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先生在香港以「人性，文化，制度」為題演說時，以深沉的憂患意識指出：中國的教育制度，從幼稚園到大學，都是傳授完全扼殺人的想像力與創造力的極端功利主義。她說：再不改，中國人種的退化過程，就會像土豆一樣，逐漸弱化生命力。教育經60年的黨化與奴化，已完全異化;再加上近30年的錢化，一切向錢看齊，更近乎質變。出人才的高等學府，已異化為賣文憑的公司;生產精英的搖籃，蛻變為宵小之徒的胎盤。大學裡公然宣布希麼「三不要」、「五不准」、「七不講」，豈非在繼承以思想牢籠圈住人的思維，仍在把人才向奴才打造嗎?長此以往，中國人種能不退化嗎?
舉世話中國人權，憂中國人權，從北大夏業良教授被逐出講壇，許志永博士因發起新公民運動被逮捕判刑，再議到維權的上訪潮風起雲湧。最近，83歲的資中筠先生，她在香港以「人性，文化，制度」為題演說時，以深沉憂患意識，又卓識遠見地憂中國人種的退化了。她針對中國的教育制度，從幼稚園到大學，都是傳授完全扼殺人的想像力與創造力的極端功利主義來提出的。她說：再不改，中國人種的退化過程，就會像土豆一樣，逐漸弱化生命力。
她這警世之言，正觸動我心病，也直指當今教育的沉屙。社會的癥結，已不僅是學者的憂慮，且是民眾的共識。今天，僅從經濟移民、政治移民與近來陡升的生態移民潮里，還早就存在的教育移民潮看，毛澤東當年浪漫地寫詩歌詠的「江山如此多嬌」的中國，已變成「江山如此糟糕」了，能以GDP的數字、「偉光正」謊言的油漆掩蓋嗎?
對中國民教育育存在的弊病與危機，有識之士在輿議，有大學校長也在牢騷，顯然，教育經60年的黨化，已在異化，再加近30年的錢化，更近乎質變。出人才的高等學府，已異化為賣文憑的公司;生產精英的搖籃，蛻變為宵小之徒的胎盤。且不以為恥，還大言製造出來的大學生，是有史以來最多的時期，實是產偽劣與賣文憑最多的朝代。資中筠先生說這種教育制度不改，人種會退化，看得比多少人深遠，有的人還只從不出大師垢病，她是從民族素質在耽心了。
我家三代人從事教育，所見識與感觸的教育沉屙，早己年深月久，也就藉此人種退化命題，一抒心中積鬱的騷怨：教育關係國家民族的未來，應是開發莘莘學子想像力與創造力的機制，不應是打造某一黨派可利用工具的車間，或稱可靠接班人的打造。中共60年，把專制延伸到教育，實踐已反覆證明：這種教肓體制，就只出奴才，難出人才。教育盡培訓出以主子思想為思想，以主子好惡為好惡的奴性，還可能有想像力去探究，有創造力去發明嗎?在學校，奴才學生的思想，被圈在教師被審核教材的柵欄里，在單位，奴才職員的思想，又圈在官員的喜怒好樂中，中國文化大革命那10年，8億人的思想，還圈在那本《毛主席語錄》由275條話語做的鐵欄中。最近，大學裡宣布的什麼：「三不要」、「五不准」、「七不講」豈非在繼承以思想牢籠圈住人的思維，仍在把人才向奴才打造嗎?
共黨在教育領域經營的奴才工程，早在1952年就開始了，既進大學去改造教師思想，又以專制權力破壞教育結構，院系被支解，學科被取締，教材經審定，文化學府被黨轉化為黨團控制的洗腦營，教授治校傳統變成黨棍外行組成的黨委治校。再經肅反與反右運動，圍勦異見異色思想，扼殺思想活躍的精英師生。1958年的生產大躍進，教育也躍進，躍到顛倒是非與常識，教授編寫教材，改由無學識的學生集體編寫，稱此荒誕事叫打破反動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知識壟斷。甚至，有知識就等於反動，毛語錄就有：「知識越多越反動」之說。以致文革中，大學只招缺知少識的工農兵，他們認為這是培養奴才最好的坯料了。今天，這類料坯仍在表演其奴性邀寵於權力，不仍從中國社科院李慎民等奴才筆桿，在表演紅色沉渣的泛起嗎?有人還感嘆中國民教育肓不出大師，卻看不到被這類紅色沉渣代代湧出代替，它們把大師的幼芽已覆蓋得窒息以致夭折了。而資中筠先生看到的中國人種退化問題，就更是難出人才的癥結，也是從學校到單位，為何馬屁精如蛆蠅般湧出。使人才無立腳之地的根源了。
在共黨的辭典里，人，與奴隸主看人類似，奴隸主說人是為會說話的工具，他們認為人是打江山的工具，打下江山，又是他坐江山的工具。知識份子，人文的，是造謊言麻醉民眾的工具，科技的，是擴大生產力包括製造核武器的工具。他們只有功利價值。既無文化與文明價值，當然缺失真善美價值，人性，怎不異化?人心，怎不獸化?人種，怎不退化?尤其用只講功利的黨性改造黨員的人性，黨員壟斷了官吏職位，中共效秦始皇「以吏為師」不以學高為師，不以身正為范，毛時代的成功人士，是會整人，鄧時代以來的成功人士，是會整錢。人的良知良心，在這整人與整錢中，整黑了污了，不正是資先生所見所憂中國人種退化現象嗎?因此，這共黨的黨性，叛逆人性，怎不輕賤人權，蔑視民權呢?
功利價值在學校，學科學沒有科學思想，只學到科學附產物技術，就難出科學家，只出有科技知識的手藝人，仍然是為專制權力服務的高級工具，即便能造核武，也是他們的戰爭工具。當年共黨院系調整的目的，廢通才教育為專才教育，就是從基礎廢了自主獨立研究的能力，只能變螺絲釘與部件，在權力者支配與組裝中狹得服務。因此，就很難產生學術界的思想家與科學家，也難有比爾.蓋茨、福格斯一類發明家了。
專制極權的教育制度學校把學生進行工具化與奴化的改造，使學生成為黨的馴服工具。哈工大前校長王樹國稱大學生全面扼殺了創造力與想像力後，都成了機器人。機器人，不仍然是工具麼?機器人的行為，不仍是由主人手上的軟體操控嗎?這一現象，實際上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泛濫過，毛澤東用他那冊語錄小紅書做軟體，裝塞進人的頭腦，1966年紅八月紅衛兵那些瘋狂打殺，把校長卡仲耘也活活打死，豈非人被工具化與奴化後，人性惡化人種退化的例證嗎?今天，流傳在人們口裡與網上的一個名詞：「腦殘」毛澤東發動的文革，這種被專製得頭腦扭曲成殘廢的事，罄竹難書，打死校長、教師夠令人驚恐了，我老家有母親阻兒武鬥，兒打死媽的腦殘之事。而兩年前薄熙來在重慶重演文革，不是傳媒把唱紅歌中腦殘現象，作為先進典型宣傳嗎?那個媽將死也不顧要奔紅歌舞台的，稱唱紅歌唱好癌症的，都是典型的腦殘，而傳媒的那些把此腦殘作先進事績吹捧的記者編輯，不更腦殘嗎?中國從專制下製造腦殘運動，從毛澤東開始到今天未已，中國人種難道不是在退化嗎?
何況，用互鬥互害的機制，社會形成崇尚暴力的叢林法則。在人被奴化中必然使小人得志，君子遭殃，構成劣勝優汰機制。從高層到基層，都講不擇手段達到成功目的，許多道德倫理的行為底線，能不被突破嗎?早在近40年前，北島的警世詩：「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就揭示了這專制極權制度的荒誕。現在，資中筠先生再發出警世醒世之論：憂中國人種在退化，中國人被專制製成劣質人種，腦殘民族，還侈談什麼民族復興，中國崛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