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為了學習漢語，我從紐約搬到了北京。然後，一個問題開始困擾我：北京2013年的空氣會比紐約世貿中心(World Trade Center)經過「9·11」襲擊後產生的有毒空氣更危險嗎？當時，曼哈頓下城被這種空氣籠罩了幾個月，成千上萬名消防員、現場清理人員和普通紐約市民因此患病。
每天早上，在位於北京市中心的公寓中醒來時，我都幾乎無法看清街對面的建築。然後，我會上網查看美國駐華大使館發布的訊息。大使館在屋頂上安裝了一台設備，每小時對空氣品質進行監測。雖然媒體加強了對北京糟糕空氣的報導——特別是針對今年1月的「空氣末日」(airpocalypse)，那時北京的污染程度嚴重超過了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簡稱EPA）對空氣污染設置的上限，而這一上限甚至對於健康成人來說都很危險——我經常發現自己難以向朋友解釋，我對室外空氣擔憂至極。在美國的朋友似乎根本無法理解，而在北京的朋友似乎又已經習慣、甚至是麻木了。
作為土生土長的紐約人，在我看來，「9·11」除了對每個美國人而言是一場足以改變人生的悲劇和令人警醒的事件以外，還是我所經歷過的最嚴重的空氣污染災難。通過對比，「9·11」的經歷能否幫助我們理解北京空氣污染的嚴重程度？
就連在回家以後，這個問題仍然困擾著我，因此我決定進行這項比較研究。於是整個夏天，我都在詢問研究過「9·11」事件的環境與公眾健康影響的科學家和醫生，他們如何看待北京的空氣。具體而言，我問了他們一個明知在科學上並不正統的問題：一個是過去的那個冬天北京市中心的空氣，另一個是2001年10月世貿中心方圓一英里（約合1.6公里）內的空氣，根據你了解的情況，對一個兒童來說，唿吸兩種空氣中的哪一種更好？你本人更想唿吸哪種空氣？
我所採訪的一些專家不願意做出這樣的比較。他們說，這相當於在拿蘋果和柳橙比較，兩個例子中糟糕空氣的污染源、化學組分和暴露方式截然不同，難以進行對比。然而，接受採訪的另外一些專家則表示，如果要在唿吸「9·11」事件數周后（當時有數千因此患病）曼哈頓下城世貿中心附近的空氣和今年年初北京的空氣之間做選擇，他們會選前者。
世貿中心周圍糟受了污染，但EPA未能警告救援人員和現場清理人員其中的風險。最後，國會不得不於2010年撥款43億美元（約合263億元人民幣）用於持續到今天的健康檢查、數千名患者的治療，並對因吸入有毒氣體而患病的大約1萬名工作人員給予經濟補償。
襲擊過後的幾周里，世貿中心周圍的空氣究竟有多糟糕？紐約市政府的報告《應對「9·11」所造成的健康影響》(Addressing the Health Impacts of9–11)寫道，世貿中心受到的襲擊使「航空燃油大量燃燒，並產生了成片的毒煙」，而清理工作則使石棉、金屬、玻璃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等有毒物質重新懸浮到了空氣中。這種空氣不僅讓在坍塌的大樓現場工作的消防員和清理人員感到不適，而且還讓附近學校的學生及曼哈頓下城的居民出現很多病症，其中包括頭痛、哮喘、噁心和唿吸問題。
在北京，燒煤和柴油機排放造成了嚴重污染。美國大使館屋頂的機器能夠監測PM2.5的水平——即直徑不大於2.5微米（頭髮直徑的1/30）的顆粒物在空氣中的濃度。這種尺寸的顆粒物可以深入人類肺部（甚至進入血液），引起包括癌症和心血管疾病在內的多種嚴重的健康問題。紐約市民和清理人員在「9·11」後遇到的很多健康問題都是尺寸更大的顆粒物——碎玻璃渣和水泥粉塵——或氣體所致，但科學家也對世貿中心附近的PM2.5進行了監測。「9·11」後的幾周，有毒濃煙在曼哈頓下城上空來回飄蕩，PM2.5是其中的重要成分。為了尋找比照點，我整理了美國大使館今年1月至3月的北京測量數據，然後拿給我採訪的一些「9·11」專家看。
看完被我製成表格的北京的數據後，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的物理與大氣科學榮休教授托馬斯·A·卡希爾(Thomas A. Cahill)說，「我個人更願意唿吸世貿中心的空氣。」從2001年10月開始，卡希爾在距離世貿中心幾個街區的地方監測PM2.5的水平。2001年4月，他還曾在北京對空氣污染進行了研究。「那時情況很糟糕，」他告訴我，「現在更糟。」
「說到較大的顆粒物，」卡希爾解釋道，「北京的情況遠比世貿中心糟糕。北京充滿了各種危害性物質：汞、鉛和鎘。此外，颳風的時候，塵土再度懸浮在道路上方。」卡希爾在紐約的微小顆粒物中檢出了危險的致癌物，他表示，北京的空氣中不一定含有此類物質；美國大使館只對顆粒物的濃度進行監測，而沒有檢驗其中的化學構成。但卡希爾稱，在剛剛過去的這個冬天，北京顆粒物的濃度一直遠遠超過了他和同事2001年10月在曼哈頓下城所見到的情況。提到北京的監測數據，他說，「我很想看看北京污染物的化學構成。但污染達到了這種水平的話，任何物質都是有害的。你怎麼分析都沒用。」此外，「世貿中心最糟糕的日子只持續了幾周，而北京卻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地處於重度污染之中。」
自2002年以來，職業醫學專家、霍夫斯特拉大學北岸長島猶太醫學院(Hofstra University North Shore-LIJ School of Medicine)人口健康項目主任傑奎琳·莫林醫生(Dr. Jacqueline Moline)就一直在監測並治療世貿中心的應急人員。莫林醫生在談到「9·11」事件爆發兩周後，開始監測PM2.5濃度的時候表示，「從顆粒物的角度來說，平均而言，世貿中心的空氣要比北京的空氣安全。」她告訴我，那時世貿中心空氣的特點在於，「有很多複雜的混合物……不僅僅是顆粒物、簡單的空氣污染，或是通常與空氣污染有關的那些物質。世貿中心倒塌以及隨即燃起的大火不是典型的火災空氣污染，還夾雜著很多其他東西。有大量的塑料、電腦部件及金屬。」儘管如此，莫林還是稱北京的污染水平「簡直令人震驚」。她後來在一份郵件中解釋說，「PM2.5的問題是，這種顆粒物如此微小，以至於它們能夠深入肺部。總體而言，相對於這麼高的顆粒物濃度會造成損害這一事實，顆粒物的化學構成……已經不那麼重要了。」
當我問她，若要在天天唿吸北京的空氣與2001年10月唿吸世貿中心的空氣之間做出選擇，她寧願讓孩子唿吸哪種空氣時，莫林表示，「2001年10月，我會寧願讓他們唿吸世貿中心的空氣，而不是日復一日地唿吸北京的空氣。這部分是因為，我知道紐約的空氣會變好，而北京的空氣不會改善。」
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的內科醫生和環境醫學專家保羅·利奧伊(Paul Lioy)表示贊同，「（北京的）問題在於持續不斷。」利奧伊著有《灰塵：「9·11」事件後其角色的內幕》(DUST: The Inside Story of its Role in the September11th Aftermath)及《有毒空氣污染》(Toxic Air Pollution)。利奧伊對直接對比更為猶豫。當我問他會讓孩子唿吸哪種空氣時，他回答，「都不行……我不會讓我的孩子唿吸這兩種空氣中的任何一種……出於不同的原因，兩種空氣都非常糟糕……中國的空氣污染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持續處於極高水平。」
南加州大學凱克醫學院全球健康研究所(University of the Southern California Institute for Global Health at the Keck School of Medicine)主任喬納森·薩梅特博士(Dr. Jonathan Samet)說，「不能作這種簡單的基於質量的比較，」他表示，自己在過去20多年裡多次前往中國。「真正的問題是，」薩梅特說，「這些空氣污染水平遠遠超出了任何權威機構認定的健康上限，達到了發生災難的程度。」他提到1952年12月發生在倫敦的煙霧事件。在這場嚴重空氣污染事件中，倫敦的低溫天氣持續數日，促使燃煤量增加，導致約4000人急性死亡。
即便我採訪的一部分專家不願將世貿中心當作可與北京進行有意義比較的對象，但無人認為，北京的空氣品質好於世貿中心附近的空氣。同時他們都認為，與美國最臭名昭著的一些污染城市相比，北京的空氣品質更為糟糕。
楊百翰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的環境經濟學及空氣污染流行病學專家C·阿登·普普三世(C. Arden Pope III)估計，北京PM2.5的年均值介於80至120之間。《清潔空氣法》(Clean Air Act)實施之前的美國城市空氣污染數據有限。「我知道里弗賽德、洛杉磯、匹茲堡及布法羅以前的數據是35或40，」普普說，「這些地方的平均污染濃度以前都在30多、35左右，這些年來它們已逐漸下降。如今的濃度一般是20出頭。」
北京與美國城市近年數據的對比更加驚人。「我在洛杉磯的時候，發生了一些嚴重的森林火災，空氣品質可謂非常糟糕，但仍比北京平時的空氣品質好，」在北京工作的環境顧問史蒂文·安德魯斯(Steven Andrews)在郵件中寫道。「在那些火災期間，PM2.5水平達到了350。今年1月，北京的PM2.5濃度達到了600（24小時平均值）以上，某個小時超過了900。
就公眾健康而言，如此嚴重的污染意味著什麼？霍夫斯特拉大學的莫林醫生告訴我，如果北京不能迅速淨化空氣，那裡的約2000萬人口可能會「縮短預期壽命，造成很多本可避免的死亡。還會產生多得多的殘疾，構成巨大的社會成本。會有許多人罹患心臟疾病，喪失勞動能力」。
莫林看了北京今年1到3月份的PM2.5數據後說，「我不是那種擔心天塌下來的人，不過，北京似乎滿天是顆粒物。」
那麼，對於這種滿天的顆粒物，應當有什麼責任就相關危險警告民眾及其子女？與全世界的政客一樣，中共政府官員也許並不急於聲張國內問題，同時中國自身的空氣品質指數中不健康空氣的門檻高於美國EPA的標準。EPA本身在「9·11」襲擊過後受到多年的嚴厲批評，科學家和醫生，包括我採訪過的一些人，迫使該機構承認，在其多份報告中嚴重低估了世貿中心污染災害的程度，尤其是對於居民與現場清理人員所唿吸的空氣。
美國駐華大使館在其公共網頁上公布北京等五座中國城市的空氣品質小時讀數及圖表。不過，它目前僅提供過去24小時的信息，過後數據就會被移除。大使館副發言人何哲鑫(Justin Higgins)在電子郵件中這樣解釋，「儘管我們目前不向公眾散發歷史數據，但我們公布了每小時的數據。」由於24小時後就看不到，只能查看使館的Twitter帳戶，逐個帖子地查找每小時的數據。採訪專家的時候，我給他們看的數據就是這樣搜集來的，因為本文發表兩周前，我向美國國務院提出查看歸檔的公共數據，但他們僅提供了一部分。「我們正著手將所有的歷史數據在網上公諸於眾，並且希望很快有更多的當前數據可以分享，」希金斯寫道。這倒是會讓公眾更易於掌握趨勢。不過，這種易於獲取、且越來越「看得懂」的信息，也會讓在北京生活在更大程度上成為一種日復一日的心理糾結。
但是，就算信息更多了，還是有知情的人選擇在北京生活。今年8月4日，《紐約時報》駐京記者黃安偉(Edward Wong)寫了一篇文章，詳細描述了他如今每天都要面對的兩難，因為他讓妻子和年幼的女兒每天生活在這樣的空氣中，這裡的空氣也許不比2001年9月12日的世貿中心更糟，但也絕不會更好。
「在被派往中國之前，我在伊拉克做了三年半的記者。在那裡，外國記者們不停地談論各種可能致人死亡的方式——汽車炸彈、槍戰、被綁架後遭到斬首。我在這些威脅中活了下來，卻發現現在自己在揣測：生活在中國是否正對我和我的家人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害？這裡的環境危險太厲害了，而且其後果可能會在數年甚至數十年後才顯現出來。對年幼的孩子來說，這些風險更為顯著。」
為了突顯黃安偉的觀點，《紐約時報》給文章的配圖是北京的醫院裡一個嬰兒通過面罩唿吸的彩色大特寫。這張照片幾乎覆蓋了該報《星期日評論》的整個頭版，不可避免地讓人聯想到大使館屋頂上的讀數。
無人強迫我今年秋天重返北京。話說回來，它在中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不過排名第九。權衡一下——一方面是世界上最具吸引力、最欣欣向榮的國家，另一方面是構成最大威脅的環境污染——還是值得一去。因此，我即將再回去度過一個學期，把自己浸泡在全中式環境中——當然，除了食物、水和空氣之外。我回去的時候，會帶上充足的N95防護口罩和空氣過濾設備，以及更加堅定地使用它們的決心。
Emily Brill是一名記者，土生土長的紐約人，目前在北京學習中文。本文的所有報導都在美國國內完成。
本文最初在2013年9月11日以英文發表於中參館(ChinaFile)，這是亞洲協會(Asia Society)中美關係中心出版的在線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