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鄧小平、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自左向右）
曾任胡喬木、陳雲秘書，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朱佳木所著《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一書，透露了一些珍貴的歷史片斷。據曾近距離地接觸了一些高層決策過程的朱佳木介紹，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議題中途發生違反主持人（華國鋒）意願的改變，在黨史、國史上極其少有。會議批評焦點對準四位政治局委員，他們四人兩年後辭職。
會議中途「離題」在黨史、國史上極少有
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情況，已有不少公開出版的書從不同角度作了不同程度的披露。會議的地點在北京京西賓館。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代表是212人，參加三中全會的代表是281人。兩個會都分為6個組，即東北組、華北組、西北組、中南組、華東組和西南組，但人員構成不完全一樣。
我感到這兩個會議有三大特點——
一是議題中途發生違反主持人意願的改變。中央工作會議原來宣布有三個正式議題，即討論《關於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商定1979年、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學習李先念同志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只是在進入正式議題前，先用兩三天時間討論工作著重點的轉移問題。但與會的絕大多數代表實際上主要討論的是一些重大的歷史遺留問題、對幾位中央負責同志的意見、真理標準討論中暴露的問題和中央人事調整問題，並且都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最初的動議也只是為了成立中紀委和通過中紀委領導班子的組成，但實際上變成了確認工作會議成果和充實中央領導機構的會。
二是持續時間長。中央工作會議11月10日開始時宣布會議準備開20多天，間隔一段時間，在12月10日再開全會。結果，工作會議結束時間一延再延，實際開了36天。
三是氣氛熱烈、活潑，真正做到了代表們暢所欲言、言無不盡，簡報有聞必錄、及時詳盡。
就我所知，同時具有以上三個特點的會議，在我們黨史、國史上即便不是絕無僅有的，恐怕也是極其少有的。
鄧小平說：不能老是說什麼都是「四人幫」搞的
在粉碎「四人幫」後的一段時間裡，華國鋒同志也是重視抓生產的。但由於「左」的思想的禁錮和歷史的慣性，他當時在指導思想上一方面急於求成，造成經濟工作中的冒進和國民經濟的重大比例失調；另一方面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提出「抓綱治國」，在安排工作時還是把重點放在政治運動上。
1978年9月，鄧小平同志在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朝鮮後，路過東北，先後視察了黑龍江、吉林、遼寧和瀋陽軍區，一路走一路講要重視發展經濟的問題。回到北京，鄧小平同志於10月3日下午找胡喬木、鄧力群、于光遠三人去談話，請他們幫助修改由其他人為他準備的代表中央在工會九大的致詞稿。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把話講得更清楚了，他說道：現在到了這麼個時候，「四人幫」當然要批，但不能老是說什麼都是「四人幫」搞的。現在有些事將要考核我們自己的幹部，批了「四人幫」還搞不好，總得整一下自己吧，總得問一問領導人、領導班子是不是可以吧。外國人有個議論說，你們什麼都歸罪於「四人幫」。歸罪於「四人幫」還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以後一直都歸罪於「四人幫」的干擾破壞。我想從這個講話開始，講一下這個道理。……我們要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那麼就要問「底」在哪裡？現在可以暫時不說。
工作重點轉移絕非三中全會的臨時動議、心血來潮，而是從1975年開始就在黨內反覆醞釀，並且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時機逐漸成熟的決策。
批評焦點對準四位政治局委員
關於個別中央領導同志的錯誤問題，這個問題也是會上談的最多的問題之一。從發言看，大家的意見主要集中在四位政治局委員身上。
早在11月12日，呂正操同志談到天安門事件時就說：少數人進了政治局，「一入局門深似海，從此群眾是路人」（他這個話是從唐人崔郊的詩句「一入侯門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轉化來的——筆者注）。舉旗不前進，把旗當幌子，實際上是砍旗。他還說：中央專案組「三辦」對一些案件奉命保密，這是替林彪、「四人幫」保密，建議將中央專案組一、二、三辦交中組部。
李人林同志說：政治局的同志不都是那麼強，有的不令人信服，毛遠新那麼個毛孩子為什麼成了東北的太上皇？有的人插手河南，把河南搞亂了。新疆、北京搞成這個樣子，能使人信得過嗎？有些有能力的同志進不了政治局，有的人既無功勞也無能力，為什麼一定要搞成政治局委員？現在要整頓領導班子，中央可不可以整頓一下，個別同志是否可以整頓一下？能上能下嘛！
萬里同志說：活著的個別高級領導人幹了錯事壞事，必須作自我批評，不要欠帳。呂正操同志插話：你指的是紀登奎，說明白點兒。萬里說：對，就是指他。
段君毅同志說：群眾反映河南問題在上邊，上邊就指紀登奎。「四人幫」倒台後，紀給造反派通風，讓他們表態，河南人說「心有餘紀（悸）」。
紀登奎同志在中南組檢查後，大家面對面給他提意見。
許世友同志說：你是造反起家，進了政治局，官不小了，還搞什麼名堂。
鄧穎超同志說：你的檢討很壞，避重就輕，應把十年來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風、立場上與「四人幫」是什麼關係說清楚。建議中央也要查清，一批二保三看。有同志說你是翻雲覆雨的政客，你今後還是政治局委員，希望警惕，不要利用權位報復我們。
谷牧同志說：檢查太不像樣，鼓掌的手舉不起來。
廖承志同志說：外交部有反總理和陳老總的逆流，但卻捂蓋子，有你的帳，而且是相當大的帳。
另外，一些同志在發言中表示了對個別中央領導同志壓制民主的不滿。
譚震林同志說：羅瑞卿出國前到我那裡，談了一個小時，流了淚，說中辦、國辦要整頓，中央專案組一、二、三辦要撤銷，否則是定時炸彈。說到黨史問題，羅說陳雲、聶帥寫了第二次國內戰爭的材料，大革命時期知道多一點的只有葉帥、小平和聶帥了，要抓緊寫。有人提出，搞「兩個凡是」就是想篡改黨史，搞「四人幫」那一套。
姚依林同志說：從去年工作會議後，幾次會上的簡報組都耍手法壓制民主。去年3月工作會議上，不少人提出天安門事件問題，沒登簡報。十屆三中全會討論十一大的政治報告稿，我和方毅、陳國棟看到裡面還批「唯生產力論」、宣傳「全面專政」，提了系統意見，而簡報組卻把它們分割成具體條文的修改意見，弄得面目全非。這次會上，又有扣發簡報和隨意修改發言的事。還有一個手法，就是拖到會議快結束時把簡報一齊發出去，然後很快收回來。極不正派，違反黨章。
程子華同志說：十一屆一中全會，我揭發紀登奎等人，沒出簡報。前幾天，我批紀的簡報又有好幾天沒出，我問簡報組，說是送主席、副主席傳閱去了。建議給華主席寫個報告，這樣做叫什麼民主？
王必成同志說：中南海修房子，不准下面搞，中央為什麼帶頭搞？
黃新廷同志說：有人兼職過多，現在黨內有黨，軍內有軍。劉震同志接著說：現在還兼警衛局長，能否不兼？
王平同志說：兼中辦主任、警衛局長與中央副主席職務不相稱。
耿飈同志說：搞唯心主義、形上學的人總要暴露。有的中央領導不敢出門，一出門就警衛森嚴。狄托常常一個人上街。
李人林同志說：建議整頓中辦、中宣部、《紅旗》雜誌社、毛澤東著作辦公室，這四個部門問題最多。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受批評的四位政治局委員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檢查，有的還提出了辭職的請求。後來，在1980年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根據黨內外廣大群眾的意見，批准了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等四位政治局委員的辭職請求，決定免除和提請免除他們所擔負的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
華國鋒說：不要提「英明領袖」，稱同志好
閉幕會後，工作會議並沒有馬上結束，而是又開了兩天，分組討論中央領導人在閉幕會上的三個講話。胡喬木同志在發言中，借華國鋒講話中的一段話，作了一篇大文章，而且把這個意思寫進了公報，形成了三中全會的又一個成果。華國鋒同志的那段講話是這樣說的——
還有一件事情，向同志們講一下，黨中央是集體領導，希望今後各地區、各單位向中央作請示報告的時候，文件的抬頭不要寫華主席、黨中央，只寫黨中央就可以了。中央黨政機關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辦理，也不要提英明領袖，稱同志好。希望文藝作品多創作歌頌黨、歌頌老一輩革命家與工農兵英雄事跡，不要宣傳我個人。
胡喬木在第二天的分組會上發言說——
華國鋒同志在閉幕會上講話時說到對他個人的提法問題，這在黨的生活中看起來是件小事，實際上是件很大的大事，涉及的不簡單是個形式問題，而是黨的生活的準則和秩序問題。毛主席在解放初期說過，如果要提個人，一定要把個人放在黨組織之後，個人無論如何不能超過黨。就是說，要講黨中央毛主席，不能把次序顛倒過來。就我記憶所及，文化大革命前似乎一直是這樣做的。後來變了，在一段時間裡，甚至不存在黨中央，至少不存在黨中央政治局，只有毛主席了……以後不講「華主席黨中央」，只講黨中央或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這樣講完全符合黨的原則，是撥亂反正，恢復黨的生活正常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