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翻閱蘇聯的文學史時，發現一個奇異的現象：蘇聯文學中後來成為不朽經典的作品都不是為發表而寫的；相反，他們在寫作時就明白，這些作品完全有可能在生前無法出版；非但不能出版，書稿如被查獲，裡面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有可能為自己招來殺身之禍；但他們仍然憑著一種超凡的意志，越過貧窮、疾病、死亡的危險，構築著屬於自己的精神聖殿。那麼，有人會問，究竟是什麼力量支撐著這些作家的寫作事業？換句話說，這種信心是從哪裡來的？
十月革命後不久被槍殺的詩人古米廖夫，在論到寫作時有一句名言：「不應該在『可能』的時候寫作，而應該在『必須』的時候寫作。『可能』這個詞應該在詩歌研究里一筆勾銷。」這大致可以反映蘇聯作家在血雨腥風的年代裡對寫作的態度。也就是說，他們寫作不是向誰交心，也不是純粹出於個人的愛好。他們寫作是因為，在他們身後站立著千百萬個人，這千百萬個人組成的千百萬個故事、千百萬種命運等待著他們記錄，逼迫他們發聲。作家利季婭把索忍尼辛工作的書房稱作「人復活的作坊」，並說「當他心裡充滿陌生人和親人的命運的時候，便急忙趕到書桌前，回到讓死去的人復活的作坊。」儘管這樣，他還是沒有幻想《古拉格群島》會在他活著的時候發表，後來因為它的微縮手稿流傳到了巴黎，法國率先出版了第一卷，這座窮十年之功打造成的「人類尊嚴的紀念碑」才得以面世。它的直接後果是作者被逐出蘇聯，流亡異國20年。
當然這裡面情況也複雜。有些作家的作品本來可以出版，只要他們肯按照當局的意思修改；但因為這樣做有違作者的創作原意，往往遭到他們的拒絕。布爾加科夫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他一生的創作除了早年的戲劇《土爾賓一家的日子》和一兩本小說獲准發表外，晚年所有的小說沒有一篇能在蘇聯發表，其劇作也幾乎全被禁演。用作家自己的話說，等待他的只是「貧窮、流落街頭和死亡。」他的書桌里常年放著一把槍，以便在被人逮捕或活不下去時自殺；但即便這樣，他仍然不肯按照當局的意圖修改作品。史達林曾希望他在《逃亡》一劇的八個夢外「再增加一兩個夢，使觀眾能夠了解布爾什維克做得完全正確」，他沒有理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導演曾要求布爾加科夫將《莫里哀》一劇的著重點由藝術家的自由和幸臣的威逼，轉移到表現莫里哀這位大藝術家的藝術才華上，他嚴詞拒絕。他曾在一封致史達林的信中直言不諱地說：「在蘇聯俄羅斯文學的廣闊原野上，我是唯一的一隻文學之狼。有人勸我在狼皮上塗點顏色，這是個愚不可及的勸告。塗上顏色的狼也罷，剪去狼毛的狼也罷，怎麼也像不了一隻哈巴狗。」
女作家利季婭在1940年前後完成了反映「大清洗」的小說《索菲婭•彼得羅夫娜》，但懾於當時的輿論禁令，沒有哪家出版社肯冒死出版。國外雖然有幾家出版社出了俄文本，接著又被譯成好幾個國家的語本在海外流傳，但她還是希望這本小說能在蘇聯出版。為此她足足等了二十年。一直到蘇共22大以後，也就是1962年9月她才把小說寄給蘇聯作家出版社。出版社答應出版，並預付了60%的稿酬；但遺憾的是，政策的風向變了。不久就傳下令來，說文學家還是要多談成績，既然黨在20大、22大上已經承認了錯誤，並答應將倖存的人從勞改營和監獄中放回，還給他們提供住房和工作，就不用再在傷口上撒鹽了，還是按時開展春播和生產要緊！利季婭不服，向法院提起上訴。官司算是贏了：法院判出版社違約，要求出版社支付100%的稿酬給利季婭，但小說仍然不能出版。
自此，她明白了：當局的意圖就是要讓人集體遺忘。「最後等到受難者和見證人統統死光，新的一代就什麼都不知道了，不能理解發生過的事，不能從祖輩和父輩的經歷中吸取任何教訓了」，她在回憶錄中寫道。利季婭決定與這種有預謀的遺忘戰鬥。她說：「就算不再發表我寫的一個字，就算我所嘔心瀝血的文學構思永遠無法實現，也決不允許任何人從我作品中刪除犧牲者的姓名和導致他們犧牲的共名。不論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休想。」儘管此後她失去了發表的權利，報紙雜誌不准出現她的名字，甚至由她編輯的父親的文章也因為有一條「利季婭整理」的注釋而不得出版；但正如她在1974年作協開除她的會議上講的：「在你們採取這類措施的時候，永遠忘記，現在仍然忘記，你們掌握的只是現在和部分過去。還有一個管轄過去和將來的機構：文學史。」結果當然是理事會一致通過開除了她的會籍。但15年後，即1989年2月莫斯科作協又一致通過，撤消了15年前開除她的決議；又過了兩年，作協背後的強大政權也在民眾的抗議聲中垮台了。她的小說《索菲婭•彼得羅夫娜》出版後引起了讀者和批評家的極大震撼。人們震驚的是，在「大清洗」的高潮還沒有完全退去的時候，就有人寫出了反映當時恐怖氣氛的小說。正如她在回憶錄中寫的：「小說的藝術價值不應由我評價，但它真實的見證價值無可置疑。我至今（1974年）不知還有哪本寫三七年的作品寫於這裡和那時。」
「寫於這裡和那時」，這話說得多麼平淡，但卻蘊藏著多麼大的自信啊！想想我們也有類似「大清洗」的經歷：如土改、如鎮反，如反右，如大躍進，如三年大饑荒，如文化大革命……但我們可有寫於「這裡和那時」的作品？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是一部記錄反右的好作品，但卻是寫於「這裡和這時」的；楊繼繩的《墓碑》是罕見的反映三年大饑荒的信史，但同樣也是寫於「這裡和這時」的；楊顯惠的《夾邊溝記事》、《定西孤兒院紀事》都是寫大饑荒的優秀小說，但同樣也是寫於「這裡和這時」的；至於寫土改、肅反、整風運動、工商業改造、反胡風運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和小說，除了海外出版的有限的幾本——可以說是寫於「那裡和這時」的，在災難發生的地方——中國大陸——基本上可以說付之闕如。
是誰讓我們的作家無所作為？或者換句話說：為什麼在史達林統治的殘酷歲月里，蘇聯仍然出現了如阿赫瑪托娃、左琴科、曼德爾施塔姆、茨維塔耶娃、愛倫堡、扎米亞京、布爾加科夫等一大批經典作家；產生了帕斯捷爾納克、肖洛霍夫、索忍尼辛、布羅茨基，加上舊俄時期的蒲寧，共五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創作出了如《日瓦戈醫生》、《靜靜的頓河》、《癌症樓》、《古拉格群島》、《大師和瑪格麗特》與《我們》等光耀千秋的不朽經典；而在大致相似的制度環境中，我們的作家卻可以說整體趴下？他們熱淚盈眶寫下的那些千恩萬謝的東西，為什麼短短几年就淪為垃圾？為什麼人家能，我們不能？比起俄羅斯作家，我們缺少什麼？
二
摩羅早年有一篇名文叫《巨人何以成為巨人》，裡面說「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會有什麼樣的領袖」，是俄羅斯的人民培養了俄羅斯的文學家、革命家。這話當然不錯。沒有一個人會否認巨人的成長需要更多的土壤和養分，正如一棵大樹的成長需要比小花小草更多的陽光和空氣一樣；但如果我們進一步追問：你說巨人是從人民中來的，但人民又是從哪裡來的？你說「有恃才能無恐」，沒錯！巨人要憑依人民才能變得強大，但人民又要憑依什麼才能變得強大？你說，俄羅斯之所以產生了那麼多的巨人，是因為俄羅斯有無數優秀的人民；我們沒有產生那樣的巨人，是因為我們沒有那樣優秀的人民；但為什麼人家有，我們沒有呢？為什麼人家的女人是十二月黨人的妻子，丈夫或父兄犯法，就拋家棄業跟到了西伯利亞，我們的女人黨委書記一談話就宣布和丈夫離婚了呢？為什麼人家的「叛徒」被流放會受到英雄般的歡迎，而我們的「叛徒」一旦被當局盯上，人民就會把他當成麻風病人了呢？一言以蔽之，為什麼人家有那樣的人民，我們有這樣的人民呢？如果你不想說這是天生的，就像北極產白熊，南極生企鵝，水中有魚鱉，叢林出巨蟒一樣都是造化使然的話，我認為原因只能到宗教和傳統里去尋找。
有人說，這關宗教和傳統什麼事？一國國民的性格，包括劣根性，都是由制度造成的嘛！但現在是我們的制度，包括意識形態都是學人家的。學人家的制度，學人家的言論管制，但結果卻很不一樣，這是為什麼？除了制度和意識形態，還有哪些因素更深遠地影響了知識分子的表現？
先說宗教。儘管經過幾十年的「無神論」洗禮，俄羅斯的傳統信仰遭到了極大的破壞，但俄羅斯畢竟是一個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東正教在這裡差不多有近十個世紀的傳播史。俄羅斯作家也歷來有拷問靈魂，追問終極關懷的傳統，這一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里看得一清二楚。儘管他們個人可能不上教堂，不研習經義，每個人對宗教、上帝的看法也不同，但一種來自生命深處的渴念，一種對俄羅斯土地和人民發自肺腑的愛，使他們活著仿佛負有某種神秘的使命，而在這種神秘的使命完成之前上帝命令他們不許死去。這種精神就是一種宗教精神。中國人因為信仰觀念淡薄，作家們普遍缺乏終極關懷的能力，因而他們無法理解，索忍尼辛被驅逐出境前與克格勃發生的第一次爭執，竟是為了一個十字架。在列弗爾托夫監獄，索忍尼辛要求發還被抄走的十字架，他說「在牢房裡我需要十字架！」但克格勃人員不給，說十字架是金屬，他們的任務是要防止他自殺。後來在他的執意要求下，克格勃人員終於在出境前還給了他。
其次是自由傳統。蘇聯雖然在十月革命後實行了社會主義制度，尤其在史達林當政時，更是將專制獨裁和個人迷信發揮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但俄羅斯畢竟是一個有著自由傳統的國家，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在這裡約有三百年的歷史。加上地緣的優勢，作家或普通公民收聽外台，接觸西方人或西方書刊的機會很多，人們並沒有完全閉目塞聽。而與蘇聯相比，中國在更遠的「遠東」，作家或普通公民根本沒有接觸西方的機會，加上歷來沒有自由民主的傳統，外在的勢力一大，便只能全面崩潰。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是從「五•四」開始的，但實際上，即使算上「五•四」傳統中斷的幾十年，也只有不到百年的歷史。自由民主的理念不用說在普通公民中，即使在作家和知識分子心中也不甚瞭然。像科舉時代的文人一樣，他們中的大部分只是把寫作當成一種邀名利、取富貴的手段。因而外在的壓力一來，甚至還沒有來，就主動送懷上去。這就是中國作家與俄羅斯作家的差別。
三
看俄羅斯作家、知識分子的回憶錄，常常為俄羅斯知識分子在對抗強權時所表現出的勇氣和自信所震驚。殊不知離開俄羅斯近十個世紀的宗教傳統、近三百年的自由薰陶，這些作家、知識分子根本不可能單獨成為巨人。巨人和人民都是呼吸著同樣的空氣，吮吸著同樣的乳汁而分別成為巨人和人民的；巨人不過是把久藏在人民心中的願望勇敢地說出並擔當起來而已。巨人的成長需要從人民那裡獲取豐富的資源，但如果人民自己都吃不飽，還怎麼供給巨人呢？巨人只有自己把根扎在淵深的土裡，向上生長，而無權要求人民分給他陽光和空氣，就像一棵參天大樹不能指望小花小草供給它營養一樣。
古希臘神話中有個巨人叫安泰俄斯，安泰俄斯是大地女神蓋亞和海神波塞冬的兒子，居住在現在剛剛推翻了卡扎菲的利比亞。安泰俄斯力大無窮，凡與他摔跤的，都被他摔死了；但他有個秘密：只有保持與大地的接觸，他才是不可戰勝的——因為接觸大地能使他從母親那裡獲得無限的力量。後來，英雄赫拉克勒斯發現了這個秘密，就把他舉到空中扼死了。俄羅斯的巨人們也像希臘神話中的安泰俄斯一樣，力量來自俄羅斯的土地。他們中不管是誰，只要他的腳踏在俄羅斯的土地上，他就能從俄羅斯母親那裡獲得戰勝敵人的力量。
蕭士塔高維奇的《見證》裡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亞歷山大•康斯坦丁諾維奇•伏倫斯基是上世紀20年代蘇聯出色的文學批評家，對各門藝術都有極高的鑑賞力。曾創辦了當時最好的雜誌叫《紅色處女地》，發表過許多精彩的文學作品，連左琴科都是它的作者之一。史達林愛看歌劇，每次去都喜歡把伏倫斯基帶上，想聽聽這位傑出的批評家怎麼說——實際上是想借專家的嘴印證自己的博雅，而伏倫斯基出身於神職人員家庭，父親就是個神父，當導師和領袖打電話說：「一起去看《包里斯•戈杜諾夫》」，他去了，但去了以後卻本著一個神父之子的良知說話，不肯做導師和領袖的應聲蟲。導師和領袖很生氣，就把他流放到了利佩茨克。過了幾年，領袖又想起了他，就把他重新召回莫斯科——大概是想試探一下他對這個國家的新沙皇現在的態度。
「瞧，你現在知道社會主義能夠在一國建成了吧？你看到我已經在俄國建成了社會主義了吧？」這時，只要他低低頭，就能重新成為克里姆林宮的高級顧問，享受別墅和豪華車隊的伺候；但伏倫斯基看了看史達林，回答說：「對，我看到你為自己在克里姆林宮建成了社會主義。」史達林氣壞了，下令說：「把他帶回去！」這樣他就又回到了利佩茨克——好在利佩茨克永遠跑不了。
後來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史達林又試了幾次，想「挽救」他，但均無結果。最後一次是這個神父的兒子病危，躺在監獄的醫院裡，等著見上帝。領袖去看他，逼他在死前悔過。「見鬼去吧」，伏倫斯基用盡最後的氣力對他說，然後死了。
像伏倫斯基這樣決絕的人當然是少數，大部分人考慮到事業前程、妻子兒女都難免恐懼。比如，和其他幾位諾獎得主相比，帕斯捷爾納克就是比較軟弱的，但到了事關生死的原則性問題上，這個天性柔弱的詩人仍然表現出了美術教授和鋼琴家的兒子良好的人文素質。據他的第二任妻子吉娜伊達•尼柯拉耶夫娜回憶：在1937年大清洗的高潮中，有一天大白天來了一個人，徵求作家簽名，表示擁護判處蘇軍元帥圖哈切夫斯基死刑。來人沒有不敬，只是奉命行事，但帕斯捷爾納克怒不可遏，衝到此人面前，大聲嚷道：「要簽名，得對這些人有所了解，應該知道他們都幹了些什麼。而我對他們則一無所知，我沒有給予他們生命，也無權剝奪它。只有國家才有生殺予奪之權，而不是個別公民。同志，這可不是簽署一張劇院入場券，我無論如何不能簽名！」這時，他的妻子正懷有身孕，見此情景嚇傻了，求他為了我們的孩子，你就簽個名吧！他回答說：「將要出生的那個孩子不是我的，而是一個另一種觀點的人的孩子，我不要，死就死吧。」當時正值大逮捕的高潮，僅他們居住的別列捷爾金諾作家村就有25位作家被捕，但他似乎完全忘了這回事，推開驚呆的妻子，衝到此人面前說：「就讓那種命運也輪到我頭上好啦，我完全情願死去。」一邊說，一邊把那人趕下了樓。
這事傳開以後，作協主席斯塔夫斯基把他叫去，希望他好好考慮一下，簽個名。他回答說，要是簽了名，那就等於自己剝奪自己的生命，因此他寧願死在別人手裡。他的妻子知道後十分害怕，就乾脆把他的衣物都裝在箱子裡，徹夜不眠，等待克格勃來敲門。可他卻像個嬰兒似的酣睡，仿佛門口的箱子是為一場旅行而準備的。後來克格勃沒有來抓人，斯塔夫斯基解釋說，因為編輯的「錯誤」，他的名字最終還是出現在簽名簿上了。
這當然是妻子的回憶，因為崇拜丈夫，細節上有誇張也有可能；但有一段流傳甚廣的故事，見於好多人的回憶錄，就不得不使人信服了。
1934年5月，曼德爾施塔姆因為寫詩諷刺史達林而被捕。帕斯捷爾納克當時正住在沃爾洪卡，曼德爾施塔姆也常來他們家，但他們的關係處得並不好，尤其是主婦吉娜伊達很不喜歡他，覺得「曼德爾施塔姆仿佛一個任性的美人，自尊性極強，又嫉妒別人的成功。」跟帕斯捷爾納克說話，態度傲慢，好像老師教訓學生。家中舉辦詩歌朗誦會，總是沒完沒了地朗誦自己的，不給帕斯捷爾納克機會；但聽說他被捕，帕斯捷爾納克立刻找到《消息報》的主編布哈林，求他向史達林說情，釋放曼德爾施塔姆。布哈林當即給史達林寫了一封信，信尾提了一句：「帕斯捷爾納克同樣不安。」一天，女鄰居突然跑來告訴吉娜伊達，克里姆林宮打來電話要找帕斯捷爾納克。當時他們居住的是一座公共住宅，所謂公共住宅，就是每層樓上住著幾家人，除了臥室分開，廚房和衛生間都是公用的。只在樓道里裝一部公用電話。帕斯捷爾納克拿起電話，才知道打來電話的人是史達林。他說，抓曼德爾斯坦姆，他感到很吃驚！史達林告訴他將重新審理曼德爾施塔姆的案子，並假惺惺地問他：為什麼不營救自己的朋友？如果是史達林的朋友，史達林就是跳牆也要去營救。帕斯捷爾納克回答：如果我不營救，你未必能知道這樁案子。史達林又問：你為什麼不找作家協會？帕斯捷爾納克回答：作家協會1927年後便不管這類事了。帕斯捷爾納克對史達林說，他很想同他見一面，討論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史達林問，什麼問題？帕斯捷爾納克回答，生與死的問題。史達林沒有回答，掛了電話。
沒過多久，曼德爾施塔姆果然釋放了，流放到了氣候溫和的沃羅涅日，這在當時算是較輕的處罰了。帕斯捷爾納克也因為電話設在樓道的原因，名聲大噪。整個莫斯科都知道史達林給詩人帕斯捷爾納克打過電話。作家協會對他的態度亦為之大變。到作協的食堂里吃飯，不僅有人給他開門，脫大衣，請一些窮朋友吃飯，食堂還給他免了單。
四
讀這些作家的行傳，你有時會想：是不是蘇聯政府對知識分子格外寬容，或者是由於這些作家名氣大，政府不敢動他，才使這些作家如此「放肆」？但最終你發現這些懷疑是毫無根據的。《日瓦戈醫生》寫完後，帕斯捷爾納克把稿子寄給國內的《新世界》雜誌和文學出版社，但兩家都拒絕發表，哪怕按照他們的要求刪節也不成。義大利出版商費里特利奈里將手稿拿回國內出版，很快就被譯成英、德、法等多種語言在國外流傳，並於1958年10月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蘇聯政府惱羞成怒，立即將其定性為「反蘇小說」展開批判。他們除了向帕斯捷爾納克的情人伊文斯卡婭訊問手稿的流傳情況，還組織高爾基文學院的學生，舉著標語牌到帕斯捷爾納克的住地遊行，牌子上寫著「猶大滾出蘇聯！」並於獲獎四日後將他開除出作協。帕斯捷爾納克不願當面受辱，寫了一封信給開除他的主席團。他說：「我知道在社會輿論壓力下必定會提出開除我會籍的問題。我並未期待你們會公正對待我。你們可以槍斃我，將我流放，你們什麼事都幹得出來。我預先寬恕你們。但你們用不著過於匆忙。這不會給你們帶來幸福，也不會增添光彩。你們記住，幾年後你們將不得不為我平反昭雪。在你們的實踐中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但蘇聯政府不理睬他的憤怒，他們將伊文斯卡婭的工作開除，派克格勃的密探在他居住的樓梯口跳舞。為了掩人耳目，這些特務竟穿上女人的衣裳大搖大擺。
這還不算，聽說在他們的家裡裝上了竊聽器，他和家裡人說話都得「俯首帖耳」。每天都想著怎樣把重要的資料和手稿帶出去，重要的信件則偷著燒掉。在最緊張的時刻，中央委員會竟給他派了一位「女醫生」，住在他們家裡一個月。家裡人都懷疑她的藥箱裡有錄音機。為了不被驅逐出境，他先是給瑞典文學院發電報，聲明放棄這份該得的獎金，最後還被迫給當時的最高領導人赫魯雪夫寫了一封信，信中說：「離開自己的祖國於我而言無異於死亡，因此我懇請對我不要採取這項極端措施。」兩年後他便在莫斯科郊外的一處寓所中孤獨謝世。
比起帕斯捷爾納克，索忍尼辛的遭遇當然要嚴酷得多。
衛國戰爭爆發後，索忍尼辛應徵入伍。由於作戰勇敢，升任炮兵連長。後來在給一封友人的信中不點名地批評了史達林，被蘇聯反間諜機關逮捕，判處8年勞教。蘇共20大後，他因為率先寫了反映蘇聯勞改營生活的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而迅速走紅；但隨著《癌症樓》、《第一圈》在國外出版，蘇聯政府對他的態度大變。他們先是命令梁贊作協開除了他的會籍，隨後在他的住處和朋友家到處查抄他的手稿。1970年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特工們更是如影隨形地監視著他的幾乎所有生活。有時他們化裝成房屋租賃社的來敲門，有時又說是宣傳站的宣傳員要送資料，有時又說樓下漏水要進來檢查……甚至發生了這樣的事：一個叫戈爾洛夫的工程師，是索忍尼辛岳母的同事，有一天到索忍尼辛的住處去取一個修理汽車的配件，主人不在，卻發現一夥身份不明的人在別墅里搜查。搜查的人把他抓住打了一頓，打完後還要他作出保證：不把看到的事講出去，尤其是不能告訴索忍尼辛；但這個勇敢的人出來後就把事情講給了索忍尼辛。索忍尼辛立即向國安部長安德羅波夫提出抗議。結果是戈爾洛夫被解除公職，被迫離開俄羅斯。
在家不得安寧，外出活動更是有「專人保護」。1971年12月，大詩人特瓦爾多夫斯基去世。在安葬儀式上，索忍尼辛不僅神出鬼沒地闖進了會場，而且西裝革履地在第一排就座。安全部頓時如臨大敵。他們立即抽調特工在會場布控，其中一個拿著對講機向上峰報告：「他來了。場內我們的人有100名。」告別儀式結束後，大家扶著靈柩到了墓地。索忍尼辛鏟下了第一抔土，特務們不敢輕舉妄動，但一直遠遠地注視著。後來隨著《古拉格群島》在法國出版，這種秘密的監控就變成了公開的「保護」。他們有時乾脆就在樓下設一個點，每班五六人輪流站崗。主要任務是盤問進出他家的人，閒了就不停地往他們家打電話，直至將索忍尼辛逮捕並驅逐出境。
五
利季婭被開除出作協後，就一直處於公開或秘密的監視之中。她回憶說，每個進她家樓門的人，一到樓梯口，就有人問他到哪兒去？如果客人不回答，他們就追著客人一直送到她家門口才罷。有一個英國女人的遭遇最令人稱奇：她是俄國人，但常年住在英國，不會講俄語。因而當開電梯的問她找誰時，她比劃了半天也講不清，就自己按了電鈕。開電梯的一看層數，大驚失色，立刻擺了一個耶穌在十字架上的POSE，橫在電梯門上。英國女人一看大事不好，就推開她，飛奔著往樓道里爬。利季婭住在六層，英國女人一層一層地爬，開電梯的就一層一層地追，一直追到她家門口。花容失色的英國女人跑進她家，氣喘吁吁地說：「我看過很多追捕電影——乘汽車、飛機、騎馬、潛水艇、摩托艇、快艇、輪船、直升機追捕罪犯的，但開電梯追捕還是頭一次見。」
至於秘密警察趁他們家沒人，撬開門搜查；或打騷擾電話，監聽她和別人的談話；威脅與她來往的朋友；更是家常便飯。更絕的是：利季婭的視力不好，寫東西必須用一種特殊的黑水筆才能看清，但莫斯科的商店裡缺這種貨，於是只好委託國外的朋友購買；但不知是哪位領導認為這種筆會危害社會主義的文化事業，因而命令管進出口貨物的官員，用剃鬚刀將這種筆的筆尖削掉。這樣，利季婭收到的外國黑水筆就再也不出水了。
通訊檢查也是極權統治的慣用伎倆。因為他們實行的是計劃經濟。什麼人該收到什麼信，收多少，在什麼時候收，都是由領導決定的。利季婭從國外收到的信，有時一下能收到幾封，有時又幾個星期收不到一封。收到的信七扭八歪、殘破不堪倒還罷了，神奇的是，有時會把信裝錯。1975年10月，她的女兒葉連娜收到兩封信：從郵戳和筆跡上看，一封是列寧格勒來的，一封是高加索來的；但打開一看，奇蹟出現了：列寧格勒來的裝在了高加索的信封里，高加索來的又裝在了列寧格勒的信封里。除非是高加索的朋友跑到列寧格勒，商量好寫信，寫好後不約而同認為有必要借用對方的信封；否則，只能說明負責檢查信件的官員太馬虎。
尤其是到了這個政權垮台前的最後幾年裡，政府利用作協開除作家越來越多，打壓的手段也越來越低劣，甚至發生了這樣的事：1974年4月25日，文學教授、詩歌評論家埃特金德被開除時，來自克格勃大樓的秘密警察也參加了作協書記處的會議，而開除他的直接證據正是來自克格勃的監聽資料。克格勃和作家協會是兄弟單位，這一點每個蘇聯作家都知道；但這種公開的「聯席辦公」、「資源共享」還是頭一遭。更令人驚奇的是，當列寧格勒作協的第一書記霍洛波夫當眾宣讀由克格勃人員提供的監聽資料時，所有與會作家沒有一個覺得有什麼不對。「克格勃監聽到埃特金德1969年與索忍尼辛見過面……」在「審查材料」中還發現，埃特金德教授竟然勸說猶太裔的年輕人到以色列去。因而，人們不但不應該譴責克格勃對作家的秘密監控，還應當感謝他們。你看，要不是克格勃人員在五年前就盯上他，誰知道這個十惡不赦的罪犯還會幹出什麼事？
儘管這樣為所欲為，主管部門還是很頭痛。因為不論開除，還是暗殺都不能阻止作家利用小說「反蘇」；相反，他們把開除當成一種「深入生活」，把參加開除自己的會議視為一次「創作出差」。弗拉基莫夫在1977年被開除時，甚至說不是你們開除我，而是我開除你們。「我留在這片土地上，但決不與你們站在一起。」——「我把你們從我生活中開除。」這是作家們最後的吼聲。當這吼聲最初只是從知識分子口中發出時，人們還感到有些異樣，甚至有些恐懼，但僅僅過了14年，當這吼聲傳遍了俄羅斯，甚至遙遠的西伯利亞也聽見了它的回聲，那裡的囚徒都知道「誰擁護人民，誰就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的時候，這個政權就像紙房子一樣坍塌了。據說坍塌的時候，總統辦公室的電話竟然沒有響一聲，沒有任何人表示支持與同情，哪怕是它的受益者。總統府圓屋頂上的紅旗被降下來時，沒有任何人來送行。一個曾經不可一世的龐大帝國就這樣默默地退出了歷史的舞台。
2012年1月31日～3月9日草於長安飲馬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