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對比 > 正文

項小凱:駁斥新加坡學者「民主中國威脅論」

作者:
據稱,馬氏是在美國智庫「國家利益中心」(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前名為「尼克森中心」)的一次午宴上,發表了上述言論。該智庫以奉行利益至上的實用主義而聞名,不難看出,馬氏的真實目的,在於試圖以利益為誘導,遊說美國,放棄對中國民主化的促進。

項小凱:駁斥新加坡學者「民主中國威脅論」

大國的民主轉型,異常艱難,鮮有坦途。

近日,以亞太事務為主要內容的網絡雜誌《The Diplomat》,發表一篇題為「Chinese Democracy: A'Nightmare' Scenario for US」文章,其中引用新加坡學者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先生的奇葩觀點,認為一個民主的中國,將會給美國帶來更大的威脅與麻煩。

馬凱碩先生在李光耀時代任職30多年,所著文章,頻頻被中共黨媒《人民日報》與《環球時報》網站轉載。這位新加坡的前外交官聲稱,中國蘊含著強大的民族主義情結,而當前的中共政府,則是控制這種民族主義的關鍵。一旦中國轉型為自由民主國家,按照馬氏的說法,中國將會「更加民族主義化,更加危險」。

馬氏的觀點,頗為奇妙。按照這種邏輯推論,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蘊含著強大的民族主義情結,而希特勒政權,則是控制這種民族主義的關鍵,因此,希特勒應該被英美等民主國家所支持;而一個民主的德意志,反而會給其它的民主國家,帶來更大的危險。

據稱,馬氏是在美國智庫「國家利益中心」(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前名為「尼克森中心」)的一次午宴上,發表了上述言論。該智庫以奉行利益至上的實用主義而聞名,不難看出,馬氏的真實目的,在於試圖以利益為誘導,遊說美國,放棄對中國民主化的促進。

但是,馬氏的說辭,在邏輯上並不成立。理論上,任何國家,都或多或少,存在著極端民族主義的風險。然而,融合自由主義的民主政治,恰恰是遏制民族主義極端化的最可靠的安全閥。民族主義的極端形態,就是法西斯主義。歷史上,正是由於納粹的德國,摧毀了魏瑪的共和體制,軍國的日本,打斷了大正的民主潮流,才使得這些國家的民族主義,奔向狂熱,並最終導致了世界大戰的爆發。

民主政權的合法性,來自於國民的授權;民主體制的運作機制,為法治下的和平協商。成熟的民主國家之間,鮮有大型戰爭的先例。恰恰是反民主的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通過壟斷權力,壓制社會的真實聲音,屢屢將民族主義的能量,挾裹於自身的意志之下,為一己私利,要麼發動世界戰爭,要麼輸出共產「革命」,危害世界和平,給人類社會帶來深重災難。

而對於現實情況,當下中國的民族主義潛能,也經常被外界過度高估。實際上,新極權下的中國,並不具備民族主義激進化,也就是真正法西斯化的必要條件。

歷史上的納粹德國與軍國日本,它們的民族主義,之所以能夠被推向極端,一個極為關鍵的原因,是因為當時的新興社會精英,多源於傳統時代的下層軍事貴族的後裔。德國的容克(Junker)與日本的武士,都具有極高的榮譽感與獻身精神,因此對於民族主義的動員,在意識形態上,能夠到達類比宗教的感應強度,並且與普通大眾形成共鳴反饋,最終造成席捲全國的極端民族主義狂潮。

而在中國,傳統的社會精英階層,早已在49年後的「社會改造」中,被徹底摧毀。當下的權力精英的主體,只不過是一個龐大的利益分贓集團。新興的市場化社會精英,由於權利受到擠壓,對當下的權力體制也缺乏信任。腐化墮落的上層精英,鮮有真正的獻身勇氣,也沒有足夠的道德感召,能夠將民族主義的能量,完全吸納為己所用。而對權利格局日趨不滿的市場化中產,與上層權力精英,實為同床異夢,也並非民族主義的可以切實動員的對象。

實際上,中國式民族主義唯一的有效受眾,是信息渠道高度封閉,長期受到官方媒體照射,仍處於重度洗腦狀態的部分社會底層的邊緣群體。但是,即便是對於這部分邊緣人群,民族主義的導向,也絕非可靠。洗腦效應能夠存在的前提,是信息的高度封閉。一旦專制體制結束,通向世界的信息渠道,將得以暢通,封鎖外部的萬里防火牆,將會被拆除。多年積累的洗腦成果,將會被洶湧而至的信息大潮沖刷殆盡,而山寨化的扭曲民族主義情結,也將會迅速崩塌而顯回原形。

誠然,大國的民主轉型,異常艱難,鮮有坦途。蘇聯解體之後,奉行沙文主義的普京,重塑威權,將俄國再度拖回到專制的陰影之下。而就在最近的烏克蘭危機中,普京所統治的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挑起烏克蘭內戰,已經對烏克蘭以及國際社會,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中國未來的轉型,同樣會面臨諸如此類的巨大風險。但正因為如此,追求自由的人們,更應該堅守正義,勇於抗爭,而不是溺於利益計算,從而成為強權意志的俘虜。

回顧歷史,在二戰時期,面對納粹德國的強大攻勢,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發誓捍衛不列顛,決意與敵人戰鬥到最後一刻;而面對勢如破竹的日本侵略軍,香港總督楊慕琦(Mark A. Young)匯集香港軍民,英勇抗擊,在三倍於己軍的龐大敵軍面前,堅守長達18天,並造成日軍數千人傷亡的重創。在捍衛自由的抗爭意志引導之下,戰爭的天平,終於向正義的一方傾斜。隨著二戰的全面勝利,人類歷史,也迎來了寶貴的和平。

然而,在二戰結束多半個世紀之後,世界的和平秩序,仿佛又開始搖搖欲墜。在歐洲,烏克蘭已經陷入國家內戰;在西亞,伊拉克和沙姆伊斯蘭國(ISIS),正在製造新的極權恐怖;在東南亞,領海爭端日趨緊張,而東方之珠的香港,正面臨著二戰以來從未有過的危機。在這種紛亂之中,類似於馬凱碩先生這樣的政治說客,仍然類此不疲,以現實利益為籌碼,勸說政客們放棄價值觀,而順從大國利益的交換。從某種角度來說,正是這種利益至上的實用主義,在多年的全球和平期間,通過千絲萬縷的利益網絡,腐蝕了自由民主的價值觀支柱,以至於當下的世界秩序,搖墜至此。

短視的利益驅動,無法帶來真正的文明秩序。一個美好世界存在的先決條件,不在於它能夠帶來多少利益,而在於究竟有多少人,有勇氣為它而戰。即便眼下的抗爭,難以兌現為即時的成效,但對於將來,仍然是希望的源泉所在。自由的意志,薪火相傳,它必將穿透令人窒息的現實鐵幕,抵達未來,直到轉折,直到重建。

來源:香港東方日報

責任編輯: 趙亮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本文網址:https://tw.aboluowang.com/2014/1030/46492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