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哈努克說：「中國自己的負擔很重，它給了第三世界許多援助，而我連同我的隨行人員、朋友和工作人員現在又成了額外的負擔。」毛澤東卻稱：「我請求你讓我們多負擔一點。負擔你的越多，我就越高興。到你身邊來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歡。沒有什麼了不起嘛！讓儘可能多的人來支援你。如果他們不能去戰場上打仗，讓他們來這裡，六百、一千、兩千或者更多，中國隨時準備支持他們，給他們提供一切便利。」

張錫錕不堪忍受無休止的勞教生活，試圖組織反抗，逃離勞改農場，但都沒有成功。在一次越獄失敗後，他曾向獄方直言：「從我當學生被劃成右派起，就知道你們共產黨一貫是騙人的，以後也一定會因此而倒台。」1977年，在中共「粉碎『四人幫』」後，張錫錕被當局以「企圖組織逃脫」的罪名槍斃，其遺體由其妹妹領走，掩埋在四川盆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據說，在臨刑前，被五花大綁的他立而不跪，還踢傷了劊子手的下身。

1971年9月13日，毛的接班人林彪「叛逃」事件發生後，對毛的打擊非常大。毛著手再選一個接班人。毛認為王洪文當過工、農、兵，且年輕，在文革中，敢打敢拼，於是，選中了王。1972年9月7日，毛調王洪文到北京學習，由中共總理周恩來負責「傳、幫、帶」，周主持的會議都讓他參加，還讓他發表意見，為接班做準備。1974年9月4日，毛會見多哥總統埃亞德馬時，坐在毛一側的不再是王洪文，而是復出不久的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當中共中央副主席不到1年，王便失寵於毛。

1949年底土改在全國展開，董時進以《董時進上毛主席書》為標題致長信公開反對土改運動。公開信寄出後一直沒有下文，董時進預感不妙，恐懼遭到清算，於次年出走香港，後赴美國，後執教於加州州立大學。1984年辭世享年84歲。

一個具有這種非理性思維的人，碰巧是一個極權國家的領袖，那麼他對這個國家對世界都極具危險性。從習近平近十年的執政來看，習近平顯然具有一種不可救藥的非理性思維和偏執性認知，這應是中國陷入目前困境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在非理性思維方面，習近平非常像當年的毛澤東。宋永毅的新書《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與文化基因的新闡釋》，就是試圖從毛的非理性思維和心理疾病的角度來看他的文革決策。

即便在國內缺糧，不少人餓死的情況下，中共仍慷慨解囊，出口了大量糧食。中共藉機向幾內亞示好。很快，兩國宣布建交。幾內亞也成為撒哈拉以南與中共建交的第一個國家。1959年2月，幾內亞派以經濟部長為團長的代表團訪華，尋求經濟援助。代表團向中共率先提出了無償援助整粒大米一萬五千噸的請求，並希望在6月前先給五千噸應急。中共罔顧處於飢餓中的老百姓，在當年5月上旬，即將五千噸大米運往幾內亞。

祖師爺史達林說過：若想自己安全就讓所有人不安全！

曾與魯迅發生過筆戰的梁實秋先生在《關於魯迅》一文中如此評價魯迅道：「魯迅一生坎坷，到處『碰壁』，所以很自然地有一股怨恨之氣，橫亘胸中，一吐為快。怨恨的對象是誰呢？禮教、制度、傳統、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對象。」而且因為「他沒有健全的思想基礎，以至於被共產黨的潮流捲去，失去了文藝的立場。」梁先生還認為魯迅的文字「簡練而刻毒」，除了消極的態度還是消極的態度，而且個人攻訐的成分太多，宅心缺乏仁厚，缺少文學家所應有的胸襟。

《金融時報》報導說，監管願景的衝突體現在以網絡安全為重點的中共網信辦和負責金融經濟的國務院之間。網信辦主任現在是直接向習近平報告，屬於共產黨機構（一個機構兩個牌子），而金融經濟工作（金融穩定委員會）是向劉鶴所在的國務院匯報，屬於行政機關。只是劉鶴是習近平經濟政策小組中的組員。金融時報》報導說，劉鶴和李克強等領導人的承諾與商業現實政治之間的距離體現了中共混亂的政策環境，在當代最有權的中共領導人的領導下，敵對派別正在爭奪影響力和利益。

馬上要實行共產主義，廢除家庭，兒童公有制，夫妻關係打破，男的集中住男宿舍，女的集中住女宿舍，星期六允許會面一次……可能有的縣或農村已經這樣辦了吧，北京市委也震動起來。有天晚上，楊述回家來邊脫衣服邊對我說：「有新的精神哩，就要廢除家庭了。」

毛澤東與尼克森。毛澤東曾經對三個人喊萬歲，其一是王明，毛澤東的黨內勁敵。受到蘇聯支持的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時，毛到機場接機，當面高呼王明同志萬歲，不久即將王明鬥倒並下毒謀害。其二是蔣介石，毛要與之爭江山的對手。1945年毛赴重慶與蔣舉行國共和談，當眾高呼蔣委員長萬歲，隨後，毛共全...

張國燾全家合影上個世紀50年代，張國燾在香港生活的很拮据。1956年中共召開‘八大’，張國燾通過報紙很認真地研究了一番，認為中共提倡雙百方針，政策方面放寬了，毛澤東可能會不計前嫌，容納他，以自己的老資格，中共方面至少會養活他。於是，他開始尋找香港與中共有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