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在成都媒體工作的時候，一位同事去採訪省領導的視察活動。他拿了一個傻瓜相機對著省委書記拍攝，省委書記當場表達不快。其秘書事後打電話給宣傳部門：怎麼能允許記者用傻瓜相機拍領導?!
每年全國「兩會」上，攝影記者都架著「長槍短炮」。如果是國內記者，本來沒有必要，因為領導照片通常都要求用官媒通稿。但是，高級的攝影裝備，也是一種儀式的道具，顯示出會議的莊重與盛大。
在報紙版面上，這種儀式感還體現在領導的照片放在什麼位置，放多大，配上什麼文字，以及文字的字體字號如何。假如多個領導同時出現，那就更加講究了。大事其實好辦，因為報社幾乎沒有自主權，照搬人民日報的版式就可以了。在沒有版式可抄襲的地方新聞報導中，那些不大不小的領導最費心思，動輒得咎。
如此精細的儀式中，一條線的偏差都不被允許，遑論領導人的名字出錯。每次領導調整之後，宣傳部都會給各家媒體發一張領導人排位表。姓名寫法及順序，是校對及報社領導審稿的重中之中。報導中寫錯報導對象的名字，當然十分丟人。倘若是領導人名字，更是罪加一等，名曰「政治錯誤」。
有些老校對還習慣於對照背面的文字，不能讓不適當的字句出現在領導隔壁。他們會給年輕的編輯記者講一些來自「文革」的傳說，比如頭版是毛主席照片，二版是生豬產量報導。拿起報紙一看，「豬」字正好疊印在照片上，這就犯了大錯，搞不好會以「反革命罪」坐牢或者被紅衛兵批鬥。
這種壓力遠遠不只是來自專業職責，而是一種「文字獄」般的自我審查。恐懼根植在每個人的內心。
隨著各地都市報的出現，這種情況在逐漸改變。當我發現廣州的報紙可以不照搬官媒通稿的八股文章，而是用自己的話寫領導活動，儘管內容照樣是假大空，仍然感到震驚。於是我辭去成都媒體的職務到了廣州工作。
這十多年間，北方大都市的媒體也大多從這種「文字獄」的緊張中解脫出來。領導姓名當然要反覆校對，但是字體字號以及標題長短可以稍微自主了，甚至照片也可以用自己拍的。位置大小及前後環境，也不再那麼重要了。
但是，在一些地區和市縣，新聞報導仍然停留在過去的年代。政治新聞主要用來討領導高興，內容只能是一些官媒似的八股文章，版面也必須保持某種儀式化的形式。
四川遂寧日報一個記者7月3日自殺了，網傳原因是他寫錯了領導人名字，把省委常委陳光志寫成了陳光標。這當然不應該弄錯，但是「一字一命」讓網民感慨唏噓。遂寧日報社向媒體回應說，錯字事件確有，但記者自殺與此無關，並透露該記者遺書中稱「與任何事件無關」，是「思來想去的做法」。
希望不幸記者的「思來想去」確與寫錯領導人名字無關，更希望「文字獄」般的恐懼感從所有記者心中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