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孝胥(右一)等與溥儀(左五)合影(網絡圖片)
從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統治開始，他便以遜清遺老自居，他對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深惡痛絕，與其不共戴天;他不但不做民國的官，就連書法題詞、寫信作文，一律都不用民國的年號。但他並不滿足於只做個遺老，他所熱衷的是復辟「大業」。正是對復辟帝制的熱切期望，使他來到了末代皇帝溥儀的身邊，成為溥儀復辟的「左膀右臂」，並一度出任偽滿洲政府的「國務總理」、「國務總理大臣」。為了復辟，他不惜與日本人勾結，向侵略者「屈尊」，換來的卻是更多的恥辱。最終，這個昔日的遺老被牢牢地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這就是鄭孝胥，一個別樣的遺老。
■十二年的「放逐」
清朝末年，福建屢出才子，鄭孝胥就是其中之一。為大清服務時，鄭孝胥歷任廣東安徽按察使、駐日本神戶領事、廣西邊防督辦等職。後來，由於站錯了隊，戊戌變法失敗，他受到牽連。可以說，在大清政府，鄭並不得志。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結束了大清王朝，鄭孝胥氣得死去活來。在別人看來，辛亥革命是一場偉大的變革，可在他看來，這是中國的災難。他在文章中這樣寫道：辛亥之變是「猖狂暴亂，邪說橫行，不仁不義，無禮無法」的大災難。當清政府發布退位詔書後，他更是慷慨憤怒，發誓要守臣節直到死。
為了驗證自己的話，鄭孝胥跑到上海隱居起來。他不問世事，但凡是詩文信件題識，仍用宣統甲子，從來不用民國年號。這只是無聲的對抗，在有聲方面，他把做了民國之官的最好的朋友臭罵一通：「群盜如毛國若狂，佳人作賊亦尋常。」朋友被他罵了也只是一笑，因為在許多民國人士看來，與其說鄭孝胥在隱居，倒不如說他是在自我放逐，他雖然發誓不做民國的官，也留著辮子，也從來不花民國製造的錢，但他始終在用行動證實給別人看：他並沒有真正地不問世事。
鄭孝胥一直一廂情願地希望民國人士能「還政於清」，為了這個希望，他東奔西走，大聲呼號。但沒有人聽他的，這是遺老普遍面臨的一個問題，即使聲嘶力竭，現實已經如此。在過多地哭喊之後，他們仍然不肯放棄。1913年，鄭孝胥在上海與遜清遺老名士們組織了「讀經會」，1917年又組織了麗澤文社講授經書、詩文，1920年又為「恆心學社」傳授封建復古思想。也許，在經歷了太多的政治上的失敗後，鄭孝胥轉而從文化上入手。他認為民國破壞掉的不僅是大清的政治，還有中國傳統文化。如果能復興傳統文化，未嘗不是一種曲線救清的方式。
鼓吹復古思想，讓鄭孝胥聲名遠播。可民國人士對他的看法，始終是一隻跳不高的螞蟻，他的聲名不過是在紫禁城小朝廷里傳播而已。因為希望，所以認為，紫禁城裡的那些遜清餘孽們希望能回到從前，所以，鄭孝胥的出現無疑給了他們一絲希望。鄭孝胥的名字在小朝廷里傳播也就再正常不過了。
當時，溥儀的師傅陳寶琛和溥儀身邊的英國人莊士敦看了鄭孝胥的文章後，非常推崇。兩人都說鄭孝胥是個「血性男兒」，因為他不做民國的官，不要民國的錢。1923年，溥儀和婉容(皇后)、文繡(淑妃)結婚，大喜之時，陳寶琛和莊士敦聯名推薦鄭孝胥給溥儀。溥儀見到鄭孝胥後，激動不已，任命他為「任懋勤殿行走(皇帝老師的職稱)。鄭孝胥自然不肯就這樣僅僅當皇帝的老師，不久後，他就向溥儀提出整頓內務府的計劃，節約內務府的開支，以備「復辟」。
「復辟」二字可就是溥儀的精神鴉片，他聽到這兩個字的時候兩眼放光，他絲毫沒有覺得這是鄭孝胥在扯淡，因為鄭孝胥的眼裡也放著光芒。
在得到了內務府大臣一職後，鄭孝胥才知道自己是一愚蠢的笨蛋，他不但沒有聚斂起財富，反而讓溥儀的生活費用捉襟見肘。
許多人都恨他，他自己也恨，於是，這個紫禁城裡最不受歡迎的人無奈之下只好申請「開去差事」。
從1911年跑到上海玩隱居到1923年被溥儀封為內務府總管，鄭孝胥把自己放逐了十二年。在這十二年中，「放逐」一詞始終跟隨著他，雖然他自認為是在隱居。因為無論是他不想還是別的原因，民國並沒有承認他這個人的存在，而溥儀在十二年後才承認了他。鄭孝胥怎麼會有這樣大的毅力相信清朝政府能死屍復活，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所不能參透的。
中國的知識分子堅持一種理想，或者是因為仇恨一種事物而反對強壓在他身上的現實，其所進發出來的力量有時候是驚天動地的。
事實上，辛亥革命和後來的五四運動對中國舊知識分子的打擊太大了，前者摧毀了封建制度，後者全面顛覆了傳統文化。面對這勢不可擋的歷史洪流，遜清遺老們感到一種莫名的恐懼與悲哀，精神上和心理上都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尤其是像鄭孝胥這樣的人，在清政府時沒有做到高位，正一門心思準備向最高峰衝刺時，山突然倒塌了。他難道不會對挖倒山的人痛恨嗎?
但挖山的人太多太強大了，痛恨的人只有等待，而等待時還要蔑視，那麼，只有一種方式，就是自我放逐。
十二年的自我放逐一結束，鄭孝胥就知道，想要「復辟」在當時的情況下，非常簡單。這要從他的履歷中找到他這樣自信的原因。
1885年時，鄭孝胥投到李鴻章門下，四年後，他考取了內閣中書。第二年，進北京，在鑲紅旗官學堂教習，從此成為大清官僚隊伍中的一員。1891年，他受朝廷之命，東渡日本，任駐日使館書記官，次年升任駐東京領事。三年後，鄭孝胥在日本廣交朝野軍政要人，對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現狀以及背後的思考都有獨到之見解。1894年，中日爆發戰爭，鄭孝胥奉命回國，直到辛亥革命爆發，他沒在清廷有任何建樹。在日本的三年，他對日本的一切都存著好感，甚至是驚羨與欽佩。
日本雖然給了他們這樣大的震撼，但他眼中卻不是日本，而是諸多強國。這也正是他後來被日本人拋棄的原因。無論如何，想要實現美麗的夢，首要條件就是，必須再回到溥儀身邊。
■激昂的禿子
1924年9月，上天給了鄭孝胥日後成為漢奸的一個時機。當時的直系軍閥吳佩孚和奉系軍閥張作霖正在打仗，吳部馮玉祥叛變和張作霖一起打敗了吳佩孚。馮玉祥直接進入北京城，軟禁了當時的總統曹錕，解散國會，支持黃郛(fú)組織攝政內閣，紫禁城的內城守衛隊被國民軍繳械，神武門換上了國民軍的崗哨。
馮玉祥對大清和大清皇室一點好感都沒有，他架了兩門炮，威脅紫禁城中的人，如果不滾出城，就開炮。溥儀當然沒有勇氣當炮灰，所以，只能離開紫禁城。但他沒有去處。
喪家之狗是可憐的，並不是因為他被趕出門，而是因為任何地方都不肯收留它。溥儀先是請求自己的生父醇親王載灃收留他，載灃先是肯，後來就哭喪著臉。正當他要準備將兒子趕出門時，北京政局又發生了變化，張作霖與段祺瑞合作，馮玉祥的國民軍退出了北京，黃郛的攝政內閣垮台，段祺瑞出任執政。
雖然張與段都對溥儀表示同情，但對溥儀重回紫禁城的要求卻置之不理。溥儀不知道該怎麼辦，他手下的羅振玉腦子靈活，跑到東交民巷外國使館請求租間房子給溥儀，但得到的答覆卻是：地方小，不便招待。
溥儀要哭了，鄭孝胥來了。他跑到日本兵營找到竹本大佐，並與芳澤公使聯繫，這兩人都是他曾經結交的朋友，雙方一拍即合。於是，溥儀在鄭孝胥的陪同下，進入了日本使館。
鄭孝胥欣喜若狂，因為在他看來，溥儀這塊肉已經是自己手中的了。他雖然沒有做出驚天動地之功，但對於時下的溥儀而言，一個住所完全可以讓他終生感恩戴德。鄭孝胥為此還寫了兩首詩，錄其一首如下：是日何來蒙古風?天傾地坼見共工。休嗟猛士不可得，猶有人間一禿翁。
「禿翁」是鄭孝胥的自稱，此人大概是過度聰明，早就絕了頂。
但這種欣喜之情並沒有維持多久，他就感覺到了危機。危機來自於同僚，同樣抱著復辟理想的羅振玉。
鄭孝胥雖有大功，那也只是他自認為的。羅振玉就不這麼認為，如果不是當初鄭孝胥慫恿段祺瑞恢復帝室優待條件一直不能實現，皇上怎麼會委屈於日本大使館?這是他對溥儀一直灌輸的思想，溥儀畢竟是個年輕人，受不了這樣三番五次的思想轟炸，漸漸地遠離了鄭孝胥。
這回，輪到鄭孝胥要哭了，他見不是個頭，就又跑回上海賣字去了。鄭孝胥走後，羅振玉利用自己的兒子，他兒子在日本關係很廣，取得了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吉田茂和駐屯軍司令部的同意，羅振玉父子陪同溥儀，並在日本便衣警憲的掩護下，到達天津，住進了日租界「張園」，後來遷居陸宗輿的房子，取名「靜園」。
如果說，把溥儀送進日本使館的是鄭孝胥的主謀，那麼，把溥儀送進天津日本租界的就是羅振玉的高明策劃。從此，溥儀和日本人就結下了永遠也不能割捨的緣分。
兩個人雖然都「功不可沒」，但在溥儀心中，鄭孝胥的排名仍舊在羅振玉前。這從溥儀在「駐津辦事處」的人員安排上就可以看出。溥儀的兩道「諭旨」中，仍以鄭孝胥為首，而無羅振玉。
於是鄭孝胥又從上海來到天津，回到了溥儀的身邊。
溥儀為什麼會如此器重鄭孝胥，原因只有一個，相比於羅振玉，鄭孝胥的復辟之夢非常強烈，這當然不是最主要的;最為重要的是，他能把這種夢說成是真的，而溥儀聽時，信心陡增。確切地說，鄭孝胥是一個優秀的演講家和心理學家，他能看透溥儀的心理，並配之以激昂的言辭讓溥儀佩服得五體投地。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儀談到：「他(鄭孝胥)比陳寶琛更隨和我。那次我會見張作霖，事前他和陳寶琛都表示反對，事後，陳寶琛鼓著嘴不說話，他卻說：『張作霖有此誠意表示，見之亦善。他和胡嗣瑗都是善於爭辯的，但是胡嗣瑗出口或成文，只用些老古典，而他卻能用一些洋知識，如墨索里尼創了什麼法西斯主義，日本怎麼有個明治維新，英國《泰晤士報》上如何評論了中國局勢等等，這是胡嗣瑗望塵莫及的。陳寶琛是我認為最忠心的人，然而講到我的未來，絕沒有鄭孝胥那種令我心醉的慷慨激昂，那種滿腔熱情，動輒聲淚俱下。有一次他在給我講《通鑑》時，話題忽然轉到了我未來的『帝國』：『帝國的版圖，將超越聖祖仁皇帝一朝的規模，那時京都將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爾高原之上……』」
在說這些話時，鄭孝胥有節奏地搖晃著禿頭，唾星四濺，說到激情處，就手舞足蹈，老淚橫流，儼然就是教會的教主在鼓動信徒。
說鄭孝胥是個心理學家，有一件事可以證明。
一次，溥儀想為康有為賜諡。陳寶琛和鄭孝胥都反對，而陳寶琛在反對之餘，還表示以後少賜諡為妥，而鄭孝胥在發表反對意見之後，又添了一句話：「戊戌之獄，將來自然要拿到朝議上去定。」
這話讓溥儀激動得手直顫，這分明是表示大家不久就可以回到紫禁城裡似的。
在寄人籬下，還不知生死存亡之時，任何人都需要這樣一個給大家鼓舞士氣的人。鄭孝胥充當了這樣一個角色，這就是他為什麼受到溥儀重用的原因。但這並非全部原因，還有其他的不可忽視的重要的原因。
■掀起漢奸的面紗
我敢說，中國真正的知識分子沒有一個人肯悶著頭去做漢奸。他們的初衷大都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但「漢奸」就如同當年在司馬光面前的那個缸一樣，一旦掉進去，沒有司馬光的石頭和智慧，是永遠也出不來的。
鄭孝胥或許就是這樣的人。
早在1928年，鄭孝胥就跟溥儀說，目前這種局勢恐怕只有先依靠日本才能復辟成功。但依靠日本，並非完全的依靠，只是希望靠日本來打開復辟大業的第一扇門，然後就有條件實行他的思想主張。
鄭孝胥的主張是什麼呢?
他曾跟溥儀提過一個「三共論」：「大清亡於共和，共和將亡於共產，共產則必然亡於共管。」即使是革命戰爭以失敗告終，他還是念不絕口。他跟溥儀說：「又鬧罷工了，罷課了，外國人的商業受到了損失，怎能不出頭來管?」他的「三共論」表面上看，好像是他的感慨，其實是他的理想。
而他這一理想，要與羅振玉相比，才能得出來。
二人都對日本人抱著大希望，因為二人都在日本待過很長的一段時間。鄭孝胥在日本做中國使館的書記官是1891年，這一年，羅振玉還在上海賣古玩字畫、辦《農報》。因為《農報》，羅振玉在1896年結識了給《農報》譯書的日人藤田劍峰。也就是說，鄭結交日人比羅要早五年。所以，兩人的眼界完全不同。羅振玉自從結識了日本人後，眼睛裡就只有日本人。武昌起義後，他把復辟希望全放到日本人的身上。可鄭孝胥卻在日本看見了「列強」，從那時起他就認為中國老百姓自不用說，連做官的也都無能，沒出息。這種思想一旦經過辛亥革命的撞擊就徹底走向了絕對的方面，他認為，中國這塊地方理應讓「列強」來開發，來經營。
這顯然已經成了賣國，因為這一思想主張不但要西洋技術、西洋資本，而且主張要西人來做官，連皇家的禁衛軍也要由客卿訓練、統領。否則，如他所言，中國永遠是亂的一團糟，中國的資源白白藏在地里。再危言聳聽一點，「我主江山」遲早被「亂黨」、「亂民」搶走，以致毀滅。辛亥革命以後，他認為要想復辟成功，絕不能沒有列強的幫忙。
那麼，這種幫忙如何才能實現呢?他就把希望寄托在「共管」上。
在得到了溥儀的同意後，1928年，他與兒子鄭垂去日本活動。在日本，他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可同時，他也把自己的思想主張說給日本人聽，並積極拉日本加入「共管」中國的行列，以期藉助外力實現復辟的願望。
日本人當然樂不可支，鄭孝胥自然也是眉飛色舞。可他不知道，自己的理想不可能實現，首先是中華民族就不讓，其次，日本人也絕不可能讓到手的肥肉與別人分享。
如果對當時的形勢有所了解，就知道，鄭孝胥的主張並非空穴來風。關於「列強」共管中國的主張，在當時的報紙上會經常看到。1927年6月9日，日文報紙《天津日日新聞》上就有這麼一篇文章，篇名叫：英人提倡共管中國。
聯合社英京特約通信。據政界某要人表示意見謂：中國現局，日形紛亂，旅華外國觀察家曾留心考察，以為中國人民須候長久時期，方能解決內部糾紛，外國如欲作軍事的或外交的干涉，以解決中國時局問題，乃不可能之事。其唯一方法，只有組織國際共管中國委員會，由英美法日德意六國各派代表一名為該會委員，以完全管理中國境內之軍事。各委員之任期為三年，期內擔任完全責任，首先由各國代籌二百五十兆元以為行政經費，外交家或政客不得充當委員，委員人才須與美國商(務)部長胡佛氏相仿佛。此外，又組織對該委員會負責之中外混合委員會，使中國人得在上述之會內受訓練。
在鄭孝胥看來，這類的計劃如果能實現，溥儀復位的時機便到了。依這些論述可見，鄭孝胥走到後來「漢奸」一步，絕非是他的本意。由於他，我想到了中國歷史上兩個著名的人。
一個是伍子胥，另一個是申包胥。伍子胥的父親和哥哥被讒，慘遭殺害，他不惜搬兵入郢，掘平王之墓，鞭屍出氣。從今天的理解角度來講，他似乎就是「漢奸」。申包胥是伍子胥的朋友。子胥出亡，咬牙切齒，揚言「我必覆楚」。申說「子能覆楚，我必興楚」，伍子胥滅楚後，他果然就跑到秦國那裡，許願秦哀公，說只要秦肯出兵，楚雖裂地分土或傾國相送，亦甘心所願。不答應就倚秦廷而哭，日夜不絕聲，水米不進，達七天七夜。秦哀公被感動了，出兵救楚。
鄭孝胥似乎就是這兩位的翻版，但此人博覽群書，似乎應該知道還有一個這樣的同類。他就是春秋時期越國的勾踐。越國被吳國所敗，越國國君勾踐絕對是個天才，他不惜「嘗大王之溲」、「嘗大王之糞」，臥薪嘗膽，終於滅吳。後人叫「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可是，我們不妨設想一下，一旦十年之內，他的忍辱負重被吳人識破了怎麼辦?
鄭孝胥並沒有這樣的危險，因為從一開始，他就在日本人面前打錯了算盤。「共管」的理想是根本實現不了的。
■推溥儀為賣國者
九一八事件適時地發生了，日本人的躁動使他們提前了對中國的侵略進程。不久後，整個東北淪陷。在此國難面前，溥儀和他的擁護者們歡欣雀躍，他們認為，自己復辟的時候已經到來了。
鄭孝胥親自為興奮流淚的溥儀起草了給日本陸相南次郎、黑龍會首領頭山滿的信，請求他們幫助復辟。而在這之前，溥儀已經有了跟日本人合作的想法，使他產生這一想法的就是羅振玉。
羅振玉絕對不是省油的燈。九一八事變發生的當時，東北保全軍副司令兼吉林省主席張作相的參謀長熙洽，利用羅振玉與日本師團長多門二郎中將的「師生之誼」，將吉林省全境「獻給了」日本人。羅振玉是熙洽的老相識，他聽說了這一消息後，立即跑到吉林省會，如他所願，不僅得到熙洽寫給溥儀的「勸進表」，而且約請了日本關東軍參謀板垣征四郎的代表上角利一同來天津，慫恿溥儀去東北。
想不到的是，溥儀身邊的一些遺老，如陳曾壽、陳寶琛、胡嗣瑗並不看好他。在他們眼裡，羅振玉一直就是個弄虛作假、未可輕信的人。鄭孝胥當然不會讓羅振玉把溥儀搶走，他對溥儀說：「此事萬不可行，此類躁進之人見用，必有損令名!」
溥儀正在左右為難時，日本駐天津總領事桑島也不同意溥儀離開天津去東北。羅振玉的計劃破產了，但溥儀卻仍舊在這一計劃中徘徊著。
鄭孝胥是位優秀的心理學家，所以他才做出了上述舉動。事實上，從溥儀到天津後，鄭孝胥一直反對溥儀離開天津到任何地方去。他所追求的東西，仍舊是「列強共管」。
那封信發出不久，日本人就有了響應。在瀋陽的日本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立即來到天津，直接到靜園和溥儀會見，這人似乎是受過高等禮儀教育的日本人，表現得十分恭敬和藹，先是談了張學良這個混蛋「把滿洲鬧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權益和生命財產得不到任何保證。這樣，日本人才不得已而出兵」。然後表態道：「我等是誠心誠意地，要幫助滿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國家」，接著就勸溥儀不可錯過這個機會，回到祖宗的發祥之地，親自領導這個國家。日本將同這個國家訂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權和領土將受到日本的全力保護，這個國家的元首一切可以自主。
溥儀聽了，只說了一句話：「如果是復辟我就去，不然的話，我就不去。」
土肥原賢二很堅定地回答他：「當然是帝國，這是沒有問題的。」
一切都已成定局，鄭孝胥與溥儀商定：偷渡白河，取水路去東北。1931年11月10日夜，溥儀被塞進一輛跑車的後箱裡，奔向渡口，坐上日船「比治山丸」號。三個日本軍官和鄭孝胥早已經等候在那裡。據說，當時船上藏了一桶汽油，如果一旦被中國軍隊截獲，就放火燒船、燒人，毀滅一切證據。當然，這是溥儀所不知道的。
還好，沒有意外發生。溥儀一行順利地到達了旅順。但是，事情並沒有他們想的那麼好。土肥原賢二這癟三說了謊。溥儀住到旅順後，日本人就再也沒有談到過關於溥儀復辟的事。但1932年2月22日，關東軍司令官突然發出邀請函給溥儀，希望他能派人到瀋陽商討「建國大計」。
溥儀只能派出鄭孝胥，但在臨行前，他一再強調必須實行帝制、一定要「正統系」的十二條。鄭孝胥並沒有完全答應下來，只是跟溥儀保證，定會盡力而為。
可當見到關東軍參謀時，鄭孝胥開始流汗了。日本人認為，溥儀只能當一個「滿蒙共和國大總統」，至於恢復清政府，想都別想。並答應要讓鄭孝胥當共和國總理。鄭孝胥深思熟慮後，拍著胸脯說道：「皇上的事由我包辦，無所不可。」他的兒子為老爹加一眉批：「皇上是一張白紙，由你們軍部怎麼畫都可以。」
23日上午，鄭孝胥一行回到旅順，溥儀正等著好消息，可得到的卻是鄭孝胥下面這段話：「土肥原本來說接皇上直接到奉天組織新國家，但現在情況變了，看來時機尚未成熟，皇上只好暫住旅順，靜觀時局轉變。」
溥儀氣得生不如死，他一直認為鄭孝胥是個聰明人，想不到的是，聰明人居然在最不該犯糊塗的時候犯了糊塗。他生氣地說道：「如果我的要求達不到，我就回天津。」
鄭孝胥幾乎是笑著，不緊不慢地回道：「皇上還要三思而行，當下形勢，復辟必須要依賴日本，如果與日本反目，將來的希望也完了，將來是沒有希望的啊。」
鄭孝胥所謂的希望是什麼呢?
他曾跟溥儀說過這樣一段話：「帝國鐵路，將四通八達，礦山無處不開，學校教育以孔教為基礎……」
溥儀問他：「列強真的會投資嗎?」
他回答：「他們要賺錢，一定爭先恐後。臣當年承辦璦琿鐵路，投資承包的就是如此，可惜朝廷給壓下了，有些守舊大臣竟看不出這事大有便宜。」
溥儀又問道：「可是辛亥國變，不就是川、湘各地路礦的事鬧起來的嗎?」
他附和說：「是的，所以臣的方策中有官辦有商辦。不過中國人窮，錢少少辦，外國人富，投資多多辦，這很公平合理。」
溥儀又問他：「那些外國人肯來當差嗎?」
他說：「待如上賓，許以優待，享以特權，絕無不來之理。」
溥儀再問：「許多外國人都來投資，如果他們爭起來怎麼辦?」
他很有把握地說：「唯因如此，他們更非尊重皇上不可。」
這段話就是鄭孝胥的理想，似乎在當時，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取回皇上的寶座，繼續大清的氣脈，恢復宗室覺羅、文武臣僚、士大夫等等的舊日光景。
可在當時，溥儀不可能對鄭孝胥的理想感興趣，因為他恨透了這個一直以來他自認為非常優秀的人。他對另一位遺老陳曾壽說：「日本軍部要求以鄭孝胥當總理，此人心粗膽大，有進無退，如何能做總理?只想自己做官，除打電報叫兒子、孫子外無他事。他那個兒子更是荒謬之極，簡直非人類!」
但罵歸罵，在日本人的連哄帶威脅下，溥儀最終還是去了長春。1932年3月9日，在前吉長道尹衙門一間破舊的大廳里，舉行了溥儀就任「滿洲國執政」的典禮。在這典禮上，最神氣的應該是鄭孝胥，他穿了一身嶄新的藏青色長袍，在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等日本人讚許的目光下，代溥儀宣讀了由他起草的《執政宣言》。第二天，正式走馬上任，當上了「滿洲國國務總理」。
溥儀簡直想開口罵鄭孝胥了，但無濟於事。就在溥儀滿臉怒容地在長春時，鄭孝胥已經和日本人達成了一項秘密交易，分別以溥儀和他本人的名義簽署了《日滿密約》。
根據這份密約，我們知道，鄭孝胥把東北的權利整個出賣了，包括「滿洲國」的國防、治安、鐵路、港灣、水路、公路、礦山、資源等。並且日本人取得充任「滿洲國」官吏的權利;日本有權用「滿洲國」移民等。
他終於把溥儀推到了賣國者的位置上，等待他的將會是什麼呢?
■是賣國者，還是戰略家
先等著鄭孝胥的是一次「內閣會議」。
他以「國務總理」的名義召開了第一次「內閣會議」，討論各部的組織機構和司長級以上人事安排。各部總長對部內的人事都有打算，誰任次長，誰任司長，準備在會上提出。
當然，這是場面話，可會議開始時，時任「國務院總務廳長」的駒井德三就拿出了一份各部次長、總務司以及其他重要司長名單。名單上的人名全是日本人。
駒井德三雖然很矮，但氣焰卻高，對別人的意見一句都聽不進去，所以，名單全部通過。也就是從這之後，大家都明白了，「內閣會議」的提案並不是由國務總理提出，而是由「次長會議」先決定的。「國務院總務廳長」為次長會議的召集人，同時有關東軍第四課參加。一切決議唯關東軍的馬首是瞻。各部日行文件，只要次長簽了字，總長便跟著畫諾;「國務院」的日行文件，經駒井德三簽閱以後，交由鄭孝胥簽署。重要文件由駒井德三親自送給鄭孝胥，並且不讓他細看內容。
等於說，鄭孝胥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傀儡。
他正在鬱悶中時，溥儀又找到了他。溥儀對他簽訂的《日滿密約》非常不滿，大罵他道：「究竟誰當家?是你，是我?你他娘的賣國也應該有個先後吧。」
鄭孝胥耐心地聽溥儀罵完後，慢慢地說道：「您息怒，皇上您想要個靠山，總得給人家點好處吧。」
溥儀還能說什麼，面對這樣一個先斬後奏的賣國者，他的確已經無話可說。因為不久之後，鄭孝胥與日本新任關東軍司令官簽訂了《日滿議定書》，等於說，他把賣國密約公開化了。
在簽字儀式上，鄭孝胥失態了。他先是拿錯了筆，然後是對日本人的鞠躬茫然無措。在儀式結束後，他幾乎是帶著哭出來的表情靠在椅子上。他知道，這意味著什麼，賣國之罪大白於天下，他漢奸賣國的鐵證已經鑄成。
這一年，他已經七十二歲。一個老頭子，為什麼一定要把晚節弄得髒臭不可聞呢?
我一直想為這位大清官僚翻案，但當他做出了那麼無恥的事來時，我實在不知道該用什麼辦法用什麼樣的詞語來為他開脫。
但接下來的事，似乎能說明一點：鄭孝胥的漢奸之名的確來之不易。
滿洲國建立後，許多人在這三個字前都加了一個偽字。各國對日本的這一做法非常不滿，因為東北全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他們得不到任何利益。於是，各國都向國民黨政府施壓，國民黨政府只好應對，在1932年5月，派人到東北調查。不知是因為自己一直是個傀儡，還是因為這是一個實現自己理想的機會，鄭孝胥在會見調查團時，搖頭晃腦，大談「利益均沾」、「國際共管」。他把自己「開放全國之策」的言論扯到了最大限度，日本人絕對開心不起來了。
如溥儀所言，他的這一做法如同給強盜做底線的僕人，打開了主人家的大門，放進了一幫強盜，當了一幫強盜的大管事，猶感不足，一定還要向所有各幫強盜發請帖，以廣泛招徠。這自然就惹惱了已經進了門的強盜，絕對是一腳把他踢飛。
日本人準備踢他。鄭孝胥自然也不是好踢的。他高昂著禿頭，向關東軍發出「不滿」的信號，突然提出辭職，也不等日本人答覆，他就躲在家裡不出來了。
日本人毫無準備，即使他們想踢他，但絕對不是這個時候。日本人決定向他妥協，使盡了各種手段，讓他再次歸位。但歸位後，仍舊不給他實權。他惱火!
1935年6月，他在自己的主辦的「王道書院」里發牢騷說：「滿洲國已經不是小孩了，就應該它自己走了，不該總是處處不放手。」
這句話讓日本人直罵娘，時任關東軍司令官的南次郎在一次例行會見溥儀時說出「鄭孝胥總理倦勤思退」，需要讓他養老。
溥儀也聰明起來，首先是覺得鄭孝胥玩弄了他，其次是日本人此時已對鄭孝胥極為不滿，自己若再保護鄭，顯然對日本人不厚道。他立即表示同意。
就這樣，鄭孝胥被罷了官。
他愁悶不已，但在家裡卻不閒著，把他從前的思想一一拿出來談。在「王道書院」里專門講「國際共管」之論、「王道建國」之術，其實都是針對日本人的。
他越是這樣，日本人就越恨他。他想去外地，日本人不讓;他想吃點好的，可他的存在銀行里的「建國功勞金」卻被日本人凍結。在日本憲兵的嚴密監視之下，他只能待在屋子裡給別人講他的思想。
1938年3月6日，他在書院演講。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就情緒激動，演講完畢就生病了。當天夜裡，他想起了白天所做的演講，心情不能平靜，信步走出室外，觀星望鬥，感懷不已，還哭了幾聲。可能就在這一晚，他被寒氣擊中，夜半時分，他周身滾燙，體溫驟升。確切地說，他發高燒了，然後是胃疼，無論中醫還是西醫，都治不好他。28日下午，鄭孝胥一命嗚呼了。
日本人準備給他在大同廣場建一墓地，鄭的家人驚恐萬分，堅決不要。因為他們知道，家人是漢奸，日後肯定不得安生。
還有一種關於鄭孝胥之死的說法是：被日本人毒死的。但這種說法不可信，鄭雖然不被日本人喜歡，但還不至於到讓日本人浪費毒藥的地步。
在他死後，有人將康有為與鄭孝胥做了比較，其結果也頗為相似：「康有為把光緒皇帝『送』進了瀛台，光緒從此失去了自由;而鄭孝胥把溥儀送給了日本人，末代皇帝終成傀儡。」而「康有為是戊戌變法的始作俑者和積極的行動者，戊戌變法失敗後，他又大力鼓吹復辟帝制。在這一點上，鄭孝胥倒是與他志同道合，只是溥儀並不喜歡康有為，溥儀與鄭孝胥都認為戊戌變法事機不密，至使光緒帝一蹶不振，幽死瀛台，追源禍始，康有為實開其端。溥儀特別信賴鄭孝胥，也特別依賴鄭孝胥父子。鄭孝胥(同時還有羅振玉)與日本人相互勾結，最終將溥儀擁上了『滿洲帝國』皇帝的寶座。」
這段話還應該加上一段：在賣國者與戰略家之間，我們實在無法區分。如果鄭孝胥真正地實現了他的理想，那麼，是不是在賣國者之上是否應該加上一戰略家的稱呼呢?
這一切都成定論，無討論的必要。
賣國者經常辯解自己的言行，尤其認為其有不得已的原因，我們可以稱其為苦衷。鄭孝胥的苦衷就是：在大清時沒有過夠官癮，並且始終認為大清是自己真正的祖國。為了祖國，他不惜先賣後買，不過可惜，他錯得太厲害了，因為日本人是永遠也靠不住的。
不可否認，鄭孝胥是民國時期的名人。他的文章在當時可謂一絕，他的畫也備受矚目。可惜的是，他晚節不保。人們所能記住的是，他是偽滿洲國的「國務總理」。扣在他腦袋上的已經不是文學家和愛國者，而是一頂賣國求榮的大漢奸的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