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清明節，在北京的部分維權訪民前往楊佳墓前祭拜。楊佳生前衝進上海閘北區警局殺死多個正在上班的警察。人們記得，楊佳在上海受到警察「歧視性盤察」在先，產生矛盾後調解不成，忍無可忍才起了殺意。但即使有人為叫之好，大多數民眾仍不贊同這種殺戮。
祭拜「殺人犯」楊佳使人猜想，在重慶，除了家人，有沒有人祭拜被薄熙來﹑王立軍打倒的原重慶公安首腦文強?他被處死的罪名是「涉黑」，證據確鑿，所以即使薄熙來﹑王立軍後來垮台，文強案可能也翻不了。然而，文強生命的飄逝，社會﹑時代及輿論是有一定責任的。這也是一出「子不教﹑父之過」的悲劇。
人們不會忘記，文強當年之所以「名滿天下」，是因為生擒活捉了兇悍頑強﹑流竄全國的殺人嫌犯張君，而文強向上級報功時，首長問：「現在張君在哪裡?」文強說：「在我腳下。」此刻，被上了刑具的張君真地趴在地上，他的腦袋被文強用腳踩踏著。
文強的這一舉動錯得離譜。且不說張君當時僅是被捕尚未判刑，即使已經判死，哪怕次日執行，作為一個貨真價實的死囚，他的人格和身體仍須受到尊重和保護。文強究竟憑哪條法律可以腳踩張君的腦袋?
在戰爭年代，無論是紅軍或是解放軍的中共軍隊大多執行「三大紀律項注意」，其中就有「不許虐待俘虜」的規定。也因為是這樣，部分中共軍隊曾得到「仁義之師﹑威武之軍」的美譽。中共建政後搞階級鬥爭，反倒是不穿軍裝的政工幹部或靠攏黨組織的積極分子，對所謂的鬥爭對象大打出手，動輒私刑拷打。文革中冤獄遍地，哭聲震天，作為一個酷刑大國，中國臉面丟盡。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中，人民終於發出「秦皇的封建時代已一去不返」的吼聲。
然而在中國，文革的極左流毒清算並不徹底。在一些部門，惡名昭彰的刑訊逼供死灰復燃，而且堂而皇之地執行。匪夷所思的是，文強把嫌犯腦袋踩在腳下的行為，中國媒體竟作為正面事物加以報導，全國上下見怪不怪，鮮有覺察。後來，也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重慶的唱紅掃黑登場了。文強下台，遭到虐待。重慶警局副局長彭長健涉嫌充當黑社會保護傘，據報導，被項目組從會議現場帶走時，王立軍一腳踢向彭的膝蓋，將其踹倒，當他爬起來時，王立軍揮掌劈向彭長健的天靈蓋，彭當場小便失禁。
當文強﹑王立軍是媒體的寵兒時，社會輿論對他們也讚美有加。當文強﹑王立軍都垮台時，他們肆意打人的行為仍無人提及和批判。由這一點看，文強﹑王立軍也是受害者，甚至是犧牲品。人性泯滅，說到底，是體制和社會的罪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