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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昭:中國政治突變進行時 不可免不可怕

近期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的一番話傳出,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在去年年底鳳凰網和鳳凰衛視主辦的“財經峰會”的閉門午餐上,這位曾在2006年發表一篇《民主是個好東西》而引人側目的體制內官員兼學者,講了一番“改革沒有突破、政局必有突變”的話,再次語驚四座。然而在“鳳凰網”所登出的文稿中,俞可平這番話是這樣講的——“誰都知道現在改革到了一個新階段,進入了深水區,需要突破。我們現在誰都不想突變,突變是一個民族的災難,但唯有突破才能避免突變。如果在有些問題上不突破,代價將不可估計”。

由於是閉門活動上的發言,俞的原話是如何不可考,但他對“突變”的恐懼和對中共不“深化改革”後果的擔憂是顯而易見的。從“風凰網”有可能經過潤色後登出的講話看,一句“我們誰都不想突變”透露出了俞可平真實的心意,“我們”狹義上當然是指參加“財經峰會”的各位,廣義上可以是指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整體。俞的講話與其說是在做一種前景預測,倒不如說是作為與體制休戚相關的一員,痛感於同僚和上峰的冥頑不靈,而他作為這個群體中少數的“先知先覺者”之一,無力“挽狂瀾於既倒”,只好以驚人之語給不知禍之將至的官僚們敲敲警鐘。

事實上,中國大變的趨勢、甚至一定意義的政治突變已是不可避免。從最消極的角度講,這種轉變哪怕是通過人口的代際轉換也必然完成。今天年歲稍長的中國人之所以許多還能安於現狀,是因為他們做比較的參照系是上個世紀60年代。那個物質極度匱乏的年月給這代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在他們中的許多人看來今天能吃飽肚子就算是一大“進步”。就像外交部副部長傅瑩在接受德國《明鏡》周刊採訪時說“我女兒這代人是沒有經歷過飢餓的第一代中國人,這是非常了不起的進步”。

遺憾的是傅瑩代表她女兒所做的表態,既未必是她女兒真實的想法、更無法代表整個青年一代的真實心聲。以80後、90後為主體的中國新生代,他們看待問題的參照系顯然不再是60年代的“困難時期”,他們是伴隨著互聯網科技成長起來的一代、是有國際視野的一代。在他們眼中,政府要確保國民的基本溫飽是理所應當之事,除此之外,他們更在意機會的公平、個人權利和有品質的環境。這種觀點毫無疑問正在迅速成為當今中國的主流價值觀,每一次影響重大的公共事件發生,都強化和加速了這種趨勢。

年輕人的看法表述得未必那麼系統化,但顯然更符合歷史的常識、也更符合人性的常識。60年代的饑荒歲月不論是從中國歷史的縱向坐標來看、還是從當時世界文明演進的橫向坐標來看,都是相當不正常的。一個民族在沒有遭受大規模天災和外敵入侵的情況下還經歷如此艱難的歲月,只有在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存在過。今天的朝鮮還是個活教材,從90年代初開始的饑荒延續至今,這意味著今天朝鮮年齡在30以下的人,大部分都沒有吃飽飯是什麼感覺的記憶。以這樣一種基點來把基本溫飽作為一種建設的“偉大成就”本身就是黨文化醖釀出來的扭曲觀點。另外,對公平與安全的訴求也是人性的基本需求,公正與安全這兩者緊密相聯,前者為後者的條件。一個缺少基本公正的社會,顯然個人的財產乃至人身安全也是時時處在危脅之中。

幾天前筆者參加一個廣播節目,針對近期北京的霧霾天氣、環境污染這個熱點話題,有聽眾打電話進來說:“應當承認中國的經濟發展成就,它使得中國在世界上被人瞧得起,大家不應當過於責備”。誠然,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讓不少中國人有了面子,我們中國人要錢、要面子,這也是人所共有的需求,但我們中國人也得要命。如果連自己、乃至子孫的健康都危險了,要錢、要面子的意義何在呢?難不成要錢不要命、死要面子活受罪么?顯然,這種將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置於公眾安全和健康之上的看法是不符合人性的常識的,也是長期以來將經濟發展等同於政治合法、道德合法的黨文化宣傳給人們製造的扭曲印象。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歷史的常識、人性的常識在中國的青年一代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從去年在大連、四川什邡、江蘇啟東發生的幾起大規模環保抗爭到今年年初聲援《南周》罷工,青年成為參與的中堅力量。對常識的回歸是正向的力量,將對社會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如果說由於統治階層的冥頑不靈造成社會的突變不可避免,那麼這個變化的主要內容是恢復被六十多年獨裁統治所扭曲了的社會生態,對這個變化的大致方向和內容,不應當懷抱恐懼。

接下來就是變革的具體途徑和手段問題。俞可平所說的“突變”本意應當是指暴力革命,所以才會有“突變是民族的災難”一說。而一位網友的回應則是一針見血——大概沒有什麼“突變”比1949年共產黨的奪權更加禍國殃民、更加是民族的噩夢。俞可平所說的“災難”應當是指變革給當權者和權貴集團帶來的災難——特權和財產的喪失,弄不好“天街踏盡公卿骨”,小命不保!從這個意義上講,統治集團抵制改革確實是在深化暴力革命的風險。所以在當前這個歷史時期,就社會轉型目標達成更廣泛的共識就尤其重要、公民意識的成長和啟蒙就尤其重要,這個過程需要知識分子積極地參與。令人欣慰的是,近幾年重大公共事件中,公共知識分子群體異軍突起、嶄露頭角,不僅迅速和草根民意相結合、產生了積極互動;而且對之前被體制所同化的知識分子群體也產生了相當的衝擊作用,體制內的“知識精英”群體分裂已經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趨勢了。這都將為社會的和平轉型注入“正能量”。如果社會有比較成熟的公民意識,並且就政治轉型的目標有較廣泛的共識,眼下缺少成熟的政治反對黨並不是嚴重問題,組黨、結社可以在社會大潮下應運而生;從體制內分裂出的精英分子也可扮演這類角色。

相對於俞可平所惴惴不安的“政局突變”,我倒是更關注通過一起起新聞事件所展示出來的、民眾意識層面的“突變”。2011年的“7-23”動車事故後,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就女童小依依獲救發表評論,說這是“生命的奇蹟”,有記者當場大聲反駁“這不是奇蹟”!筆者一直都記得王勇平當時的表情——他瞪大了眼睛,瞠目結舌,不敢相信居然有記者敢“現場造反”,嗆聲政府發言人!在王勇平眼中,這未嘗不是一場“突變”;當四川什邡的青年打出標語“我們是90後、我們可以犧牲”的時候,對於習慣了百姓們低眉順眼的官老爺來講,未嘗不是一場“突變”;當廣州的青年們聚集在《南周》編輯部外聲援,並且在外媒的鏡頭前侃侃而談、絲毫沒有表現出怯懦的時候,對於習慣於說一不二的中宣部來講未嘗不是一場“突變”。這些小“突變”毫無疑問都具有政治意義,並且直接推動著根本政治環境的大變局。這樣的“突變”來得越多、來得越快,中國的前景就越光明。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吳量 來源:新唐人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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