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已足以反映一個事件的實際影響與後果。
不幸的是，對於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抗議運動，這件大事改變了中國的方向，而人們卻無法在中國的媒體裡找到任何討論與反思。
中國人有很強的歷史意識，但他們的歷史記憶總是有選擇性的。在過去幾年裡，我在中國的幾間大學演講及教課，讓我驚訝的是，中國名牌大學的學生極少知道1989年的事件，儘管他們大多數人知道很多關於70年前的中日戰爭。但是，不能指責他們，因為他們沒有了解該事件詳細情況的公開渠道。
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裡，中國經歷了巨大的變革。許多變化可以追溯到中共政權在1989年做出的選擇。1989年的學生運動後，中共的合法性受到挑戰，它做出了不同尋常的決定。他們放棄了中國在改革開放頭10年裡平衡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做法。對於經濟改革，他們走向了極端的激進和自由化;對於政治改革，他們走向了極端的僵化保守。這是「1989年的選擇」。基本上，政府分離了這兩個重要方面的問題，於是它可以把重點放在其優先考慮的事項上，而不再試圖去保持平衡。
作為其首要任務，中共想盡了辦法來維穩和保持社會秩序。在社會層面，它試圖把政治生活與社會生活分離開。政府採用了嚴厲的社會控制，試圖採用不可想像的辦法來壓制反對力量可能的活動。政府的維穩財政預算比國防預算還高。與25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國具有更少的言論自由。雖然社交媒體創造了表達意見的新渠道，但當今中國對媒體的控制比1980年代還要嚴厲。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政府給了公民非政治性活動很多自由。25年來，中國已經從一個毛主義的國家轉變成了一個娛樂中心。然而，近年來，我們看到了道德的衰敗，從腐敗、醜聞到缺乏信仰、專注金錢。毫不誇張地說，中國正面臨社會危機。
與此同時，北京勇敢地接受了市場經濟和全球化。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並從全球化中獲益良多。在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罷黜了1989年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倡導市場化改革的趙紫陽後，北京進行的經濟改革比趙紫陽還大膽。在過去的25年裡，中國經歷了顯著的經濟發展，例如從世界第9大經濟體升為第2大經濟體。
今天的許多問題，如腐敗、污染和發展差距，也可以追溯到政府1989年的選擇。經濟的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財富和力量。然而，像近期的故事，一名中國的年輕人賣了自己的腎去購買新的iPad，中國為了發展已付出了環境、道德和社會方面高昂的代價。經過25年的快速發展，新一屆政府已注意到了關於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困難局面。繼中國勞動力工資顯著上升後，中國正在失去其成為世界工廠的競爭力。房地產市場的快速增長已顯著促進了中國的GDP增長。然而，更加清晰的是，這條道路是不可持續的。它已經創造了一個巨大的房地產泡沫，並成為社會動盪的一個根源。
此外，政府試圖把國內政治和外交政策相分離。所以，中共在其國內政策中擁抱民族主義，用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教育來強化黨執政的合法性，增加社會凝聚力。在對外關係方面，中國在過去25年中擁抱全球化主義。政府遵循開放政策，並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然而，近年來，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分離造成了許多問題。例如，民族主義的興起對中國的外交政策影響越來越大。受愛國主義教育和民族主義敘事的影響，中國的年輕一代變得更加民族主義，他們強烈批評政府在處理如中國的南海和釣魚島事情上的軟弱。政府已發現，隨著國內民族主義不斷上升，自己在應對外部糾紛上處於幾乎沒有靈活度的兩難境地。
1989年的親民主運動主要的訴求包括要求政府進行政治改革，遏制腐敗和高層領導子女享有的特權，公布政府官員的收入並停止媒體審查。25年後，很不幸的是，除了一個之外，所有要求還沒有一項得以實現。事實上，在上述的這些方面，情況比25年前更糟。例如，自1989年以來，我們目睹了特權官員及其家屬權力的巨大擴張。最近的新聞報導披露了對於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幾大行業，如電力、石油、天然氣和電信，操縱在幾個家族手中，如前總理李鵬和前安全沙皇周永康。
共同的利益把25年前天安門廣場上站在不同立場的學者、企業家和政府官員團結在了一起。現在，他們已成為新中國公司的股票持有者和共同業主。例如，中國頂級大學的教授們現在經常能得到國家資助的慷慨的科研經費。看來，那些站在中國社會階梯頂層的人們，他們一邊在給市場經濟和一黨統治的穩定性唱讚歌，一邊在分享著繁榮的股息。儘管1989年的選擇和極端的政策已給當前的中共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問題和困境，但是，有一件事政府不需再擔心：今天的知識分子和大學生都在集中精力賺錢，實現他們個人權力和財富的中國夢。讓他們再度走上街頭這極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