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30日，時任中國國務院國務委員兼北京市長陳希同在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上發表《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這是迄今為止中共政府對六四事件的唯一一份公開報告。據統計，在這份報告中有30人被點名視為「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現按在報告中出現的先後為序，將他們的「罪狀」簡述如下。需要指出的是，這並不是一份嚴格意義上的六四「黑手」名單，他們中有人僅僅被報告點名而已，並沒有被捕。相反，在公安部通緝的21位「高自聯」青年學生領袖中，只有王丹一人在這份報告中被點名。
《九十年代》總編輯李怡(點名一次)：趙紫陽1988年9月19日會見美國一位「極端自由派經濟學家」以後，一些據稱與趙紫陽「智囊團」有著密切聯繫的香港報刊，大肆進行宣傳，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傳媒倒鄧保趙」的政治信息。李怡(化名齊辛)在香港《信報》發表《大家長該退休了》的文章，叫囂「排除超級老人政治的障礙」，「使趙紫陽有足夠的權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則呼籲趙成為「獨裁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研究員嚴家其(點名八次)：與趙紫陽秘書鮑彤聯繫密切;與他人在北京《經濟學周報》發表關於時局的對話，為掩蓋趙紫陽的錯誤、保住他的權力地位、以便更加肆無忌憚地推行資產階級自由化製造輿論;參加《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雜誌社4月19日在北京召開的座談會，一是為胡耀邦「平反」，二是為反自由化「翻案」，支持學生遊行示威;在趙紫陽5月4日接見亞洲銀行年會代表談話發表後，與曹思源等人說：「現在出現了轉機，要發動知識界支持趙紫陽。」5月13日晚，與蘇紹智、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學貼出《我們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報，動員知識分子參加大遊行。參與發表《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與包遵信等人發表《517宣言》：「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布，中國的一切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戒嚴後與包遵信等致電人大常委會領導人呼籲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與包遵信在《明報》發表《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當前中國的問題——兼告李鵬書》。
《走向未來叢書》副主編金觀濤(點名三次)：1988年12月7日，由金觀濤擔任顧問的「北京大學未來學會」，舉辦了「未來中國與世界」的大型討論會，金觀濤在發言中說：「社會主義的嘗試及其失敗，是二十世紀人類的兩大遺產之一。」
《新觀察》主編戈揚(點名三次)：金觀濤宣布「社會主義的嘗試及其失敗，是二十世紀人類的兩大遺產之一」後，戈揚立即以一個有幾十年黨齡的「年齡最大」者的身份站出來「作證」說：「金觀濤對社會主義的否定不是太厲害了，而是客氣了一點。」1989年2月26日，與張顯揚、李洪林、包遵信等42人，聯名寫信給中共中央，也要求釋放所謂的「政治犯」。主持《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雜誌社4月19日在北京召開的座談會。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研究員蘇紹智(點名三次)：1989年1月28日，與方勵之等人在北京的「都樂書屋」舉辦「新啟蒙沙龍活動」，參加的除中國人之外，還有一些美國、法國、義大利的駐京記者，共100多人。參加《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雜誌社4月19日在北京召開的座談會;5月13日晚，與嚴家其、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學貼出《我們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報，動員知識分子參加他們發起的聲援學生絕食的大遊行。
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員方勵
之(點名十一次)：1989年1月28日，與蘇紹智等人舉辦「新啟蒙沙龍活動」;2月初，與陳軍(反動組織「中國民聯」成員)等人舉行「名人名家迎春聯誼會」;2月16日，陳軍舉行外國記者招待會廣為散發方勵之致鄧小平的信，以及陳軍等33人致全國人大常委會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大赦，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3月3日清華等院校出現署名「中國民主青年愛國會籌委會」寫的《致廣大青年學生的一封信》，鼓動「在愛國主義民主戰士方勵之的領導下，參加到『民主、自由、人權』的激流中去」。3月29日北大等院校廣為張貼方勵之給《明報》寫的《中國的失望和希望》一文，宣稱社會主義已經「徹底喪失了吸引力」。一些海外華人知識分子，特邀方勵之領銜從哥倫比亞大學發回《敦促中國大陸民主政治宣言》，鼓吹「人民必須擁有對執政黨的選擇權」。426社論發表後，在方勵之授意下，北京「高自聯」把顛覆性的口號改成各界群眾贊同的口號。圖為1989年方勵之在北大草地沙龍演講。
中國民主聯盟成員陳軍(點名五次)：1989年2月初，與方勵之等人在友誼賓館舉辦「名人名家迎春聯誼會」，陳軍把「五四運動」同「西單民主牆」作了類比。2月16日，陳軍舉行外國記者招待會廣為散發方勵之致鄧小平的信，以及陳軍等33人致全國人大常委會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實行大赦，釋放嚴重觸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謂「政治犯」。國民黨豢養的反動組織「中國民主聯盟」成員胡平、陳軍、劉曉波等人，聯名從美國紐約發出了《致中國大學生公開信》。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研究員張顯揚(點名兩次)：1989年2月26日，與李洪林、包遵信、戈揚等42人，聯名寫信給中共中央，要求釋放「政治犯」。在趙紫陽5月4日接見亞洲銀行年會代表談話發表後宣布：「不是說要利用學生嗎，趙紫陽現在就是要利用一下了。」
福建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洪林(點名兩次)：1989年2月26日，與張顯揚、包遵信、戈揚等42人，聯名寫信給中共中央，要求釋放「政治犯」。5月14日，與嚴家其、包遵信、戴晴、於浩成、李澤厚、蘇曉康、溫元凱、劉再復等12人發表《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要求宣布這次動亂是「愛國民主運動」，要求宣布非法的學生組織為合法，說如果不能實現要求，他們也將參加絕食。這個呼籲，在《光明日報》公開發表，在中央電視台公開播出。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研究員包遵信(點名六次)：1989年2月26日，與張顯揚、李洪林、戈揚等42人，聯名寫信給中共中央，要求釋放「政治犯」。5月13日晚，與嚴家其、蘇紹智等人在北京大學貼出《我們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報，動員知識分子參加他們發起的聲援學生絕食的大遊行。5月14日，與嚴家其、李洪林、戴晴、於浩成、李澤厚、蘇曉康、溫元凱、劉再復等12人發表《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5月17日，與嚴家其等人發表《517宣言》。戒嚴後與嚴家其等致電人大常委會領導人，呼籲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與嚴家其在《明報》發表《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當前中國的問題——兼告李鵬書》。
北京大學學生、北京市高等院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王丹(點名三次)：在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民主沙龍」、「自由論壇」以及各式各樣的「研究會」、「討論會」、「演講會」紛紛出現，僅北大學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龍」一年就搞了17場講座，活動十分頻繁。為後來發生的動亂做了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在天安門廣場首先提出「九條要求」，最主要是兩條：一是重新評價胡耀邦是非功過;二是徹底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高自聯」的頭頭王丹說，選在13日開始絕食，「正好可以借戈巴契夫訪問中國大陸壓他們」。極少數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把絕食學生當「人質」，以他們的生命為賭注，採取極其惡劣的手段要挾政府，使動亂更加嚴重。圖為1989年王丹在天安門廣場上宣布事項。
中國人權同盟發起人任畹町(點名一次)：在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民主沙龍」、「自由論壇」以及各式各樣的「研究會」、「討論會」、「演講會」紛紛出現，僅北大學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龍」一年就搞了17場講座，活動十分頻繁。他們曾經把原非法組織「人權同盟」的頭頭任畹町請去，圍繞所謂「新權威主義與民主政治」，散布了許多謬論。
北京大學物理系副教授、方勵之夫人李淑嫻(點名兩次)：在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民主沙龍」、「自由論壇」以及各式各樣的「研究會」、「討論會」、「演講會」紛紛出現，僅北大學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龍」一年就搞了17場講座，活動十分頻繁。他們把方勵之的妻子李淑嫻請去，充當他們的「軍師」。李淑嫻煽動說：「要使民主沙龍合法化」，「要經常在這裡集會」，「要取消北京市關於遊行的十條規定」。圖為1989年「六四事件」後，中共透過電視發出的方勵之、李淑賢夫婦通緝令。
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長陳子明(點名一次)：一些知識界「精英」分子，也就是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極少數人，在此期間也組織種種座談會，利用輿論陣地大肆宣傳，其中最突出的是《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雜誌社4月19日在北京召開的座談會。這個座談會由戈揚主持，參加的有嚴家其、蘇紹智、陳子明、劉銳紹等人。他們議論的中心也是兩個，一是為胡耀邦「平反」，二是為反自由化「翻案」，並且明確表示支持學生的遊行示威，說什麼由此「看到了中國的前途和希望」。
香港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劉銳紹(點名一次)：一些知識界的所謂「精英」分子，也就是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極少數人，在此期間也組織種種座談會，利用輿論陣地大肆宣傳，其中最突出的是《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雜誌社4月19日在北京召開的座談會。這個座談會由戈揚主持，參加的有嚴家其、蘇紹智、陳子明、劉銳紹等人。他們議論的中心也是兩個，一是為胡耀邦「平反」，二是為反自由化「翻案」，並且明確表示支持學生的遊行示威，說什麼由此「看到了中國的前途和希望」。
中國民主聯盟成員胡平(點名一次)：這場動亂一開始就有海外、國外各種政治勢力插手。國民黨豢養的反動組織「中國民主聯盟」成員胡平、陳軍、劉曉波等人，聯名從美國紐約發出了《致中國大學生公開信》，要參加學潮的學生注意「鞏固在這次活動中建立起來的組織聯繫，力求以一個堅強的群體進行有效的活動」，「應把徹底否定1987年反自由化運動作為突破口」，「加強與各種新聞媒介的聯繫」，「加強與社會其他各界的聯繫」，「在運動中爭取他們的支持和參與」。
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中國民主聯盟成員劉曉波(點名三次)：國民黨豢養的反動組織「中國民主聯盟」成員胡平、陳軍、劉曉波等人，聯名從美國紐約發出了《致中國大學生公開信》。劉曉波等幕後策劃者擔心靜坐請願的學生難以堅持，就親自走到前台，搞了一個4人參加的48小時至72小時的絕食鬧劇，為青年學生加油打氣。他們說：「只要廣場的旗子不倒，就可以堅持鬥爭，輻射全國，直到政府垮台。」香港《明報》還刊登了動亂組織者和策劃者之一的劉曉波6月2日同一個所謂「大陸民運領袖」的「對談」，公然叫嚷「期望趙紫陽復出，我們就必須在人民中組織武裝部隊」。圖為「六四事件」期間，高新、侯德健、周舵、劉曉波(從左至右)在天安門廣場。
中國民主聯盟負責人王炳章(點名一次)：「中國民主聯盟」的兩個頭頭王炳章和湯光中還急急忙忙從紐約飛往東京，企圖闖回北京，直接插手這場動亂。
中國民主聯盟負責人湯光中(點名一次)：「中國民主聯盟」的兩個頭頭王炳章和湯光中還急急忙忙從紐約飛往東京，企圖闖回北京，直接插手這場動亂。
中共十三屆中央委員、中共中央總書記辦公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趙紫陽秘書鮑彤(點名四次)：與嚴家其聯繫密切，為趙紫陽起草5月4日接見亞洲銀行年會代表時發表、與政治局常委決定、鄧小平講話和426社論精神完全對立的講話。要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電視台當天下午立即廣播，連播3天;《人民日報》次日在頭版顯著地位發表，同時要大量刊登各方面的正面反映。5月17日晚，鮑彤召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人員，在泄露了即將戒嚴的機密之後，發表了「告別演說」，警告與會者不得把會上密謀策劃的情況透露給別人，否則就是「叛徒」，就是「猶大」。圖為鮑彤與趙紫陽合影。
四通公司發展研究所所長曹思源(點名一次)：在趙紫陽5月4日接見亞洲銀行年會代表談話發表後，與嚴家其等人說：「現在出現了轉機，要發動知識界支持趙紫陽。」
《光明日報》記者、葉劍英養女戴晴(點名一次)：5月14日，與嚴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於浩成、李澤厚、蘇曉康、溫元凱、劉再復等12人發表《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要求宣布這次動亂是「愛國民主運動」，要求宣布非法的學生組織為合法，說如果不能實現要求，他們也將參加絕食。這個呼籲，在《光明日報》公開發表，在中央電視台公開播出。這些人還多次到天安門廣場，發表演說，進行煽動，誣衊我們的政府是「無能的政府」，說什麼由學生絕食「看到了中國的光輝前程」。接著，又組成了非法的「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發表了《5·16聲明》，倒打一耙地威脅說，政府如果不接受極少數人的政治要求，「將極可能把一個很有希望的中國引向真正動亂的深淵」。圖為戴晴上街遊行支持學生反對戒嚴。
前群眾出版社社長於浩成(點名一次)：5月14日，與嚴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李澤厚、蘇曉康、溫元凱、劉再復等12人發表《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李澤厚(點名一次)：5月14日，與嚴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於浩成、蘇曉康、溫元凱、劉再復等12人發表《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
北京廣播學院講師蘇曉康(點名一次)：5月14日，與嚴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於浩成、李澤厚、溫元凱、劉再復等12人發表《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圖為1989年流亡期間，蘇曉康正趕上柏林圍牆倒塌，在現場留影。
中國科技大學教授溫元凱(點名一次)：5月14日，與嚴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於浩成、李澤厚、蘇曉康、劉再復等12人發表《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劉再復(點名一次)：5月14日，與嚴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於浩成、李澤厚、蘇曉康、溫元凱等12人發表《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
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綜合局副局長高山(點名一次)：5月19日，高山趕到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向正在開會的人傳達了所謂「上邊」的指示。隨後由陳一咨(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主持，用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等4家的名義，起草了《關於時局的6點聲明》，在天安門廣場進行了廣播，並廣為散發。《聲明》要求，「公開高層領導的決策內幕和分歧」，要求「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召開中國共產黨特別代表大會」，並且授意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要儘快結束絕食」，暗示政府將「採取極端舉動(軍管)」。
中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點名一次)：5月19日，高山趕到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向正在開會的人傳達了所謂「上邊」的指示。隨後由陳一咨主持，用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等4家的名義，起草了《關於時局的6點聲明》，在天安門廣場進行了廣播，並廣為散發。《聲明》要求，「公開高層領導的決策內幕和分歧」，要求「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召開中國共產黨特別代表大會」，並且授意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要儘快結束絕食」，暗示政府將「採取極端舉動(軍管)」。
四通公司總經理萬潤南(點名一次)：萬潤南在國際飯店召集「高自聯」的部分頭頭開會，提出了退出天安門廣場的6個條件，即「軍隊回去，戒嚴取消，李鵬下台，鄧小平、楊尚昆退休，趙紫陽復出」，並且準備組織所謂「凱旋在子夜的大進軍」。動亂策動者的種種活動，都有雄厚的財力作後盾。除四通公司等單位給予幾十萬元的物質支援外，還得到海外敵對勢力和一些組織與個人的財力物力支援。
"「六四」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