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殤》主筆蘇曉康沉寂20年後推出「大骨架」力作《屠龍年代》。
中國最著名的大型政論電視片《河殤》的主筆、現居美國的蘇曉康在沉寂了20年後，最近出版反思共產黨中國近幾十年歷史的新書《屠龍年代——中原淪喪與「河殤」前傳》。
有評論人士把《屠龍年代》稱為是繼《河殤》之後，對毛澤東原罪的最尖銳有力的批判，再一次對共產黨中國的近代發展模式進行嚴厲的檢視與批判。
在接受BBC中文網的電話採訪時，蘇曉康首先解釋了為什麼用武俠語言「屠龍」作為新書的名字，他說，這是為了紀念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直到今天，人們還沒有給那個年代一個公正的評價。
1980年代是一個精彩的時代，因為它以短短几年的時間，質疑了新老兩個傳統：祖宗和毛澤東，這就是屠殺了兩條龍：衰龍傳統（祖宗）和人龍毛澤東。在思想史意義上，這兩者一是「五四」精神的再現，一是「非毛化」的濫觴。
失語和中空感
作為1980年代中國最受歡迎的報導文學作家，蘇曉康主筆的《河殤》被稱為是1989年六四民運的思想前導，他自己則被中國最高當局通緝後流亡海外，在「沉寂」了20年後，現在重新開始了憂國憂民的「大骨架」寫作。
按照蘇曉康的說法，包括他在內的一大批追求思想解放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六四鎮壓時，連同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和學生運動一起，被血淋淋的斷裂在1989年6月4日的北京木樨地。
所以許多當年很有成就的中國知識分子、作家和學者到了海外後，在流亡的環境中出現「失語」和「中空感」，無法再繼續自己的事業。
蘇曉康自己也是如此，再加上1993年的嚴重車禍，使他精神幾近崩潰，但是在2003年重新找回了當年從中國出逃時丟失的一批關於當年創作的筆電和採訪本，讓他重溫「心史」，尋找到重新投入「大骨架」寫作的感覺。
對歷史的重新認識
雖然蘇曉康在《河殤》播出後，成為中國著名的反傳統主義的象徵人物，但是在寫這部《屠龍年代》時，在回顧共產黨中國的60年歷史後，他認為與60年間發生的空前慘烈的浩劫相比，中國的4千年傳統歷史顯得相對溫和。
他立論的依據有二，首先是1959年的大饑荒，不僅餓死了3600萬人，這是楊繼繩在《墓碑》一書中的統計數字，而且是在人吃人的情況下餓死的，可以稱為史無前例。
其次是自1990年代開始中共政府採取的掠奪性經濟發展模式，這種發展模式雖然使經濟起飛，國庫豐盈，但同時卻由於以環境為代價的發展造成生態托架無力再支撐，致使中華民族的家園面臨萬劫不復的危險。
蘇曉康認為，這兩個中國當代史上的浩劫都源於毛澤東，所以他說，由此產生的所謂「毛澤東原罪」的問題，高懸於歷史上空，詰問中國和人類。
萬劫不復的危險
但是從中國國家發展的外表看，中國經濟最近30年來飛速發展，對老百姓的生活帶來很大好處，所以有些讀者對蘇曉康的新書《屠龍年代》有爭執，認為立意偏頗。
蘇曉康在記者提到這個問題時回答說，實際上認為中國因為環境所受的破壞等問題，使得「中華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險時刻」的說法，最早是由中國的「毛派」提出的。
他指出，中國受到環境生態方面的浩劫，首先從事實來看，中國無論水、空氣和土地的污染程度已經極其嚴重，當局現在的維穩防暴力量中，有很大一部分專門用在對付民眾的環境抗爭上。
再從觀念上說，整個國際社會已經進入了環保時代，但中國仍然是個大工廠，加上傾倒損害環境廢料的大垃圾場，這樣發展下去，中國的生態環境將被破壞到不可挽救。
「毛澤東的原罪」
有書評說，《屠龍年代》是繼《河殤》之後，對毛澤東原罪的最尖銳有力的批判。但在今天的中國，由於制度性腐敗和兩極分化越來越加劇，許多草根老百姓都在懷念毛澤東時代的官員相對清廉和社會相對平均化。
蘇曉康把這種現象解釋為是言論受到壓制、思想被控制下的倒退現象，認為這並不能證明毛澤東時代和毛澤東留下的遺產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有益。
再回顧中共政府對1989年六四學生運動的殘酷鎮壓，追根溯源，是因為毛澤東搞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國的當權階層患上了一種「政權喪失恐懼症」。
蘇曉康認為，正是這種恐懼，導致了中共政府在1989年6月下令開槍鎮壓手無寸鐵的示威學生和向同情學生的市民，所以如果不從清算毛澤東留下的問題開始，中國今天的所有問題都將無法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