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總理間諜」轟然壓垮維利•勃蘭特
德國人普遍認為前東德在西德布下了密集高效的間諜網絡，但是新出版的《「總理間諜」紀堯姆傳記》卻打破了這種神話傳說。
(德國之聲中文網)1974年5月5日傍晚，聯邦總理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在官邸的書桌前提筆致函聯邦總統海涅曼(Gustav Heinemann)，其中寫到："我承擔因疏忽職守而導致'紀堯姆間諜案'的政治責任，宣布辭去總理職務。"兩天後，勃蘭特領取了解職證書。
對許多德國人來說，五月初的這個星期二是個沉重的日子，因為他們失去了一位致力促進歐洲和平、和解的總理。不過，勃蘭特的下野也為德國戰後最聳人聽聞的間諜大戲-紀堯姆醜聞案(die Affäre Guillaume)-暫時劃上了句號。
致力東西方和解的勃蘭特，在華沙納粹犧牲者紀念碑前的著名一跪
1974年4月24日，"總理間諜"-紀堯姆在波恩的家裡被抓捕。東德間諜京特·紀堯姆(Günter Guillaume)在西德潛居生活了18年，工作上，一直攀升到成為勃蘭特總理的政治助理。一名東德特務成功打入西德政治核心，對東德國家安全部(das 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 der DDR,簡稱斯塔西Stasi)來說，是一項巨大的成就。
長期規劃的間諜活動
歷史學家埃卡德·米歇爾斯(Eckard Michels)最近出版了一本關於"總理間諜(Kanzlerspion)"紀堯姆的傳記文學作品。他指出，東德以系統性的組織計劃安排間諜滲透西方："紀堯姆事件是東、西間諜活動的縮影，它具體呈現了東部間諜如何滲入西方"。他說："斯塔西的間諜布局是採取長線作業，例如安排諜報人員遷居西德，或秘密收買對方尚未升遷的基層幹部。"正如紀堯姆的案例一樣，直到一個間諜攀上重要位置，往往需要醞釀多年。
歷史學家米歇爾斯
據聯邦斯塔西檔案管理局估計，1949到1989年之間，總計約有1萬2千名斯塔西間諜活躍於西德。其領導單位是"東德對外情報局(Auslandsnachrichtendienst der DDR)的情報指揮部(Hauptverwaltung Aufklärung，簡稱HVA)"。米歇爾斯解釋道："情報指揮部派往西德的間諜分別潛伏在不同的機關、部門，例如某一'政治派流'、社會團體，或某一聯邦研究機構等。"
東德間諜"樂不思蜀"
東德組織特務滲入西德重要社會領域的網絡縝密周全。然而，東德間諜所取得的情報信息量到底有多大?歷史學家米歇爾斯表示，政治間諜並未對西德造成太大損害，因為西德政府的重要決策反正都必須經過公開談判和辯論。米歇爾斯新書所得的結論是：東德間諜的工作效率並不如一般人想像的那樣成功。他說："大量間諜被派往西德，然而這些人頭數字有如雪糕般溶化在西德的艷陽之下，原因是，西方模式更具吸引力，致使他們逐漸忘卻了自身所負的任務。"
東德間諜紀堯姆
反過來，西德也刺探對方情報：德國聯邦情報局(Der Bundesnachrichtendienst，簡稱BND)和聯邦憲法保護局(Verfassungsschutz)長年派遣間諜前往東德。不過，關於兩德歷史中的這一章節，人們迄今知之甚少。原因之一是，不易取得信息來源，因為聯邦情報局及憲法保護局的許多資料檔案至今尚未解密，同時西德特工人員也負有保密責任。
總理府並未上演"
東德走入歷史後，斯塔西間諜們的保密宣誓隨之失效。一些前斯塔西間諜在回憶錄中總結間諜生涯的功過成敗，曝光許多內情。紀堯姆也於出獄後在當時東德高層的認可下，將自己包裝成"間諜大師"。但事實上他並非總理府中"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式的諜報員。據聯邦總理勃蘭特基金會(Bundeskanzler-Willy-Brandt-Stiftung)的歷史學家貝恩德·羅瑟(Bernd Rother)表示："紀堯姆取得的情報非常有限，其數量比長期跟蹤和評估新聞報導所得的信息還少。這從米歇爾斯的新書中也可一目了然"。而就憑這樣一號人物，能搞垮聯邦德國的總理嗎?
勃蘭特與女粉絲
紀堯姆提供東德的情報份量並不足以構成勃蘭特的下台，米歇爾斯的新書也鞏固了這一觀點。"總理間諜"被揭發後，勃蘭特是為其他人的疏忽而承擔了政治責任。這一決定的起因，是發生於紀堯姆被捕到總理宣布辭職期間的一場心理戰。多重因素構成了勃蘭特辭職的深層原因，羅瑟指出：事件的背後剛好發生一場使勃蘭特的民間聲望受到重創的政治危機。
"勃蘭特－驚悚劇"
另一個麻煩是：勃蘭特於幾個月之前就獲知紀堯姆可能是間諜的疑慮。在情報單位的建議下，他同意讓紀堯姆作為"誘餌"留在總理府。勃蘭特後來寫道：我這個傻瓜萬萬不該聽信其他傻瓜的蠢話。
勃蘭特與赫伯特·魏納
紀堯姆被捕後不久，聯邦刑警局(Bundeskriminalamt)開始調查勃蘭特的私生活，一些牽扯到女性的蜚短流長在媒體上曝光。人們擔心紀堯姆掌握的情報可能會使勃蘭特，從而也使聯邦政府受到要挾。後來證明，這種顧慮是沒有根據的。然而，在1974年的5月初，勃蘭特不得不擔心自己全部的私生活可能被扯入一場污濁的政治鬥爭。
社民黨高層支持不力
於是，勃蘭特開始考慮下野。1974年5月4日深夜，勃蘭特與社民黨(SPD)聯邦議院黨團主席赫伯特·魏納(Herbert Wehner)進行了一場決定性的對話。魏納告訴勃蘭特："我支持你的所有決定"。但是他沒有要求勃蘭特留任。羅瑟認為，社民黨高層的支持不力，是導致勃蘭特決定下野的關鍵。米歇爾斯則強調指出，愈來愈多涉及到私生活的各種嫌疑指控，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勃蘭特的波恩官邸
勃蘭特的辭職，最終為他帶來了同情支持和對其道德操守的普遍肯定：勃蘭特對政治所持的負責態度，在將近40年後的今天，仍然具有典範作用。羅瑟說："回頭來看，那是個恰當的決定。"
雖然如此，勃蘭特辭職和紀堯姆間諜案這件事，仍然是出歷史荒謬劇：正好是這位傾全力，一心要促成兩德和解的西德總理，被一名東德間諜扳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