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裡，」阿英指著貼在牆上的一張照片。在一群戴著白色面具的人群中，阿英站在一張寫著抗議標語的招牌後面。那是去年三月，在法國政府提出懲罰嫖客的法案後，總部在巴黎的世界醫生組織(Doctors of the World)旗下的荷花車，在國民議會大廈前發起的抗議遊行。這條法國政府意在消除賣淫行為而打擊嫖客的提案，引發全法性工作者抗議。法國對賣淫的態度，始終處於模稜兩可的曖昧界線。一方面，法律並未將賣淫行為列入違法犯罪行列。另一方面，在街頭拉客，和有組織的賣淫，卻又都被法律禁止。
阿英(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本文僅用其名)，和其他100多位一輩子從未走上過街頭抗議的中國性工作者，在「我們要自由要生活要權利」的標語前，用她們並不熟悉的語言抗議。她們知道，法國政府懲罰嫖客的計劃，歸根到底是劍指她們賴以生存的行業。
巴黎街頭的阿英們
阿英和她的同行姐妹們通常站在巴黎十三區華人超市前的梧桐樹下，等候客人。在法國媒體眼裡，這些來自中國的女人顛覆了印象中的妓女固有形象。她們平均年齡在40來歲，沒有招搖的露骨打扮，給人的第一感覺，無非就是買菜後三三兩兩地站在街邊嘮嗑打發時光的家庭婦女。
現在，這個低調的群體在令人吃驚地壯大。「目前來我們這裡尋求幫助的中國性工作者已經超過1300位，」荷花車的負責人天木·朗(Tim Lester)說。作為專門幫助華人性工作者的人道主義項目，荷花車在2002年成立初期，所統計到的站街華人婦女不到200位。在意識到華人性工作者的衛生安全，自我保護意識極度缺乏後，世界醫生組織決定創建荷花車，招募能說中文的志願者，旨在從醫療健康方面引導幫助這個群體，而後者也因此被稱為「荷花人」。
荷花車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了巴黎的華人性工作者的處境。她們中的80%獨自生活，也就是說她們並非受到非法組織的控制。她們的平均年齡在42歲，90%的人在中國至少有一個孩子。超過三分之一的被調查者承認，她們曾經有過傳染性性病。46%的婦女沒有定期做婦科檢查。她們中的70%已經遇到過在接待客人的時候沒有安全套的情況。但將近一半的人並未做過愛滋病病毒測試。更令人不安的是，她們中的很多人認為，在沒有保護情況下的性交後，只要做陰道沖洗即可以避免愛滋病的感染。
「我遇到過一位46歲的婦女，她連怎麼用保險套都不知道，沒有任何安全保護意識」，已經在荷花車做了兩年義工的台灣女孩崔雲飛很擔憂地說，「有的客人提出不用安全套的話就多給7-8歐元，有的婦女也會答應，因為她們需要錢。」
相較於巴黎的其他性工作者，荷花人的服務價格相當廉價，僅僅從20歐元起步，這相當於在巴黎喝一杯雞尾酒的價格。「大方一些的客人會給50歐元，」阿英說。
不會法語，沒有合法居留，被當地華人社會鄙視和拋棄，急需賺取生活費和償還透過仲介或者旅行社來法國的高額費用——讓這些荷花人成為最脆弱的和外界絕緣的一個群體。
在法國，華人社會的兩大分支，分別是已經進入第二第三代移民的溫州人，和新移民東北人。作為中國的老工業基地，東北地區在工業轉型後出現大量國有企業倒閉，失業率一度高達30%，而女性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大多數東北移民以旅遊者身份，或者是過境方式抵達巴黎。他們大多來自城鎮，接受過教育，其中70%是女性。
荷花車所統計的1300多人的群體，主要來自於中國東北。失去工作，導致經濟上的困難，與丈夫矛盾的升級，尤其是擔心無法支付孩子的教育費用，這些因素導致她們飄洋過海鋌而走險。
城東的美麗城，是巴黎市區最複雜的移民聚集區之一，除了華人移民外，這裡也是傳統的阿拉伯移民聚集區。來自東北的性工作者沿著美麗城地鐵口一帶的大道分布開，因數量龐大已經成為非常醒目的群體。而從中國南方來的阿英們，則將巴黎東南部十三區的唐人街一帶視為她們的領域。對於這些荷花人，她們的主要客人是阿拉伯人和黑人移民，年齡較大的法國人，以及極少的亞洲人。「中國人不會找我們的，他們嫌棄我們太老，」阿英說。
阿英的賭注
四年前，已經50歲的阿英懷揣1000歐元現金，從江西途經香港後飛抵巴黎。此前，她從朋友那裡聽到的關於法國的描述是，「那是全球最富裕的國家，有很多法國人不願意做的職位在等著」。這句只說對了一半的傳聞，讓阿英狠了狠心，下了她這輩子最大膽最瘋狂的一個賭注。「反正我也是一個人，這輩子就沒好好活過」，兩個月前，在巴黎荷花車的辦公室，我們第一次見面時，阿英不甘心地說。
50歲以前的半輩子生活，一下子被這位自稱為「沒文化，去工地每月到頭就拿到幾百元」的女人全部否定。1990年，阿英結束了11年的婚姻。「我們是沒有感情的婚姻」，阿英現在說起來依然認為那是她的不幸。離婚後，她帶著孩子在當地一家建築公司工地工作。2000年阿英下崗，此後每月領取300多元的生活補貼。
「生活很難。聽朋友說來法國做阿姨到餐廳打工都可以賺到錢。」就這樣，從親朋那裡借來湊滿旅行社張口要的12萬人民幣後，阿英用這筆她這輩子從未見過的大數目，換得一紙命運未卜的旅遊簽證。
「我是想，再怎麼也不會比以前過得壞吧!」但是，接下來的劇情遠非阿英在國內所能編寫出來。
在巴黎的第一周，阿英找到了一個每天只要花費5歐元的搭鋪床位。這應該是在巴黎能找到的最廉價的鋪位了。這種非法的地下旅舍，通常是一位華人房客或者房主將房間分割成若干小空間，再密集地擺上雙層鋪出租給需要的華人。在一間50平方米客房內，大體上要擠進去20多人。他們共用一個衛生間和一個小廚房，連上廁所，做飯都要排隊。因男女混居，性侵犯也是一大問題。這類地下黑旅舍，面對的是華人圈中最底層的失業者，無固定居所，和無身份證群體。
完全不會外語的阿英，從巴黎戴高樂機場抵達唐人街區後，每天唯一能做的，就是到那些亞洲超市前貼滿的小紙片廣告堆中去淘自己的運氣。
十天之後，阿英終於鬆了一口氣。她找到了到法國後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個開服裝店的溫州老闆家裡做保姆，除了可以免費吃住，僱主還承諾她將得到900歐元的月薪，這要比她在中國工地上干苦力得到的報酬高出十多倍。前提是，一天的工作從早晨起床後一直到深夜就寢，沒有間斷，沒有周末休息日，沒有保險，沒有任何保障。在法國將一周35個鐘點工作制的最低工資標準以法律保障的形式，固定在1337歐元(稅前，2010年標準)的時候，阿英用以上代價抓住了這份在法律之外的「幸運」黑工。
在離巴黎300多公里的68省，阿英的任務就是帶三位分別是2歲，6歲和12歲的孩子。一個月後，她拿到手的只有800歐元。「他們說我沒有經驗，又說我不會做菜，就扣了我100歐元。」做了六個月保姆後，儘管離12萬債務的目標還很遙遠，阿英還是辭去這份讓她受到羞辱無法忍受的工作。
「真的很難。我照顧三個小孩，最大的那個孩子，看到我就象看到瘟神一樣，還動不動就罵我。我當時就是想不通，法國的兒童教育怎麼這麼差，怎麼教的，孩子一點禮貌都沒有。」阿英低聲地重複，「真的很難。」
一切都離阿英在中國時所能想像到的法國生活太遙遠。
折回巴黎半個月後，阿英找到了第二份工作，還是在一個溫州家庭做保姆。這個時候，阿英已經很清楚，不懂法語，沒有合法居留，她能得到的最好工作就是在華人家庭掃黑工做保姆。
這一次，阿英去了離巴黎很遠的法國南部的波爾多郊區。在南部的11個月時間中，阿英的生活被孤獨牢牢地控制著，她甚至一度懷疑自己是否變得不太正常。「沒有人說話，又不敢出去。主人他們是開餐廳的，都是晚上11點以後才回來。我經常就是對著兩歲的孩子說話，自顧自地說話。」阿英說這話的時候，視線離開了一直盯著的那杯可樂，黯淡地望著窗外，巴黎已經令人絕望地下了一周多的春雨。
回到巴黎後，阿英決定不再做保姆，問起當時的感受，她說:「自由，就是自由了，一下子覺得自由了。」
和大多在巴黎的中國性工作者一樣，先經歷了在華人家庭或者工廠中魔鬼般的不公平待遇後，在債務，房租，伙食，精神的各種壓力中，她們最終加入站街女的行列。
地下的工作
再一次和阿英見面時，在巴黎十三區的一家咖啡館，離她的工作地點大約200米。那天巴黎還是下著小雨。阿英穿著一件天藍的夾克，還是兩周前那條粉色的圍巾，她說，這些衣服大多都是從國內郵寄過來的，「因為便宜很多。」
阿英說起了法國媒體一筆帶過的四月慘案。那是在巴黎十區，一位55歲的中國性工作者在自家被嫖客捅了十多刀後死亡。警察破門而入時，死者赤身裸體滿身是血，屋內還有一位來不及逃走的五十來歲北非移民，這位手上身上沾滿了血的男子正是嫖客。
「你害怕嗎?」
「怎麼會不害怕。前幾天又有一位姐妹被客人打，半邊臉都被打腫了。」
「報警了嗎?」
「她也沒有紙張(合法居留的意思)，怎麼敢去報警?」
沒有身份而不敢去報警，越來越成為被人利用的無可彌補的缺陷。「現在的壞人越來越多」，阿英指的是那些占了便宜而不給錢，還使用暴力的客人。「有的時候我看客人有點不對，就會叫上一位姐妹一起下去。否則在下面，叫也沒人聽得到，被人打死都不知道。」
下面，指的就是這些巴黎荷花人的工作地點。
2012年底，從《巴黎人報》，法國新聞廣播電台，到免費報紙《20分鐘》，法國媒體轟炸般地報導華人妓女將地下室變成接客的場所。對法國人來說，這是難以置信的工作地點。
在繁華的唐人街一家超市對面，阿英乘電梯下到地下停車場。她用她的姐妹從客人那裡搞到的鑰匙，打開儲存間與車庫之間的大門。粗加工的灰色水泥牆面和幾扇門上，用暴露的法文寫著婊子等不堪字樣。再拐到通道的盡頭，那裡有一熘兩排的小儲存間。阿英推開一扇門。空間內沒有光源，濃重的精液氣味從黑乎乎的空間散發過來。阿英打開手機上的燈源，燈光打在那張將儲存間塞得滿滿的單人床墊上，沒有床單，污穢不堪。屋裡沒有窗戶，床墊邊的一張鐵製椅子下堆滿了用過的衛生紙。「這種地方，最多待上半個小時，」重新鑽出地面後，阿英鬆了一口氣說。
兩個月前，巴黎警方在九區又一次發動了專門針對華人性工作者的圍捕行動，數十人被抓。因為居留證問題，在巴黎短短的三年時間內，阿英被警察帶走不下三十次。2010年8月，阿英遞交了她的首次難民身份申請。受益於她的難民申請者身份，在移民局給出最終結果之前，阿英得以每次被釋放。但，在這些申請難民居留的荷花人中，大約只有1%的人可以如願以償地得到長期合法居留證。在連續拿了6次短期居留後，想通過難民申請取得合法居留的門已經徹底被關上。也就是說，阿英已經沒有其他辦法可以在法國合法地生活下去了，除了結婚。
阿英也有一位法國男友，那是她曾經的客人。「我那老頭，他不願意結婚。」阿英很冷淡地說，「我這輩子過得不好，現在就是想賺錢。我不是被強迫的，我是自願的。」
現在，阿英買了電腦，唯一目的就是每周上幾次網，通過視頻看看在江西老家的兒子以及孫子。「孩子賺錢生活那麼難，作為母親，總是要幫助孩子吧」，阿英解釋她的賺錢動機。
對於未來，阿英說沒有任何計劃。「被抓到，就回去吧，還能怎樣。」阿英沒有表情，似乎看破紅塵。對於這一點，她知道，並不在荷花車幫助範疇之內。
張竹林、CHRISTINE CHAUMEAU是法國世界報集團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