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臨近，以吳敬璉為代表的多位經濟學家在9月14日的讀書會上為新一輪改革把脈，直言須「消除體制性障礙」，儘快構築市場產權制度，尤其是明確土地產權問題及平衡政府的權力制衡。
吳敬璉直言，「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已經提出了將近20年，但是到現在尚未成功，它的關鍵問題還是體制上的問題。」
體制改革進程中的阻礙，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不容忽視的危機。吳敬璉警示道，以宏觀層面為例，主要表現在於我國的資產負債率太高，若這種情況再不改變，將可能爆發系統性的危機。
經濟增長模式20年未破冰
經濟發展方式由「粗放發展」到「集約發展」的轉型，實際上是「九五」計劃期間(1996~2000)明確提出的要求。當時這項改革的要求，與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全面進行市場化改革的方案相配合。
吳敬璉認為，到了「十五」(2001~2005)期間，我國在「九五」的既有成績面前有所放鬆，提出了「堅持把發展作為主題」，「把結構調整作為主線」，要求「把調整產業結構與調整所有制結構、地區結構、城鄉結構結合起來，堅持在發展中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在經濟結構調整中保持快速發展。」
梳理上述改革路線可以發現，「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已經提出了將近20年，但是到現在尚未成功」。吳敬璉警示道，我國目前的宏觀與微觀經濟兩方面正開始顯現危機。
其中，微觀方面即表現為基本生存環境出現問題，「經濟增長的模式、增長方式並沒有轉型，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感覺到，我們生存的最基本的條件——土地、水、空氣，現在都出了問題。」
宏觀經濟方面則表現為資產負債率太高，而這種狀況若不改變，受到一種外來的衝擊或者是內部的某種衝擊的時候，就可能爆發系統性的危機，必須防患於未然。
吳敬璉指出，隨著資產負債率的日益攀升，一些地區出現的危機很快傳到其他地方，比如溫州、蘇南等地相繼出現的「跑路」事件，包括6月的錢荒，其實都是給人們發預警信號。
體制改革問題已到關口
為何我國經濟發展方式改革一直未能取得實質性進展？吳敬璉認為，關鍵在於體制上的問題未能得以解決。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以及體制改革是當今我國面臨的兩個主要問題，這兩個問題互相關聯。「政府仍然掌握了太多的配置資源的權力，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不但沒有加強，反而弱化了。後者就是把 GDP增長看作政績的主要標誌。所以，各級政府都要運用自己手裡配置資源的權力，去投資，用資源投入去拉動GDP的增長。」
這樣的變化跟當初設計的改革路線有所偏差，吳敬璉對這種經濟發展方式的止步不前表示無奈。「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的作用越來越大，有一句話大體上反映我們的狀況，就是各級政府都變成了准公司，書記是『董事長』，市長是『總經理』，他們決定發展什麼產業，運用什麼技術路線，支持哪些經濟活動。這樣一來，當然就不可能真正地實現轉變。」
在吳敬璉看來，我國的體制改革問題已到關口，「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制定改革的路線圖，而這個改革的路線圖是不是制定得好、能不能夠圓滿執行，就決定了我們這個轉型到底轉得過來，還是轉不過來。」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余永定在讀書會建議，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著力點應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第一，促進與科學相關的技術在國民經濟各領域中的運用，推動技術創新和產品升級；第二，大力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降低過高的交易成本；第三，運用通信技術提升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效率；第四，大力利用農村富餘勞動力從相對低效的農業向相對高效城市非農業的機會轉移，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