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 > 人物 > 正文

習仲勛向齊心「求婚」:一件大事來到了

2013年10月15日,是習仲勛誕辰100周年紀念日。齊心是習仲勛的夫人,河北高陽人,1926年出生。1939年,齊心隨姐姐來到山西屯留「抗大」,成為一名八路軍戰士,此後到延安學習。1943年,她在綏德師範做學生工作時,與習仲勛相識,次年結婚。

齊心曾經自述婚姻往事:如果把人生比作長河的話,我和仲勛相伴58年(1944年4月----—2002年5月),可算是度過大半輩子了。儘管我在仲勛同志身邊工作的時間不長,但是在那些可數的時日裡,值得回憶的往事依然很多很多……這年冬天,就在習仲勛同志去延安開會之前,他正式向我談到了婚姻大事,並說:「一件大事來到了」,「我一定要解決好」。仲勛同志曾讓我寫一個自傳直接交給他。當時的我,用我姐姐齊雲的話說:「我妹妹是一張白紙。」因此,我的「自傳」也就相當的簡單:「1939年3月18日,我由姐姐齊雲親自送到抗大一分校(當時在太行山晉東南抗日根據地)女生隊學習,半年後畢業。先是被分配到長治幹校婦干隊任指導員,後回抗大一分校留守處任總務處文書,不久因抗大總校合併,我便在校部總務處、衛生處任文書。40年冬經何長工批准到延安學習。1941年春進入中央黨校學習,秋季因參加黨校征糧工作被派回隴東,征糧結束,1942年春回到延安。

我要求學習文化,所以被派到延安大學中學部學習。43年春天來到綏師。1943年8月14日入黨,因在1939年夏季反掃蕩運動中表現勇敢、堅定,儘管不夠年齡,組織上還是批准了我的入黨請求(六屆六中全會決定18歲才能入黨),40年秋季反掃蕩後,我被提前轉為正式黨員。」有趣的是,當仲勛看到我的自傳中寫到我為早日參加革命隊伍,曾盲目地從家裡偷跑過兩次,而兩次都被父親抓了回去時,他笑了起來,說:「我年輕的時候也和你一樣。」但在當時,我卻對仲勛同志的歷史很不了解,他只輕描淡寫地告訴過我,「他是陝甘蘇區創建者中最年輕的一個」。不久,經組織批准,我和仲勛同志在綏德結婚了。1944年4月28日,星期六,在綏德地委後院的一個窯洞裡,舉行了我們的婚禮。這天上午各方人士來了許多,都向我們表示慶賀。婚禮上,我和仲勛及幾位來賓同桌吃了一餐飯。這在當時的條件下,可算得上是很隆重的婚禮了。

婚後,仲勛同志對我說:「從此以後,我們就休戚相關了。但是,我不願意陷在小圈子裡。」我理解他的意思,因為我知道他的擔子很重,在艱難的歲月里,不應該要求他過多關照我。同時,我也是一個很自信的人。不久,這一年的夏天,我在綏師剛畢業,就去農村基層工作了。第二年(1945年),仲勛在「七大」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繼而又調任中組部副部長、西北局書記。而我仍在農村基層工作,直到解放後,我才回到西北局機關政研室農村組擔任研究員工作。

1949年3月1日,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出世了,仲勛同志的秘書黃植同志立即電告正在西柏坡參加七屆二中全會的仲勛同志,慶賀我們得了一位千金。她就是由我母親親自取名為「橋橋」(她出生在延安橋兒溝中央醫院,原魯迅藝術學院駐地)的女兒。二中全會結束以後,仲勛跟隨毛主席進入北平,並參加了入城式。這一次,他還幸運地見到了我的父親(原傅作義部隊起義人員)以及我的姐姐齊雲。仲勛同志非常愛女兒,工作之餘常常把未滿月的橋橋抱在懷裡,記得有一回,一不留神孩子拉尿了他一身,見此,我尷尬得不知所措,仲勛卻笑著說:「子屎不臭,子屎不臭。」

1952年秋,仲勛先到了北京,任職中宣部長,我帶著橋橋和安安(尚未斷奶的小女兒)於年底來到北京,一家人終於團聚了。1953年,我們把4歲的橋橋送入了北海幼兒園,原因是我已在馬列學院學習,照顧不了孩子。可是,每當周末結束往回送孩子時,橋橋就會哭個不停,有一次竟哭暈在爸爸的懷裡,但等她一緩過氣來,仲勛同志還是送心愛的女兒去了幼兒園。仲勛同志為了照顧我能安心工作和學習,我們的小女兒安安是靠吃奶粉長大的。仲勛同志一貫支持我的工作和學習,從不要求我犧牲個人來專職照顧家庭。

來京後,我又生下兩個男孩兒,一個取名為近平、一個取名為遠平,他們都是10個月就斷奶送回家,由父親仲勛照顧。當有人稱讚仲勛是一個好爸爸時,仲勛便風趣而又豪邁地說:「我不僅是個好爸爸,而且是個好丈夫。」也許是與解放前我一直在農村做基層工作,解放後又先後在農村、馬列學院學習,在中央黨校工作離家又遠,和家人在一起活動時候特少有關係,以至於有人誤以為仲勛同志對我不關心,不像其他人那樣無微不至地照顧妻子。但是,作為妻子的我,心裡十分理解丈夫的良苦用心,他這是鼓勵我自強自重,希望我能成為對黨的事業有用的人。所以,無論別人怎麼想,我心裡是有數的,我覺得一個丈夫能做到如此,是需要有博大胸懷的。

我在馬列學院學習後被留在中央黨校工作,單位離家較遠,所以和家人總是離多聚少,尤其是在孩子們放寒暑假時,我更是管不了他們。儘管每個星期天晚間去上班時,我都是伴著孩子們依依惜別的「媽媽再見!媽媽再見!」聲離開家的,但我卻從沒考慮過是否和孩子們多呆上一會兒,甚至是否調換一下工作,離家近一些。那時,我心裡想的就是服從組織安排,不能耽誤工作,甚至孩子患了重病,我也沒有請過假,而對於時任副總理兼國務院秘書長職務的仲勛同志來說,他寧願在業餘時間多照管孩子們一些,有時還要給四個孩子洗澡、洗衣服,那時我們的孩子都在住校或全托,這期間家裡沒有請保姆。對此,他視之為天倫之樂,尤其是當孩子們與他摔打著玩時,總是仲勛同志最為開心的時候。

我工作在頤和園附近的中央黨校,家卻住東城區。因此,我每周末回家一次,等到了家多已是8點鐘了,星期日晚上還趕回單位上班,也就不能和仲勛一起參加周末的文娛活動了,常常是他獨自帶著孩子們去參加周末活動。周恩來總理十分關心仲勛(仲勛同志任國務院秘書長長達十年之久,可以說多數時間都是和周總理在一起的),每當見到仲勛獨自帶著孩子們參加活動時,總理就要問:「怎麼見不到齊心同志呢?」後來,在一次節日晚會上,我見到了周總理,他一見到我就高興地說:「哪裡像35歲、4個孩子的媽媽呢?」並決定讓我參加外事活動。但我只在此之後陪同仲勛同志參加過一次接待蒙古總統澤登巴爾夫婦的外事活動,以後也很少參加涉外活動。直到如今,我還沒出過國,連港澳也沒去過,最遠只去過深圳沙頭角。

在得知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之後,仲勛同志恢復工作的心情十分急切。黨的「十一大」召開之後,仲勛便給黨中央寫了一封信,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繼續為黨工作的請求。與此同時,我在女兒橋橋的陪伴下,多次往返於北京、洛陽之間,我們多次找過王震同志,他非常關心仲勛的「問題」,結果,還是王老第一個出面為仲勛恢復名譽說了話。隨後我們也找到了胡耀邦同志和葉帥。我第一次見到耀邦同志時,他從資歷、經驗、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幾方面稱讚了仲勛同志,而葉帥則是堅決支持仲勛出來工作。仲勛於1978年2月22日作為全國政協特邀委員出席了五屆全國政協會議(恢復了黨籍),同年4月初便被恢復了工作。在小平同志和仲勛談話之後,中央決定派仲勛同志去廣東工作,「把守南大門」(耀邦同志原話)。

仲勛恢復工作後,我由在清華讀書的兒子近平陪同先去河南洛陽辦理手續,後又在萬里同志邀請下隨廣東省黃靜波副省長去安徽取經,學習農村經濟政策。當萬里同志談到仲勛在廣東面臨的形勢時,十分關切。尤其是當他得知仲勛隨行沒有帶一名幹部的時候,急得拍了大腿。仲勛由於受命倉促,中央領導同志決定讓我們的女兒橋橋陪同爸爸前往廣東。當時廣東所面臨的形勢是很嚴峻的。我在去廣東之前,耀邦和李昭同志請我們去他家吃了一頓飯,並囑託我轉告仲勛同志,要調動幹部的積極性,抓好副食,特別是青菜。廖承志同志也約我去過家裡,專門和我談關於廣東省的華僑政策問題,要肅清「海外黑關係」等「極左」遺毒造成的不良影響。他曾提到海關把得過緊,有的華僑進關連襯衫多幾件也不行,這樣怎麼行?總之,領導們都很關心仲勛到廣東的工作。

為了不負中央的重託,讓廣東人民儘快過上好日子,充分利用廣東毗鄰港澳的優勢,仲勛和廣東省委省政府一班人,在大刀闊斧地抓緊落實政策工作,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和歷史遺留問題的同時,積極推行改革開放。在農業上,叢化試辦了責任田,工業上肯定了清遠縣的擴大企業自主權的經驗。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為了讓廣東能夠大干快上,他向中央為廣東省要來了「先走一步」的政策。1979年7月19日,中央批准了出口特區在珠海、深圳試辦,由此為廣東經濟特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在我和仲勛同志相伴的日子裡,我一直把他對我說的「工作好、學習好,一切事情都處理好」當作人生的座右銘。年輕的時候,我對他的這三句話不能完全理解,有時甚至感到太抽象。可到了現在,回想起仲勛同志的話來,才深深地領悟到了這些話的含意。我覺得能夠和我崇敬的師長、丈夫和摯友----—習仲勛同志生活在一起,過一輩子,是無比幸福的。

責任編輯: zhongkang  來源:南國都市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本文網址:https://tw.aboluowang.com/2013/1018/3423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