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寫《屠殺》這本書，我採訪了一百多人。其中一名是外科醫生，他正直坦率，有絕佳的聲譽。在中國大陸，他對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事情有親身的直接了解。這是個令人震驚的故事。等到8月12日新書發布這一天，他的經歷和身份都將公布於世」，中國問題分析家、人權調查員伊桑·葛特曼(Ethan Gutmann)就他將推出的新書《屠殺》接受反強摘器官醫生組織(DAFOH)的採訪時說。
葛特曼說，「我提這個是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被注意力缺失症所困擾的世界。儘管中國的醫療機構七年前就已供認摘取死刑犯器官的事，中國問題專家至少在十四年前就已知道，但每三年，英國廣播公司都會再度發現這樣的事在中國還在發生。
當涉及到摘取良心犯器官這個遠遠更大的罪行，中國的醫療機構極力否認，那麼我們需要確鑿的證據。我相信這名外科醫生將提供這一點。我也相信《屠殺》這本書會給出更多：書中開篇的故事給出了摘取維族和藏族人器官無可辯駁的證據，結尾是深深的不安：我剛剛採訪了一名目擊者，其證詞表明在不到一年前法輪功學員還在因摘取器官被做體檢。
我已不抱幻想。即使這些發現不能滿足一些懷疑者。對於他們來說，問題不是如何進行的，而是為什麼中國領導層要冒這樣的風險?他們為什麼會犯下如此大規模的的暴行?事實上，這些正是我在書中所調查的中心問題。在十章書中，有六章是關於對法輪功的鎮壓是如何以及為什麼失控的。」
以下是採訪的部分內容：
問：您的新書《屠殺》與此前這方面的書有什麼不同？
葛特曼：我盡力給讀者足夠的空間來得出自己的結論。
看，我是站在巨人們的肩膀上——喬高和麥塔斯、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馬修·羅伯遜的開創性報告，還有你們「反強摘器官醫生組織」。我們都在採用不同的方法進行調查。喬高和麥塔斯在他們的《血腥的活摘器官》(Bloody Harvest)一書中列出了52點主要的證據，其中許多是基於中共政府的文件。這樣很好，不同的來源令我們集體的結論更加有力。
任何看過我的文章的人都知道，我發誓我靠的是實地調查和對難民的採訪。這是我工作的核心。
問：是什麼令到《屠殺》成為必讀之作？
葛特曼：我是客觀的，但我不會假裝自己對受訪者無動於衷。他們的掙扎是普遍的，也幾乎是永久性的。每一位與我交談的人，都在內心某處有著灼熱的傷痛。他們的故事回答了懷疑者們那個真實存在的、隱藏的問題：為什麼我要在乎?這也是讓《屠殺》成為必讀之作的原因。
問：您最初懷疑過，是什麼讓您改變了想法，讓您相信良心犯在中國因器官被殺害？
葛特曼：難民的證詞。
問：在《國家器官》（State Organs）這本書中，您提到當採訪一名來自中國的法輪功倖存者時，您感到「不寒而慄」，心中的懷疑消失了。能描述一下這個經歷嗎？
葛特曼：那是一個獨特的個人經歷，一個我無法完全再現的感受。這名中年婦女在勞教所被做了高度專業化的體檢。唯一可能的醫學理由是要評估她的腎臟、肝臟、眼角膜，或許還有心臟，看是否可以被用作零售器官。令到她的證詞如此可信的原因是：在採訪時我並沒有在尋找摘取器官的證據，她也沒有意識到這個體檢有啥重要。事實上，如果我沒有對她進行幾個小時的採訪，她甚至都不會提體檢這件事。對於象我這樣的人，這種不經意間的細節是調查中的「金子」，尤其是當時我正懷疑摘取器官可能只是一個不足憑信的故事。
所以，是的，那感覺不寒而慄。但我得承認，因為這個我很快就有了追蹤的衝動。
問：有沒有特別打動您的故事？
葛特曼：(打動我的)不是單一的證人。真正的寒意是當你在不同的地點——亞洲、澳洲、歐洲、北美得到同樣類似的描述，它們來自完全不相關的個體——一名年輕的法輪功男子、一個維族護士、一名藏族喇嘛。於是，必然令懷疑煙消雲散。
問：當採訪證人或來自中國的前良心犯時，您如何驗證他們所說的？
葛特曼：這跟戰爭時期的調查相類似。驗證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過程。有時你可以在幾個證人之間發現一個共同點，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在勞教所里的經歷是獨立的。所以你得尋找模式。難民就像戰俘一樣，他們不知道誰可以信任。
有時我的採訪要花幾個小時，甚至幾天。起初，我幾乎沒有期待。我裝啞巴，讓他們傾訴。採訪政府官員和警官時，我讓他們把我想成是一個愚蠢的西方人。有時我甚至要採用威脅。是的，有技巧，但絕大多數受訪者想要說出真相，問題只在於能否建立一個空間，讓他們感到足夠的安全、足夠的自由。如果他們不能達到這種心態，如果阻力太大，該採訪只能棄之不用。
我遵循過許多程式，但只有一個真的管用，那就是尋求細節。你被毆打了，那地板是什麼顏色的?醫生用光檢查你的角膜，你可以演示給我看嗎?
如果一位證人聲稱可以提供摘取器官全過程的故事，從逮捕到處理摘取器官後剩下的屍體，那麼你就知道這不是真的。密探知道一切，普通人只會知道部分。誠信是一個人的品行，不象在實驗室里製造那麼容易。在我所遇到的所有人中，從中國的勞教所里出來的難民尤其懷有很大的痛苦、期待和需求。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屠殺》這本書是失敗的。它將永遠無法達到他們的期望，辜負了他們的犧牲。
在採訪的最後，葛特曼說：「面對我們這個時代這一獨特的挑戰，我們都是不完美的。在我的書中沒有給出任何政策上的解決之道;在很久以前我就意識到，我在寫一本書，不是因為我可以拯救在中國的人，而僅僅是給倖存者們留下些什麼。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的書不是以提出解決之道來結尾的，而是留下了令人不安的伏筆。這本書的結局將由每一個人來書寫。」
(本文譯自「反強摘器官醫生組織」4月24日的報導，題為「就其新書《屠殺》採訪伊桑·葛特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