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蔣經國理所當然地「當選」為總統，成為台灣地區集「總書記」、「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於一身的政治強人。此後，他完全可以像中國的歷代封建皇帝一樣，將這種權力世世代代繼承下去，讓台灣的百姓「選擇」蔣家王朝或國民黨，直到被一股新興的力量所推翻。至少他可以繼續國民黨的一黨專政，陶醉在經濟騰飛和一呼百應的感覺之中。
然而，曾經狂熱地信仰過共產主義，而後又接過三民主義大旗的蔣經國，深感這個主義、那個主義都不如「民主和憲政主義」。他考慮的不再是蔣家王朝的利益，也不再是國民黨的利益，而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為了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他決心放棄蔣家的利益，犧牲國民黨的利益。
1985年8月16日，蔣經國接受美國《時代》雜誌專訪時說：「中華民國國家元首依憲法選舉產生，從未考慮由蔣家人士繼任。」他聲明一切按憲法行事，不允許任何違憲行為。
1985年12月25日，蔣經國在主持行憲紀念大會等三個會議聯合典禮時說：「現在，有兩個問題，經國想做一個明確的說明；第一就是總統繼承者的問題，下一任總統，必然會依據憲法而產生……有人或許要問，經國的家人中有沒有人會競選下一任『總統』？我的答覆是，不能也不會……。」
1986年10月7日，蔣經國對《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女士說：「我們向來都理解人民有集會及組織執政團體的權利，不過他們必須承認憲法，並且認同根據憲法所制定的國家體制……不得從事任何分離運動——我所指的是台獨運動。如果他們符合這些要求，我們將容許成立新黨。」
1986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簡稱「民進黨」）在台北正式成立，因當時「黨禁」未開，民進黨從形式上尚屬非法，一些國民黨要員要求對民進党進行鎮壓，情治部門也向蔣經國提交了抓捕名單。但蔣經國沒有批准「抓」、「殺」。他忠告這些人：「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他強調：「應採取溫和的態度，以人民、國家的安定為念處理事情」。他指出：「黨追求民主的基本方針、原則不能因客觀情形的變化而改變。」
蔣經國默認民進黨成立，是台灣政治轉型的重大突破。對此，國民黨內的既得利益集團很有意見。1986年10月，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再次強調：「個人的生死毀譽並不足惜，重要的是國家、民族的命脈。」「凡執政黨同志，應以中國國民黨一向大公無私，為國為民的誠意和開明的豁達，積極求進的作為，與所有愛國家、愛民族的人共同努力」。以「使民主憲政更充實、更完美」。
1986年10月10月，蔣經國在「國慶」大會上，發表了著名的「向歷史交代」的講話，表示要對歷史、對十億同胞、對全體華人有個交代。他在「總統處理國家大政決策的基本原則」中明確：「一、一切作為向歷史交代，不在乎目前的毀譽，而在於將來歷史上的評價。二、因應現實情勢所作成之決定，常不受他人之影響左右。三、企圖建立制度，求國家長治久安，不求一時之方便。」
蔣經國明白，要結束一黨專政，要開放黨禁，要實現真正的民主選舉和言論自由，就必定會損害包括自己在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根本利益，就等於拿刀割自己的身上的肉。可他更明白，還是當年共產黨在野時說得對「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更好一樣」。說西方民主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就像「說太陽曆只適用外國，中國人只能用陰曆一樣」荒謬。「民主是無國情和內外之分的。」為了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他沒有理由再固守一家一黨之私，賴在河「摸石頭」了。哪怕政治體制改革會導致亡黨，他也要堅持改革，他不能因一家一黨之私而危及整個中華民族的前途。所以，當國策顧問沈昌煥提醒他：「這樣做，可能會使我們的黨失去政權」時，蔣經國淡定地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他還說：「世上沒有萬年的的執政黨，即使被人民選下台，將來政績好了，仍然可以再被選上。」
事實上，日益腐敗的國民黨在2000年大選時，終被民眾所拋棄，成為在野黨。然而，國民黨下台後，痛定思痛，割癰去疽，在2008年又被民眾選上執政之位，驗證了蔣經國的預言。
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國民黨終於結束了一黨專政，使台灣得益於西方的民主憲政，迅速地繁榮、富強起來。
馬英九在蔣經國逝世15周年時發表的追思文章《歷久彌新的身影——蔣經國》一文中說：「我們崇敬他，就因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歷練乃至意識形態的局限，務實肆應變局，進而開創新局面」。「15年來在任何一次『誰對台灣貢獻最大』的民調中，經國先生始終高居第一。」
也許，將來在「誰對中華民族貢獻最大」的民意調查中，蔣經國會名列前茅。因為他以高貴的自我犧牲精神，為中華民族開闢了一塊民主憲政的樣版田，打破了一些既得利益集團代言人所宣揚的民主國情論。說明中華民族不是劣等民族，完全有資格、有權利享受現在世界上大多數民族都在享有的民主和憲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