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四大微博當中，網易和騰訊即將結束微博營運，搜狐的微博產品本就屬於慘澹經營，以後只剩下新浪一枝獨秀。儘管中國媒體有限的幾篇分析都強調微博式微是出於商業原因，但誰都明白，微博在中國是撞了政治這道鐵牆。
微博時代即將結束，但是，中國的微博並未催生出「網絡革命」。原因何在?現在是檢討這一虛幻概念的時候了。
從「Twitter革命」開始的轉型夢幻
國內網友對微博式微的反應相對淡定，一是今年7月已傳出騰訊微博將關閉的消息;二是中共當局一直在「修理」大V，許多有影響、「有態度」的微博早已被關閉;三是許多國內網友已將興趣轉向微信。積聚了5年多微博、Twitter、facebook之體驗，中國網友已成熟多了，知道網際網路上的信息交流、泄憤與現實社會的變革(或轉型)畢竟不是一回事，如今微信雖然蓬勃發展，但大家不再盼望出現「微信革命」。
從2009年開始，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網站在一些非民主國家中成了草根民主運動的載體。例如，2009年6月伊朗大選時期，Twitter、facebook、Youtube成了示威者發泄不滿、相互串聯以及向外界傳播即時信息的重要渠道。故此，伊朗大選事件被國際社會稱之為「Twitter革命」。在印尼，Facebook成功地支持過印尼主要反腐機構對抗警方的陷害，有人亦稱之為「Facebook革命」。
基於上述偶發性事件，一些國際觀察者樂觀地預言：在專制國家，Twitter、Facebook等可以成為抗議和組織動員的「引擎」，為重構社會秩序創造出活動平台。2011年在阿拉伯之春當中，社交平台對突尼西亞、埃及等國青年抗議者所起的聚集功能，甚至在中國引發了一場虛擬的「茉莉花革命」——即現場看不到抗議者，只有警察、便衣警察與少數圍觀者的虛擬抗議活動。2010年1月，香港萬人包圍立法會反高鐵事件及五區總辭事件當中，不少團體的組織者都用社交網站Facebook來號召群眾參與。
因上述事件，人們總結出網絡時代革命的幾大特點：一、去中心化的網絡公民社會(或稱隱形公民社會);二、去組織化，無級別層級，人人平等;三、去區域化;四、快捷迅速，聚合時從無形到有形非常迅速。基於以上特點，不少人認為，世界革命已經進入一個新時代。
Twitter曾被北京視為心腹大患
中共當局將「Twitter革命」等視為顏色革命範疇加以嚴防，許多媒體也發表文章表示擔心，例如《白宮「奇怪指示」：社交網站幫伊朗反對派搞串聯》(《環球時報》，2009-6-24)，《北非魅影：「推特」革命流入埃及》(《21世紀經濟報導》，2011-01-28)。中國知識界對推特的預期也很有趣，在一場《網絡民主、媒體政治與中國民主發展》的討論會中，有人認為，基於推特的獨特開放技術和國內人希望突破封鎖的願望，Twitter成為一個幾乎不受中國現行審查制度干擾的言論自由平台，繼承了十幾年來自由主義網絡空間和抗爭運動的特點，其日常討論具有更加鮮明的反威權性質。討論特別指出，Twitter意見領袖群體聚集，「幾乎絕大部分中國各類社會運動的活動分子、運動知識分子、媒體從業者和相當廣泛、來自各階層的同情者和參與者在推特上審議時政。推特已經總體上成為國內其他論壇甚至傳統媒體的引領者」;並以2009年11月廣州-番禺垃圾焚燒廠建設抗議和2009-2010年馮正虎滯留東京成田機場92天事件為例，指出「推特正在成為許多抗爭行動的策源地、協調和傳播平台」，「推特政治，即推特為平台的電子民主或參與民主樣式，正在構成中國威權結構下一個有趣的發展。」
上述光怪陸離的評價與期望是促使我上Twitter的原因(2010年3月)。兩個月之後，我意識到對Twitter政治聚合功能的評述是種誇大的描述，寫下了那篇《尋找Twitter只是一種精神出走》(BBC，2010年5月31日)。我在Twitter四年多時間，這一期間最大的事件是2010年10月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2011年在阿拉伯之春影響下發生的那場虛擬的中國茉莉花革命。前者讓我意識到異議、維權陣營內部的嚴重分裂與相互排斥;後者讓我意識到Twitter於中共而言就是一個透明的玻璃魚缸。作為一個思想交流平台，微博與推特上的「戾氣」與語言暴力，使不少有見解的知識分子棄其而去，推上群組交流日益高度同質化，維權者與其他人群之間的互相排斥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斷了不同社會群體間的交流。作為一個聚合反抗者行動之地，推特因其透明，導致反抗者與中國國家安全機構同步知曉行動時間地點。現在來看，推特最有價值的功能主要是信息傳播;鑑於中共對海外網站的大力屏蔽以及對微博的強力管制，推特成了唯一可以自由傳播信息與言說之地。
網絡世界依舊與現實世界分離
如果說2011年中國的所謂茉莉花革命是一場只有警察與看客到場的虛擬街頭劇，那麼香港2014年占中行動，從組織到實踐，都與facebook革命類似，為中國是否可能發生網絡革命提供了一個最好的分析樣本。
剖析2014年香港占中行動，基本符合網絡時代革命特點：去中心化、去組織化、去區域化、迅速快捷。在香港的社會條件(公民社會、經濟發達、行政高效、法治化)下發動這場爭取普選權的民主運動，達到大陸目前不可能達到的高度：大陸能夠做到的，香港都能做到;大陸不能做到的，香港也能做到。但最後爭取普選權的抗爭仍然還未達成目標。由此可見，我四年前在《尋找Twitter只是一種精神出走》中做的結論依然有效：「現階段，中國網民作為虛擬世界的『壓力集團』，雖然在若干具體利益問題上具有溫和表達不滿和不服從的特徵，但並非政治組織，不會對中國共產黨堅持的所謂核心利益(即執政地位)產生顛覆性影響。 Twitter等微博的興盛，只是極少部分希望逃離GFW監控的中國人，在尋找一個可以暢所欲言的言論平台」。曾有人在推特上問過我，中國要如何才能擺脫專制魔咒，我的回答是：「推特上聚集的雖是中國的少數人，但卻是最活躍最想求變的人(撇開求變的方式與目標的相異不論)，這裡書寫著中國的現狀，指示著中國的未來。看清這裡的明流暗流及人群組合，就知道中國近十五年民眾主導的走向。」
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錯失了四次世界性機遇。第一次是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入侵中國、日本等國，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走上了一條不同的道路，至今，那個時代仍然是日本歷史上最輝煌的一個時代，日本電視劇《坂上之雲》展示了那個輝煌的時代與那個時代日本人的活力;第二次是二戰之後，許多國家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中國卻被中共用槍桿子帶入了共產極權社會;第三次是199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蘇聯東歐等國擺脫了社會主義枷鎖，走上了民主化道路。如今，昔日蘇聯給中共留下了共產政權崩潰的教訓，今天之俄羅斯給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留下了一個沉重的課題：專制傳統深厚的國家擺脫獨裁之後為何又走回頭路?第四次則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這一輪除了突尼西亞之外，其餘各國基本上都是舊權威倒下之後，離權力最近的勢力通過民主的形式掌握了政權，比如埃及先後出場的穆斯林兄弟會與軍人集團。
如今，Facebook已打算進入中國市場，Twitter計劃於明年在香港設立辦公室，服務於大中華市場。可以預想到，它們進入中國市場之後必然遇到北京的干預;那時候，它們是否還能保持今天的自由宗旨，實難樂觀。在網絡革命泡沫行將消退之時，中國人仍然面對一個半世紀以來未曾解決的問題：中國未來社會變遷的方向、路徑。其中，「誰主沉浮」將決定這兩點。
(《中國人權雙周刊》第143期2014年10月31日—1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