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21時許，雲南昆明火車站發生暴力恐怖案件。截至2日6時，已造成29人死亡、130餘人受傷。暴力恐怖分子在公共場所濫殺無辜、手段兇殘，可謂喪心病狂、滅絕人性。他們慘絕人寰的暴行讓一條條鮮活的生命瞬間逝去，嚴重危害了社會和諧穩定，這充分暴露了他們肆意踐踏生命和人權的兇殘本性和反社會、反人類的猙獰面目。他們的暴行是對人民生命的踐踏、對法律尊嚴的褻瀆，是對人類社會共同秩序和人類文明共同底線的挑戰。我們強烈譴責、憤怒聲討這種滅絕人性的犯罪行為。」
上面是國內官方媒體的社論，我每個字都同意。這兩天我也通過網絡媒體密切關注著事件的發展，保持和國內的親友，尤其是雲南的朋友們聯繫，祈禱他們能夠挺過難關。
從重從嚴
只是網絡上的輿情，很快就分成了兩塊陣營。一邊是大部分的網友們都發出了同仇敵愾的聲音，認為應該打擊分裂主義;另一邊的少數人發出了類似這樣的話：「我們支持阿拉法特，同情過賓拉登，為911幸災樂禍，為金三胖點讚;我們其實和公認的恐怖主義者都曾有不錯的交情;時至今日，我們仍然立場鮮明地支持北朝鮮這樣的反人類政府。好了，現在恐怖襲擊開始在中國蔓延了，我們該醒醒了，該跟上歷史的潮流旗幟鮮明地反對一切形式的反人道的行為!反對一切恐怖主義了!!」「每次出現事情，新聞禁令出現得永遠比新聞報導快。砍殺事件讓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新聞禁令讓我明白了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從來只是告訴公眾發生了什麼，從來不告訴公眾為什麼會發生。永遠讓民眾盲目地仇恨，莫名地恐懼，稀里糊塗地活，不明不白地死——如此循環往復，愈演愈烈;請逝者安息，生者反思。」
應該說，這些話很有道理，和上面的官方社論一樣有道理。可是這些話卻受到了批評、鄙視甚至辱罵攻擊，原因是在國難當頭之時，你不去捐血、點蠟燭、捐錢捐物，不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和全國人民一起共度時艱，而是在這裡批評政府，轉移話題，這讓很多國人覺得心裡不是滋味，即便是體制外、平時一直批評政府的「異己分子」也覺得這種言論不合時宜。比如草根媒體《政經觀察》的作者鍾二毛。
在大難當頭時刻是否可以反思體制?我不想講太多的大道理，只是和看官們一起回憶一下歷史：
民主政治的問題，應當快點解決，才能加強政治上的抵抗力，才能準備軍事力量。
在抗戰如火如荼的1939年，按現在的邏輯，估計相當多的人認為應該緊密團結在合法政府國民黨周圍，服從蔣委員長領導，同仇敵愾，抗擊日本侵略者，而不是反思抗戰體制吧?但中共領導人毛澤東認為應該反思體制，改革國內政治。他陳述到：「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為敵人在目前，主要的是政治進攻，我們就要特別加強政治抵抗。這就是說，」他要求全民抗戰，而不是國民黨宣傳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
如果是毛澤東已經有些被妖魔化，不足為例，那我再舉一個例子：
第一步要爭取言論的自由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日本剛侵占東三省的幾個月，上海一家雜誌社問魯迅先生「假如先生面前站著一個中學生，處此內憂外患交迫的非常時代，將對他講怎樣的話，作努力的方針?」魯迅的回答是：「。」在我看到草根作家鍾二毛先生認為「現在不是反思體制的時候」時，我注意到這個平日靠推送給讀者的《政經觀察》，因敏感詞而當日無法推送，還必須要訂閱者輸入「昆明」才可以拜讀到鍾二毛先生的大作時，我對魯迅真的是羨慕嫉妒恨。魯迅先生曾希望他能夠早日被國人忘記，可都快八九十年了還是沒法忘記，究竟是魯迅的偉大，還是我輩的無能?
如果上面的兩個例子都太遙遠，那我們回憶一下汶川地震。在地震災害期間，有人質疑校舍的建築質量問題、質疑是否有偽劣工程、政府官員尋租等問題，可是大難當頭，當然以救災為主。當年的溫總理也代表政府信誓旦旦，對於校舍建築質量問題在救災之後一定要嚴查到底，決不姑息。可是幾個月救災基本結束後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呢?在宏偉莊嚴的人民大會堂舉行抗震救災表彰大會，證明世界上任何災害都壓不垮英雄的中國人民(主要是在黨的領導下的中國人民)。至於追查校舍建築質量的諾言，早就扔到了爪哇國了。有幾個「好事之徒」單獨調查，結果被抓或被封殺。
如果現在不趁機會反思，估計接下來的日子也是在昆明或者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辦昆明3.1慘案的表彰大會，嚴懲幾個歹徒，表彰一大批在昆明慘案中英勇搏鬥的警察、保全和路人。至於為什麼那麼多的維族人為何不怕死帶著母親一起衝撞天安門金水橋?為什麼中央民大的伊力哈木老師--這個不贊成新疆獨立的維族漢子會以「顛覆國家安全罪」被抓，為什麼新疆那麼多的央企國企不招收維族青年而讓他們被迫去韶關打工……
大災之前，尤是反思之時
好了，再多的例子我也不說了。我希望在救災、善後的時刻，不要忘記了反思這個體制。對於被體制愚弄到麻木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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