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國民營企業家感受寒意。湖南企業家曾成傑因非法集資罪被判死刑，讓企業家對財富和人身安全備感焦慮，一場圍繞「在商言商」的討論讓政商關係成為敏感話題。企業家群體的擔憂，既呼應又加深了整個社會的不安全感。中國企業家如何看待生存環境的變化，又該如何應對?
在FT年度中國高峰論壇上，中國民間智庫——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秋風，用一句「中國精英階層的深層焦慮」，再度開啟一場聚焦企業家安全的討論。他在開場即用一句話概括了企業家群體當下的心態：「不安全是中國企業家階層，甚至可以說是中國的精英階層今年最切身、也是最難以言說的一種感受。」
因一句「退島聲明」而點燃「在商言商」大討論的企業家王瑛，也被請到了論壇現場。回顧兩個月前與聯想創始人柳傳志的那場爭論，她說：「我覺得中國企業家的狀況不會因為我說了什麼變好或者變壞，無非是有了一次公開的討論而已。」作為一名多年從事實業和中長期投資的民營企業家，王瑛認為，是最近幾年重慶發生的「掃黑」行為，讓她意識到企業家面臨的嚴峻形勢。
王瑛對中國民營企業家生存狀態並不樂觀。她將中國企業家的生存狀態歸為三類：與狼共舞(與地方政府合作合謀分享利益);用腳投票選擇移民或者離開中國;在權力經濟的格局下去尋找市場、探尋市場空間。而在這三種選擇中，「真正能夠還抱有希望，去努力爭取企業的市場空間的，已經不多了。」
面對企業家的現狀和王瑛的不樂觀，美通無線董事、「2005委員會」常務理事王維嘉作為一名成功的創業者，給出了一個可能的破解之路：法治。王維嘉說：「一個法治國家，對所有的人都有一個同樣的法制標準來做，企業家就沒有更多的要求。比如說美國，每天都有企業家被抓起來，比如金融犯罪欺詐等等，大家相信這個司法系統是一個公正獨立的，一定會給出公正的審判。矽谷也經常有被抓的，但沒有企業家因為有人被抓就覺得自己不安全……對一個社會長治久安最重要的是對基礎價值系統和司法系統建立最基本的信任。我希望中國能給企業家們一個公正的、嚴格按照司法要求的待遇，這樣做就能給企業家一個信心。」
《創業家》雜誌社社長、創始人牛文文對此則更為樂觀一些。他說「企業家階層的出現是中國市場經濟成功的必然要素之一……我們國家沒有富到什麼程度，創造財富還是主流。鄧小平理論不過時，要讓中國人民都有機會開始創業分享財富，這個是對的，當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年和中年還有老年都去創業，現在的企業家們就是我們的榜樣。」他對創業者和創業本身的信仰也支撐了他對這個社會環境的判斷。他說：「我相信創業者應該是中國最可愛的人，是中國社會最大的良民，只要創業以後一定是走正路、走遠路，君子不立於危牆。我們都是小人物，不要讓奮鬥者吃虧是價值觀，不能讓創業者害怕，只要有這個環境就很好。」
「君子不立於危牆」。論壇上的另一位嘉賓恐怕對這句話最心有戚戚。陳九霖，這位曾經的央企領導人，因中航油巨虧事件入獄後又東山再起的前「航油大王」，如今變身為一家民營投資公司董事長。他的雙重身份讓他對中國企業家生存的整體狀況有著更為深刻的理解。
陳九霖在談到國企企業家的境遇時說：「國企也有國企的難處，也不是說那裡就是人間的天堂，我的事例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在國有企業上面有領導，這些領導有時候也是不敢承擔責任的、甚至要挑剔的領導。所以要搞好國有企業做一番事業，首先還是要做出一些自我的犧牲，包括天天跟人家去喝酒、去接待……國有企業是另外一個環境。你不貪污不受賄，環境是不是相對於民營企業家好一點我不知道，但是他有另外一方面的壓力。」
對於要不要「在商言商」，他說：「首先企業家也好企業人也好，本身是一個人，人你要表達觀點和思想，有自由交流的權利，這種權利不能被剝奪......第二個是企業家要比普通的工人農民受的教育程度高一點，見世面的機會多一點，你更應該表達你的觀點和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你都不敢講話，社會會變成什麼樣的氣侯?從明哲保身的角度來講，人人自危、人人自保的時候實際上是保不了。」
在討論最後，陳九霖引用了美國波士頓猶太人屠殺紀念碑上的一句話：「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然後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後來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後，他們沖我來了，卻已經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了。」
對中國不健全的政商關係，短短一個小時的討論顯然無法求解，但嘉賓們一致認為，政商雙方都有責任。秋風說，中國讓企業家陷入巨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中，政府要承擔主要責任，但企業家也有責任。王瑛表示贊同。她說：「企業的經營環境不全靠別人給我們，有很多的事情需要自己去建設，這種建設其中包括博弈，博弈就不會只有『是』，一定會包括『不』。」
在參加討論的嘉賓看來，中國的政商博弈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治權力的意志。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在即，嘉賓們被問道對這次會議釋放的改革信號有什麼期許。陳九霖：「希望有一個更加親商的環境。」王瑛說：「看他們給民間和市場是不是放出了空間。」牛文文希望「未來能讓年輕人都有機會公平地開始自己的創業」。王維嘉的回答十分簡單：「建設法治國家」。
企業家群體的焦慮，從一個側面折射出整個中國社會對政府治理能力信心的缺失。這種廣泛的不安和不信任，將考驗中國執政者的改革意志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