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先生在香港以「人性,文化,制度」為題演說時,以深沉的憂患意識指出:中國的教育制度,從幼稚園到大學,都是傳授完全扼殺人的想像力與創造力的極端功利主義。她說:再不改,中國人種的退化過程,就會像土豆一樣,逐漸弱化生命力。教育經60年的黨化與奴化,已完全異化;再加上近30年的錢化,一切向錢看齊,更近乎質變。出人才的高等學府,已異化為賣文憑的公司;生產精英的搖籃,蛻變為宵小之徒的胎盤。大學裡公然宣布希麼「三不要」、「五不准」、「七不講」,豈非在繼承以思想牢籠圈住人的思維,仍在把人才向奴才打造嗎?長此以往,中國人種能不退化嗎?
舉世話中國人權,憂中國人權,從北大夏業良教授被逐出講壇,許志永博士因發起新公民運動被逮捕判刑,再議到維權的上訪潮風起雲湧。最近,83歲的資中筠先生,她在香港以「人性,文化,制度」為題演說時,以深沉憂患意識,又卓識遠見地憂中國人種的退化了。她針對中國的教育制度,從幼稚園到大學,都是傳授完全扼殺人的想像力與創造力的極端功利主義來提出的。她說:再不改,中國人種的退化過程,就會像土豆一樣,逐漸弱化生命力。
她這警世之言,正觸動我心病,也直指當今教育的沉屙。社會的癥結,已不僅是學者的憂慮,且是民眾的共識。今天,僅從經濟移民、政治移民與近來陡升的生態移民潮里,還早就存在的教育移民潮看,毛澤東當年浪漫地寫詩歌詠的「江山如此多嬌」的中國,已變成「江山如此糟糕」了,能以GDP的數字、「偉光正」謊言的油漆掩蓋嗎?
對中國民教育育存在的弊病與危機,有識之士在輿議,有大學校長也在牢騷,顯然,教育經60年的黨化,已在異化,再加近30年的錢化,更近乎質變。出人才的高等學府,已異化為賣文憑的公司;生產精英的搖籃,蛻變為宵小之徒的胎盤。且不以為恥,還大言製造出來的大學生,是有史以來最多的時期,實是產偽劣與賣文憑最多的朝代。資中筠先生說這種教育制度不改,人種會退化,看得比多少人深遠,有的人還只從不出大師垢病,她是從民族素質在耽心了。
我家三代人從事教育,所見識與感觸的教育沉屙,早己年深月久,也就藉此人種退化命題,一抒心中積鬱的騷怨:教育關係國家民族的未來,應是開發莘莘學子想像力與創造力的機制,不應是打造某一黨派可利用工具的車間,或稱可靠接班人的打造。中共60年,把專制延伸到教育,實踐已反覆證明:這種教肓體制,就只出奴才,難出人才。教育盡培訓出以主子思想為思想,以主子好惡為好惡的奴性,還可能有想像力去探究,有創造力去發明嗎?在學校,奴才學生的思想,被圈在教師被審核教材的柵欄里,在單位,奴才職員的思想,又圈在官員的喜怒好樂中,中國文化大革命那10年,8億人的思想,還圈在那本《毛主席語錄》由275條話語做的鐵欄中。最近,大學裡宣布的什麼:「三不要」、「五不准」、「七不講」豈非在繼承以思想牢籠圈住人的思維,仍在把人才向奴才打造嗎?
共黨在教育領域經營的奴才工程,早在1952年就開始了,既進大學去改造教師思想,又以專制權力破壞教育結構,院系被支解,學科被取締,教材經審定,文化學府被黨轉化為黨團控制的洗腦營,教授治校傳統變成黨棍外行組成的黨委治校。再經肅反與反右運動,圍勦異見異色思想,扼殺思想活躍的精英師生。1958年的生產大躍進,教育也躍進,躍到顛倒是非與常識,教授編寫教材,改由無學識的學生集體編寫,稱此荒誕事叫打破反動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知識壟斷。甚至,有知識就等於反動,毛語錄就有:「知識越多越反動」之說。以致文革中,大學只招缺知少識的工農兵,他們認為這是培養奴才最好的坯料了。今天,這類料坯仍在表演其奴性邀寵於權力,不仍從中國社科院李慎民等奴才筆桿,在表演紅色沉渣的泛起嗎?有人還感嘆中國民教育肓不出大師,卻看不到被這類紅色沉渣代代湧出代替,它們把大師的幼芽已覆蓋得窒息以致夭折了。而資中筠先生看到的中國人種退化問題,就更是難出人才的癥結,也是從學校到單位,為何馬屁精如蛆蠅般湧出。使人才無立腳之地的根源了。
在共黨的辭典里,人,與奴隸主看人類似,奴隸主說人是為會說話的工具,他們認為人是打江山的工具,打下江山,又是他坐江山的工具。知識份子,人文的,是造謊言麻醉民眾的工具,科技的,是擴大生產力包括製造核武器的工具。他們只有功利價值。既無文化與文明價值,當然缺失真善美價值,人性,怎不異化?人心,怎不獸化?人種,怎不退化?尤其用只講功利的黨性改造黨員的人性,黨員壟斷了官吏職位,中共效秦始皇「以吏為師」不以學高為師,不以身正為范,毛時代的成功人士,是會整人,鄧時代以來的成功人士,是會整錢。人的良知良心,在這整人與整錢中,整黑了污了,不正是資先生所見所憂中國人種退化現象嗎?因此,這共黨的黨性,叛逆人性,怎不輕賤人權,蔑視民權呢?
功利價值在學校,學科學沒有科學思想,只學到科學附產物技術,就難出科學家,只出有科技知識的手藝人,仍然是為專制權力服務的高級工具,即便能造核武,也是他們的戰爭工具。當年共黨院系調整的目的,廢通才教育為專才教育,就是從基礎廢了自主獨立研究的能力,只能變螺絲釘與部件,在權力者支配與組裝中狹得服務。因此,就很難產生學術界的思想家與科學家,也難有比爾.蓋茨、福格斯一類發明家了。
專制極權的教育制度學校把學生進行工具化與奴化的改造,使學生成為黨的馴服工具。哈工大前校長王樹國稱大學生全面扼殺了創造力與想像力後,都成了機器人。機器人,不仍然是工具麼?機器人的行為,不仍是由主人手上的軟體操控嗎?這一現象,實際上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泛濫過,毛澤東用他那冊語錄小紅書做軟體,裝塞進人的頭腦,1966年紅八月紅衛兵那些瘋狂打殺,把校長卡仲耘也活活打死,豈非人被工具化與奴化後,人性惡化人種退化的例證嗎?今天,流傳在人們口裡與網上的一個名詞:「腦殘」毛澤東發動的文革,這種被專製得頭腦扭曲成殘廢的事,罄竹難書,打死校長、教師夠令人驚恐了,我老家有母親阻兒武鬥,兒打死媽的腦殘之事。而兩年前薄熙來在重慶重演文革,不是傳媒把唱紅歌中腦殘現象,作為先進典型宣傳嗎?那個媽將死也不顧要奔紅歌舞台的,稱唱紅歌唱好癌症的,都是典型的腦殘,而傳媒的那些把此腦殘作先進事績吹捧的記者編輯,不更腦殘嗎?中國從專制下製造腦殘運動,從毛澤東開始到今天未已,中國人種難道不是在退化嗎?
何況,用互鬥互害的機制,社會形成崇尚暴力的叢林法則。在人被奴化中必然使小人得志,君子遭殃,構成劣勝優汰機制。從高層到基層,都講不擇手段達到成功目的,許多道德倫理的行為底線,能不被突破嗎?早在近40年前,北島的警世詩:「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就揭示了這專制極權制度的荒誕。現在,資中筠先生再發出警世醒世之論:憂中國人種在退化,中國人被專制製成劣質人種,腦殘民族,還侈談什麼民族復興,中國崛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