戚出於畏懼被連累都未敢露面，這種人性親情的喪失，「人性化」又在哪裡?
的確，對我沒有像半夜跳牆當著老人和孩子的面抓走「暴徒」一樣，但是從強調對我的「人性化」中，可知的是在和對別人的做法相比。我的希望是，人性化不只是個例，而是應該在所有情況下對所有人同樣的人性化。
你們談的另一個話題是關於「炒作」，似乎是對我的指責。好吧，正如你們所說，我們觀點不同，立場不同，為此我自然不能要求你們認同我對藏區和藏人現狀的看法。你們說我炒作，誇大事實，我卻覺得因為很多情況還沒掌握，尚遠未說得充分。而有關部門在「3•14」事件當天就炒作「有足夠證據證明是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的」，四年半後的今天仍然未拿出任何證據，同時卻把滿街是軍警的拉薩炒作成了「幸福指數最高的城市」，就算我如實寫西藏被認為是炒作，相比也是太小巫見大巫了，你們說是不是?
不過，這也是專制權力與生俱來的特性——自己一切都是「偉光正」，他人所做都是別有用心。這次我坐朋友的車回拉薩時，一路上數次被荷槍實彈的軍警搜查，從事電影工作的朋友帶了一個攝影頭，我們因此遭攔阻二十個小時，差點不讓我們進拉薩。西藏的各個角落被安裝了數以萬計的攝影頭，卻對百姓的一個攝影頭如臨大敵，這是不是有點荒誕呢?掌握著所有的權力強大國家，怎麼會為一絲光線露出去的可能如此恐慌?
對你們所說的，你們掌握我在拉薩期間的所有情況，這我絕對相信，以國家之力掌握一個渺小個人，太簡單輕鬆，毫不稀奇。只是我自信我的一切毫無秘密，都可以公諸陽光之下。
兩個故事————離拉薩記(下)
先講一個關於膠捲的故事：我一直有個願望，用我父親四十多年前在拉薩拍照片的老蔡司相機，拍一套今日拉薩的城市照片。那沒有什麼政治含義，僅僅可以歸為「行為藝術」。所以這次我回拉薩，帶了一批在北京買的反轉片，開始嘗試完成這個藝術創作。
在拉薩的人都知道滿街無處不在的軍警隨時會檢查相機里是否有軍警身影，我用膠捲拍攝，跟數位相機不同，經不起那種檢查——一旦曝光就無法恢復。所以我在拍攝過程儘可能小心翼翼避開軍警。拉薩的軍警之多，想避開並非易事。我在拉薩的烈日下東奔西跑，最終拍出十九個膠捲。考慮到我一時還不離開拉薩，我把拍完的膠捲托一位來拉薩旅遊的漢人女孩帶到大陸，以便能夠儘早沖洗。
女孩離開拉薩的前一晚到我家告別，我是在那時把膠捲交給她。當時沒有任何人在場，之前我們也沒在電話里提到過。但是第二天她在機場過安檢時，卻被警察指控有一把水果刀藏在裝著這些膠捲的背包里，可那把水果刀卻是她從未見過的。警察不由分說把包拿走，在她看不到的地方去做「進一步檢查」。女孩只能在外面等待，直到飛機就要起飛，警察才把包還給她。而那時女孩已經沒有充足時間檢查，匆匆跑步登機。等到一切安定下來，她仔細一看，我的十九個120富士反轉片膠捲，被調換成了10個135的柯達負片膠捲和5個富士負片膠捲。現在，這15個被掉包的膠捲在我北京家裡。我在拉薩數日奔波的藝術創作，便如此消失在國家機器製造的茫茫黑洞中。
的確，國保可以無孔不入，他們用什麼方式得知那女孩幫我帶膠捲，我想不出。是我家客廳被偷裝了竊聽器或攝影頭?還是數公里之遙的拉薩市警局大樓豎立的高倍望遠鏡能看進我家窗子?不過，無論他們用什麼高科技手法，都不如我對代表國家法律的部門竟使用這種方式拿走我的膠捲，更使我感到驚訝。
在拉薩火車站與我談話的國保先生，你們說要跟我做朋友，作為同族人、同鄉人，我不會橫眉冷對，可以和你們握手、對話，但是請勿使用「朋友」這個詞。你知，我知，盡人皆知這種關係不可能是朋友。但既然你們是我的同族，我相信你們白天在鎮壓機器上遵命運轉，深夜不眠時可能也會面對心中的真實，會對我們父老鄉親的境遇感到心疼。人追求功名利祿並不奇怪，你們身處體制也有不能不為之難，這都可以理解，不過我想給你們說另外一個故事——昔日的東德解體後，德國曾對迫害東德人民的軍警進行審判，一位射殺過翻越柏林圍牆者的東德士兵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解——他只是作為一個士兵執行命令，如果有罪也是上級有罪。但是法官仍然判決那士兵有罪。法官對做出判決士兵有罪的解釋是——上級沒有命令你不可以把槍口抬高一厘米。
這個故事想說明的是，即使在極權體制高壓下，體制內的人保護自身利益也並非一定要泯滅良心。只需在不被察覺的情況下，把槍口悄悄抬高一厘米，就可能使多少父老鄉親免於災難。在我心目中，那才是更實際的「人性化」，而我們的同胞，也一定會記住這人性一面。
2012-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