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克曼在納粹系統中是一名技術官僚，在1938年到1941年間，他的任務是負責驅趕在德國的猶太人;1941年到1945年間，他的任務是負責運送整個歐洲的猶太人、波蘭人、斯洛伐克人和吉普賽人運送到死亡集中營。
「專家」艾克曼的專長是鐵路運輸，他的辦公地點在辦公室，工作性質實際上與現代的白領並無差異：計劃、協調、保證執行的效果與目標一致，與文件、電話、電報、鐵路時刻表、車皮和人數的統計數字打交道。他曾經遞交過辭職信，因為無法承受集中營現場的慘況，但被上司以「服從是軍人的天職」駁回。他就是社會學家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提出的納粹理性化屠殺系統中的一顆螺絲釘。
當漢娜・阿倫特看到坐在防彈玻璃亭中接受審訊的艾克曼時，大失所望。艾克曼完全不具有任何「殺人魔王」的特質，法庭上艾克曼禮貌周全、表現得畢恭畢敬、唯唯諾諾。這與Christina與斯坦福監獄中「臭名昭著」的看守John Wayne的印象幾乎一致。
在經歷此次審訊後，漢娜阿倫特提出了「平庸的惡」的概念：他之所以作惡，並非因為他有以人類為敵的惡魔天性，或者他想作出驚天動地的事情來出人頭地，相反，他只是普普通通的人，他服從上級命令、忠於職守，不敢越雷池一步;他把自己降低為「什麼也不是」，只是一隻不出聲的馴服工具。
而因此米爾格拉姆試驗也被人稱為「艾克曼」試驗：服從權力的要求，執行自身角色被理性體系所賦予的任務，哪怕任務看起來是如此地不具有理性，但理性系統的分工，已經讓不具有理性的任務衍生了理性的緣由：服從。
如果說米爾格拉姆試驗是由於心理學家的權威角色迫使試驗對象執行其承諾的角色所賦予的任務，那麼津巴多的試驗則更深入了一步。在這個試驗中，不存在上級：津巴多沒有上級，但是卻自覺地賦予了自身由系統設定的典獄長角色，具有維持試驗進行的職責;看守們沒有上級，津巴多並沒有要求他們要迫害囚犯，而是看守的角色賦予了他們迫害的需要以維持自己的職責。由系統設定所賦予的權力誘使好人津巴多和看守們釋放出內心的惡魔。
津巴多的斯坦福試驗讓他成為了一名軍人的辯護專家證人。這名軍人是在2003年發生的駭人聽聞的伊拉克阿布格萊布監獄的美軍虐囚事件中的一分子。這讓津巴多有機會接觸和了解到事件的所有相關資料。津巴多意識到阿布格萊布監獄就是現實版的斯坦福監獄。
在長大20年的時間裡，儘管斯坦福監獄試驗名動天下，但津巴多卻從來沒能夠出版過一本書，因為他一直內疚於1971年那瘋狂六天中自己犯下的錯誤，一直不忍揭開人性的陰暗面。直到阿布格萊布監獄如出一轍的再現了他曾經目睹的情形，他才決心寫出了一本著作《路西法效應(Lucifer effect)》。
路西法曾是上帝寵愛的天使，但因反對上帝要求他尊重亞當，而離開天界，墮落成為魔鬼撒旦。津巴多用路西法效應解釋好人轉變為魔鬼的現象，是想要說明，魔鬼原本就是天使。壞人並非天生的惡，而是情景(situation)的力量讓好人逐漸墮落。
津巴多在TED演講中總結了平凡的好人墮落為惡魔的七個社會化過程：「無意識是第一小步，對他者的非人化對待，對自身的去個人化，個人責任的分散化，對權威的盲從，對群體準則不經批判思考的服從，以不作為和冷漠的形式被動容忍邪惡。」
把斯坦福試驗放置於中國社會的環境下，我們就容易理解為什麼城管總是出事、為什麼孫志剛在看守所中會慘死、為什麼會有匪夷所思的躲貓貓事件。是系統賦予的權力角色誘使權力的擁有者從正常人演變成一個個不可理喻的惡的化身。
+系統情境之惡(Power corrupts)
阿克頓勳爵的名言「Power corrupts,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在中國被翻譯成為「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該翻譯無疑只傳達了原文符合中國語境需求的部分意思。
根據韋氏(Merriam Webster)字典「corrupt」真正重要的意思是：「道德、行為和習慣上從好向壞的轉變;在錯誤的原則和道德價值觀的影響下墮落。」
福柯在他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研究中發掘了權力、知識、話語、制度和身體之間的隱秘關聯。如果把斯坦福試驗的監獄視為一個現代的制度體系，置身監獄情景中的津巴多和看守所獲得的便是制度角色所賦予的權力，這種權力corrupt了他們的判斷;如果把Milgram試驗的試驗對象的忍受心靈的譴責不斷電擊學習者的行徑解釋為對權威的盲從，身穿白袍的心理學家所獲得的情景所賦予的權力便是由科學和知識所衍生。
如果按此邏輯分析，為何網絡虛擬空間上人會呈現出語言的攻擊性和殘暴性，原因是網絡空間話語自由所產生的權力。話語是一種權力，同時由權力產生。網絡空間的話語權並非像傳統的現實空間中，老師賦予你上課說話的權力，或者領導賦予你開會講話的權力，由某個權威所給予，而是由網絡系統本身賦予的一種權力。
話語的權力本無好壞。正如科學和知識所衍生的權力也無好壞。但權力的中性意味著濫用的潛在可能，當網絡成為捍衛自身權益，在公共空間中獲得表達自身意見的自由的機制時，話語權力便是天使的化身;而當權力表達成為惡意的對他人的攻擊、接種謠言的培養基時，網絡自身的無限放大功能便會把史丹福大學心理學大樓地下室的一隅擴充為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在大海面前，李宇春、曾軼可的聲音被徹底地淹沒。
這是由系統衍生的權力所衍生的惡，這與你我本是好人與否無關，是情景誘因所孕育的惡。網絡的匿名性更是讓這種惡免予受到實質的懲罰，最多或許是自身良心和道德的譴責，但這卻早已被權力揮灑的快感所覆蓋。
津巴多在TED演講中引用了人類學家John Watson對23個不同文化的研究來說明匿名的力量：在某些文化中，制服和面具成為戰士作戰時的工具，而制服和面具產生匿名性，無名性導致殺戮、酷刑和摧殘。在Watson研究中，在15個作戰時使用匿名手段的文化中，13個文化會有殘暴的行徑;而在不使用匿名手段的8個文化中，只有1個文化產生殘暴的行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