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 > 大陸 > 正文

記者探秘菲傭:5點半起床 比中國阿姨好用

Marry Car Traifclgar Lieses,48歲,她30歲的時侯從菲律賓到香港做家傭,然後每次一簽兩年約,約滿了便回國探望家人一個月,所以這十七年來她只是回國七次。對比一般香港菲傭來說,她算是年齡比較高才來香港的。她家中有3個兒子,都在讀大學,家庭全靠Mary在香港掙的錢來養活(圖/郭浩忠)

Marry Car Traifclgar Lieses,48歲,她30歲的時侯從菲律賓到香港做家傭,然後每次一簽兩年約,約滿了便回國探望家人一個月,所以這十七年來她只是回國七次。對比一般香港菲傭來說,她算是年齡比較高才來香港的。她家中有3個兒子,都在讀大學,家庭全靠Mary在香港掙的錢來養活

一位菲傭在女傭仲介里練習使用筷子(圖/郭浩忠)

一位菲傭在女傭仲介里練習使用筷子

時間上,安娜應該已經到了深圳,但她居然人間蒸發了,盧雲霞對此毫無心理準備。僅僅一天之前,她把這名菲傭親自送到火車站,備足了路上的食品飲料,如以往一樣關切之至。

24小時,48小時,安娜的手機一直是關閉狀態,盧雲霞想起當初仲介的叮囑:千萬不要把菲傭的護照交到本人手裡,她們完全不講情義,隨時可能跑路。但她還是輕易地就把護照還給了她。她以為全家人對安娜那麼好,不會發生背叛之事。現在,她的輕率付出了真金白銀的代價,安娜失蹤,意味著盧雲霞夫婦要蒙受接近10萬元的損失。當然,對於男主人是外企高管的這個家庭而言,經濟損失倒不難承受,而最大的困境在於,接下來做何選擇——還敢到「黑市」僱傭菲傭嗎?如果改用本土保姆,又如何適應巨大的落差?

大陸的誘惑

筆者在澳門對菲傭交易進行暗訪時,和安娜有過半天的接觸。當時安娜逃到深圳去了新僱主家後,新僱主通過倒賣簽證的魏國,將她和其他菲傭一起,帶到澳門來辦理簽證。

安娜逃跑時的藉口是,她在中國待了多年的朋友,能辦到更便宜的簽證。這樣就可以為主人盧雲霞節省一些開銷。眼看安娜半年的簽證即將到期,女主人盧雲霞不希望這個菲傭「黑」在自己家。盧雲霞給安娜一個合法的身份,是對她的最大尊重。

4月的一個晚上,在仲介的安排下,盧雲霞與丈夫面試了安娜,他們是若干面試僱主中的最後一撥。

在中國大陸,菲傭像隱形人一樣生活著,事實上,圍繞她們已形成可觀的供求市場。一位在北京從事菲傭仲介(他們大多都有家政公司的幌子)的人士說,他根據行業內的一些信息估算了一下,在北京打工的菲傭,應該超過了10萬。

大約2005年前後,一些高收入外籍人士來華工作的時候,習慣性地把自己的菲傭也帶了進來,漸漸地,大陸的富裕階層也對菲傭的高標準的服務有所耳聞,一個地下市場開始發育,並始終與官方的監管進行著貓鼠遊戲,甚至存在著某種默契。

那次面試快結束的時候,借著仲介公司工作人員如廁的機會,安娜拉住了盧雲霞的手,急切地表達了馬上被僱傭的意願,並發誓自己的工作會讓主人非常滿意。

原本,雙方是可以第二天再做決定的,男主人對安娜的資料比較滿意,交了合計5萬多元的所謂簽證費、仲介費,當晚就把安娜帶回了家。

安娜今年32歲了,又矮又胖,其貌不揚,但資歷確實很適合這個中國僱主。還是十幾歲的小姑娘時,安娜就開始在新加坡做傭人。她聰明伶俐,很會看主人的臉色行事,加上出國前和到新加坡後都接受了比較專業的培訓,她成為了非常出色的菲傭,很受僱主歡迎。在台灣工作3年的經歷,讓安娜學會了中國話,並燒得一手好中國菜,這為她贏得了在大陸就業的充裕資本。人還沒到,很多看了簡歷的僱主就在家政人員那裡展開對安娜的爭搶。家政公司藉機加價,將她的仲介費瞬間提高了50%以上。

安娜聽說,中國大陸的工資比新加坡、香港和台灣都高,為了賺更多的錢,明知道不合法,她還是毅然和小姨等人一起來到中國大陸。

那是一個漆黑的晚上,「蛇頭」和仲介公司的人為了省錢,讓她們坐上了陳舊狹小的一班夜航飛機,機上不提供免費食物和飲水,身無分文的她們一路忍飢挨餓到了澳門,隨後轉道深圳,坐了幾十個小時的火車抵達北京。安娜說,一路上她就喝了一瓶水,吃了兩個包子,熬過了有些淒楚的旅程,不過,她心中也充滿了對未來的希望。

據安娜事後回憶,見到盧雲霞一家人之後,她立即動了心,覺得這對年輕夫婦舉止文雅,有教養,而且家庭狀況很簡單——只有一個3歲的小女孩——這讓安娜很動心。

5個月的「蜜月」

在北京的生活開始了,男女主人對傭人彬彬有理,家裡的食物和用具,全權由安娜負責,她工作得特別開心。

按照多年的工作習慣,她每天5點半就起了床,將一二樓的房間和庭院全部打掃乾淨,在8點之前做好早餐擺放在餐桌上,然後去照料3歲的小主人穿衣服、洗漱、吃飯。可愛的小主人無形中緩解了安娜對孩子的思念,因此她照顧得格外細心,孩子也特別喜歡她。

8點半,小主人準備去幼兒園,安娜為她穿上準備好的衣服和鞋子,書包里早已放好裝滿溫水的水壺,干紙巾和濕紙巾也各放了一包。在男女主人出門前,鞋子早已擦亮,安靜地擺放在門口,她還能根據女主人當天要穿的衣服,將相應的鞋子和絲巾也搭配好,女主人總會在這個時候給她一個擁抱。

將孩子送走後,安娜繼續自己的清潔工作。她把別墅擦拭得窗明几淨,沙發和地毯(包括柜子下面)每個星期都要清理一遍,衣櫃也要定期整理。下午的空閒時間,除了打掃花園,便是熨燙衣服。這是安娜的一天,也是接受過標準化服務培訓的中國菲傭的一天。

按照安娜透露的線索,筆者在北京找到了盧雲霞。安娜曾經的主人住在北四環的一個高檔社區里,房子是獨棟別墅,面積很大,身為作家的女主人很有生活品味,幾乎把每個角落都布置得別有情趣。房間內整潔溫馨,花園裡鮮花盛開。

在盧雲霞看來,安娜是見過世面的人,在面對女主人那些昂貴衣服的時候,什麼品牌、什麼材質的衣服怎麼洗燙,她都非常清楚,處理得體,這讓最初有些嫌棄其容貌的女主人越來越喜歡她。像多數菲傭一樣,安娜時刻注意擺正自己的位置,家務方面從未讓盧雲霞操過一點兒心,主人偶爾指出的差錯,她會立即糾正,絕不再犯同樣的錯誤。

安娜的盡職與專業並非特例,總體而言,菲傭確實是高素質、高標準的保姆群體,甚至可以說,菲傭是世界上最出色的保姆,代表著行業的標杆。

深圳一家菲傭仲介的王先生說:主人交待過的事情,菲傭絕對不會忘記;規定的工作範疇,她們也會嚴格遵守,絕對不會像有些中國阿姨一樣,規定乾的活,今天高興就干,明天不高興了就不干,菲傭會始終如一。因為大多受過高等教育,她們素質相對較高,責任感很強,喜怒皆能做到含而不露。

她們安靜、隨和、謙恭,出國前大多經過精心的挑選和培訓,大到能以接近醫護人員的水準護理孩子和老人,小到熟練掌握各種材質的衣服的洗燙,更職業一些的菲傭,會根據女主人當天所穿衣服的顏色,搭配好相應的鞋子和絲巾。最重要的是,她們兢兢業業地恪守職業規範,服從是她們的天職。

女主人對工作出色的安娜超乎尋常地善待,剛替換下的手機,會送給她使用,還會把自己的許多衣服慷慨地送給她。安娜又矮又胖,很多衣服都穿不了,盧雲霞便給她買新裝,從頭買到腳。每次出差回來,更不忘給她買個禮物。

「中國的僱主很多時候喜歡把保姆當成自己的家人,但我們很清楚,我們和他們只是工作關係,我其實不過是在工作而已,在哪裡都是這樣工作的。」安娜曾這樣對我說。

正是因為這種文化差異,從未對主人一家投入任何感情的安娜,在北京的天氣突然變冷的日子裡,開始變得焦躁,在熱帶國家長大的她,對北京未知的冬天充滿了恐懼。9月初一個微雨的早晨,對中國北方人來講很舒適的天氣,不冷不熱,安娜已經開始渾身發抖了。幾天後,當她的手上因為乾裂出現了第一道血口子時,她煩躁不安地給她在深圳的朋友打了電話。

在外工作的菲傭很抱團,情感上相互取暖,她們沒事就會打一通電話,彼此說說僱主及家庭的情況,有了煩惱更是一吐為快。她們可以省吃儉用,但在電話費上從不吝惜,這份「感情投資」甚至會占到薪水的五分之一。按她們的話講,這是保證她們不瘋掉的唯一的情緒出口。很多菲傭,為了多掙點加班費,全年都不休息,其壓力可想而知,而僱主為了避免她們出去惹麻煩,也願意多出幾百塊錢、息事寧人。

安娜本來是為了傾訴的一個電話,卻從此改變了她的命運。朋友茱莉已經在深圳的僱主家待了5年,作為一個精明的「中國通」,她堅定地告訴安娜,北京的氣候不適合她,冬天特別冷,會下很厚的雪。來中國不久的安娜當時還不知道,茱莉極力鼓動自己去深圳找個僱主,是有利益驅使的。菲傭資源短缺,有賺取暴利的空間,黑仲介之間進行著不正當競爭,他們鼓勵自己的菲傭,拉一個人回來給1000-2000元的提成。茱莉通過自己所屬的公司,在深圳給安娜又找了個僱主,同意工資多給200元,每月5200元。

安娜雖然留戀北京的工作,但還是禁不住茱莉的鼓動,她要想辦法把護照搞到手。聰明的她,在主人面前表現得更加盡心盡力。

半個月後,半年的簽證快到期了,盧雲霞張羅著聯繫倒賣簽證的人,以便花高價為安娜「買」回後半年的簽證——在大陸,為非法務工的外國人提供相關「服務」的地下產業鏈早已形成。

安娜終於等來了機會,她對盧雲霞說,她的朋友可以幫忙辦簽證,也是出關去澳門,但可以省一半的錢,半年的簽證一萬多元就能搞定。

安娜並未在工作中表現出任何異常,盧雲霞從未想過這個溫順的菲傭會不辭而別,於是毫無戒備地把護照交給了對方。

回不去的中國

仲介公司的人用一輛破舊的麵包車,載著筆者和十幾個前來辦簽證的菲傭,七扭八拐地來到了澳門很偏僻的一條無名小巷裡。這裡路邊都是廉價破舊的出租房,一個蓆子就是一個地鋪。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仲介公司的人,將簽證快到期的菲傭,從蛇口海關帶出境,在這裡住上一個星期,等新的簽證辦好了,再重新入境回到大陸各個城市的僱主家去。

據出租屋的老闆介紹,從去年初開始,生意就不怎麼好了,因為簽證越來越難辦了,很多原來做倒賣簽證生意的人,都不幹了,加上鑑證費越來越高,很多菲傭僱主都不願意折騰了,不辦簽證,菲傭的工資因此提高了很多,而僱主也樂意用錢買個平安順利。所以來這裡住的菲傭也就寥寥無幾了。早些年的時候,這裡的房子幾乎供不應求。

在澳門中心街濕熱的街頭,安娜驚詫地獲知,自己被中國大陸拒簽了,她無法理解,為什麼同行的人都過關了,自己卻這麼「倒霉」。原來,受到欺騙的盧雲霞憤怒至極,通過相關部門朋友的幫助,「封殺」了安娜在大陸重獲簽證的可能。

安娜強忍著淚,從簽證販子魏國手裡接過被拒簽的護照,她用力甩甩手,發泄著對主人的怨恨,但她的怨恨無論多強烈,都顯得蒼白無力。

她坐在地上,憋著不哭,黝黑的面孔漲成了紫色。其他十幾個一起來澳門的菲傭都順利辦好了簽證,她們試圖過來安慰一下,安娜有些不耐煩地說:你們過關吧,我想靜靜。

魏國隨口罵道:「讓你不安分,讓你跑!現在他媽的被列入黑名單了,必須滾回菲律賓去了吧?給自己惹麻煩也給老子惹麻煩。」然後他又轉頭看著我說,「她的僱主對她很好,結果她為了多拿兩百塊錢就從僱主家跑了,菲傭特別無情,相信她們,就是相信豬能上樹。」

矮小、清瘦的魏國有強勢的一面,他通過非法途徑為菲傭辦理簽證的能力,大大超出其他人,因此說話時喜歡嗓門高八度,以抬高自己的身價。他頻繁地眨動眼睛,一副精明的樣子。早年,這個土生土長的廣東農民偷渡到香港打工,後來居然得以入籍香港。有了香港身份的他搖身一變,不但回深圳娶了個三陪小姐做老婆,還大搖大擺地做起了倒賣簽證的生意,僅兩年時間,就在深圳買了一套三居室,這也是他時不時拿出來顯擺的資本。

外界瘋傳魏國的「關係」極廣。在過去的幾年裡,他與全國各地的家政公司開展「合作」,總是能將大批的菲傭帶到澳門,讓她們在澳門小街上的出租屋裡,打地鋪住上一個星期,然後順利地辦好商務簽證,再帶進大陸。同時他還負責給非法來中國居住或做生意的非洲黑人辦理簽證,因此若誰惹他不高興了,他不但會暴跳如雷,還會威脅說:「我找幾個黑人弄死你、或奸了你!」狐假虎威這招,他做得極其到位,因此很多不明就裡的人也很懼怕他。

通常,魏國一個簽證對外收費8500元(另一個張姓的辦簽證的男子告訴筆者,現在辦一個半年期的商務簽證,至少要16000元了,不包括家政公司的加價),至於家政公司如何加價,向僱主怎麼收費,他就不管了。在倒賣簽證的「生意人」里,據說魏國是做得最好的,因此,在澳門街頭那家麥當勞*餐廳里(菲傭和仲介公司們,一般都是在這裡把護照交給魏國),他總是大聲地吆喝:「收簽證了!」一邊喊一邊罵罵咧咧,否則似乎不足以表明他的能量。

魏國也不諱言,這錢也不是全部進了他的腰包,要分給那些負責出入境管理的人,「那些警察黑著呢。」在筆者發稿前,魏國突然失去了聯繫,知情人說他被人舉報,跑回了香港。

在麥當勞門口,比安娜還小一歲的小姨阿雅跑過來,抱著安娜大哭起來。這一對親戚一起從菲律賓千辛萬苦地來到中國,精神上和生活上互相依靠,現在安娜被拒絕入關,想到自己一個人在中國的孤單,阿雅似乎比安娜還要傷心。

「別哭了,趕緊過關。」當魏國像趕鴨子一樣,將十多個菲傭趕向關口,安娜的惶恐這時爆發了,矮小的她甩掉腳上的拖鞋,像一隻羚羊一樣,迅速地竄過去,抓住了魏國的胳膊:「求你了,我家裡有兩個孩子要撫養,別讓我回去,我剛出來半年還沒掙到什麼錢。」

她終於失聲痛哭起來。魏國厭惡地甩開她的手:「神經病,他媽的前幾天你的夫人還求你回去,你就是不回,活該,你要回她家嗎?」安娜突然靜下來,冷冷地說:「不回!」

「你就是狗。」魏國罵了一句轉身就走。

二十多天以前,安娜在深圳投靠了新僱主,月薪比在北京高出200元。不過,因為她要去澳門辦理新簽證,新僱主告訴她,等回來之後再發工錢。被拒關外,意味著安娜連那二十多天的工錢也沒拿到,現在她被列入黑名單,不得不返回菲律賓。32歲的她原本打算在中國至少再干5年,現在一切都泡了湯,在電話里,家中那個全職做家務的丈夫狠狠地罵了她一頓。

安娜從包里拿出了一本手掌大的相冊,裡面有她男女主人的結婚照,她看了一下,隨手扔進了垃圾桶。隱隱地,她能感覺到,暗中有一隻手阻擋了自己繼續在中國大陸謀生,嘴上說著「我恨她們」,但懊喪的眼神表明,她心底更恨的是自己,為什麼輕易就聽信了「朋友」的蠱惑。

離不開的菲傭

儘管離安娜逃走已經兩個多月了,但盧雲霞提起此事,仍傷心不已。因為房子很大,孩子很小,需要操持的家務特別多。沒有父母幫忙,她非常需要一個得力的傭人。盧雲霞家裡也用過本土保姆,但她把那些的日子看作噩夢——中國保姆懶散、邋遢、無知,稍微不滿,她還沒說什麼,她們就開始撒潑打滾鬧辭職了。工作沒做好,少給一分錢,她們就在小區門口大哭、大罵,為了怕在鄰居面前丟臉,她總是選擇妥協,直到最後從心底懼怕她們,保姆也似乎每個人都敢頂撞她,和她吵架。

這樣的日子,除了痛苦便是焦躁,她一直使用這樣的評價語彙。有的保姆進門後連基本家用電器都不會用,更不用說專業的洗燙等工作了,而安娜帶來的,是作為菲傭的標準化服務,讓主人備感舒服。

在失去這個安娜的日子裡,女兒終日愁眉不展,甚至哭著到處找安娜阿姨。安娜的「冷酷」離去,也讓盧雲霞心痛得一個星期沒睡好。

盧雲霞曾費了很大力氣,通過社會關係找到直接的仲介人,極力勸說安娜回來,並表示可以追加工資。但是,安娜表現出了極度的決絕,無論如何也不肯回去。

「菲傭是很無情的,她們把這就當一份工作,在僱主家,她們絕對聽話、溫和,一旦離開,不管僱主對她們多好,絕不留戀。」做了十幾年菲傭家政的朱先生不滿地表示:「菲傭如果有真話和真情,石頭都化了。」

朱先生的評判體現了文化差異,與筆者交流時,身為菲傭的吉娜覺得,「不近人情」再正常不過:「我們和僱主就是一種僱傭關係,這種關係,矛盾是不可調和的,這是階級矛盾。我們付出了勞動,換取了她們的錢,感情為什麼還要給她們?沒有人會喜歡一個整天對你指手畫腳的僱主。哪怕她是溫和的,但實際上也是盛氣凌人的、高高在上的。」

無論如何,她們的職業素養和敬業精神,為她們贏得了掌聲和美譽,同時也贏得了中國僱主發自內心的愛。一旦失去,僱主們難免無所適從。

在深圳生活的菲傭僱主王先生告訴筆者:家裡房子大,且有兩個孩子,以前她們家雇了3個中國阿姨,一個做飯、一個打掃衛生、一個看孩子。即使這樣,家務還是搞得一團糟,交代的事務,有時要反覆提醒,吃飯的時候,阿姨們也不分主次。此外,阿姨的脾氣還不小,批評不得,一不高興抬腿就走,這導致家裡三天兩頭換阿姨。按他的說法,僱主每天都得給她們陪著笑臉。後來他找了菲傭,一個菲傭干3個人的活,居然還井井有條,最主要的是,感覺自己真像個主人了,出門回來有人打招呼、倒水,走的時候有人送,對主人習性了解之後,菲傭還會幫著準備出差的行李,「這些都不用說,人家就幹了,不滿意說幾句,立即就改,絕不頂嘴,哪像中國阿姨,遇到潑婦型的,敢和主人對著吵。」王先生甚至表示,用過菲傭之後,中國阿姨白給用他都不用。

北京的趙女士也有同感,她家換過十幾個中國保姆,都不滿意,萬般無奈之下終於找了個菲傭。「中國阿姨大多來自農村,沒什麼文化,因此個性也很偏執。她們不懂得尊重人,更擺不正自己的位置。說句不好聽的,中國阿姨帶孩子,孩子會從她們身上學到很多惡習。」她大發感慨,「用菲傭,你會覺得自己有了幫手,甚至有了管家。可以放心地把家交給她,她們比很多女主人都會打理家。菲傭大多受過至少中專以上的教育,她們有素養,懂英語,對教育孩子也是個很好的幫助。她們有服務意識,從不和僱主一起吃飯。分內的工作,你不用刻意去交代,每天該做的工作無論做到多晚、都會完成,不需要你監督。」

在中國大陸,家政公司大多缺乏規範化管理。一個剛從農村來到城市的保姆,家政公司就可以隨便推介給僱主,賺取仲介費之後萬事大吉,任由僱主和阿姨費勁地磨合,一旦保姆很快辭職,家政公司樂得為她們再找一個新僱主,又是一筆仲介費。難怪中國的僱主們普遍抱怨,他們買不到滿意的服務,倒覺得自己的家成了培訓機構。而且,在快速發展的中國城市,保姆市場嚴重的供不應求,也使保姆們如同不愁嫁的皇帝女兒,自然不思進取。

菲傭確實體現著「訓練有素」的價值,這種價值在大陸市場,經過比較而越發彰顯。菲傭們出國前都經過精挑細選,受過至少3個月的專業培訓。她們喜歡學習和接受新事物,初來中國的菲傭,得到一本英語版的中國菜單後,很快就能將中國菜做得有滋有味。對於那些如盧雲霞一樣見識過菲傭的高素質服務的人們而言,被迫重新適應本土保姆註定是痛苦的。

不過,地下交易市場變得越來越扭曲、越來越無序,假如繼續選擇菲傭,僱主們要承擔的風險、要付出的代價也越來越大。

「只能認了」

按目前的市場行情,一個菲傭的仲介費在人民幣(6.1295,0.0047,0.08%)18000至20000元之間。僱主通過家政公司提供的資料(有時還要網絡視頻面試),覺得滿意了,立即付給家政公司10000元左右的定金;等到菲傭到崗,僱主不僅要把全部仲介費付清,還要支付商務或旅遊簽證的簽證費,其中半年期的費用為人民幣18000至24000元,一年期的簽證費需要28000元。同時,僱主要一次付清菲傭6至8個月的工資(一般月工資在5000至6000元之間)。

在不透明的市場裡,黑仲介搞出許多霸王規則,比如菲傭在國內轉運的交通、食宿成本,他們一方面要求僱主承擔,一方面又矇騙菲傭,在她們的工資中扣除遠遠超過實際成本的款項。因為都是有求於黑仲介,無論僱主還是菲傭,即使明知道被盤剝和欺詐,一般也只好忍氣吞聲。

與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香港等地不同,在中國大陸的菲傭無需經過培訓即可「上崗」,即使這樣,大陸的仲介機構也會扣除菲傭6至8個月的工資,直接裝進了自己的腰包。

在大陸,因為客戶都是高收入群體,加之供不應求,黑仲介們習慣於獅子大開口。菲傭通關的所謂過關費只需幾十元,他們敢向僱主要價幾千元,由於都是地下交易,僱主無可奈何。

把一個菲傭請回家,在一天都沒工作的情況下,僱主至少要一次性掏出6-10萬元。有一些家政公司胃口更大,實行了所謂的年薪制,即一個類似安娜那樣成熟、有經驗的菲傭,要求僱主支付年薪30-60萬,他們從中可以坐收更豐厚的利益。

前不久,深圳某家政公司為一個菲傭「標價」60萬元,如此昂貴的一個原因是,她曾在台灣知名主持人胡瓜家裡工作兩年,算是「貼金」了。很快,深圳一位富豪支付了這筆高額年薪,但事實上,菲傭只是從家政公司拿到每月最多6000元的工資,其餘款項都被家政公司占有。那家家政公司的員工事後感嘆,中國大陸的「土豪」真是出手闊綽啊。

由於競爭日益激烈,又沒有最起碼的監管可言,黑仲介不擇手段地去挖人、搶人,類似安娜那樣的跑路現象多起來。為了避免菲傭跑路給自己帶來麻煩,家政公司巴結她們還嫌來不及,管理條例於是形同虛設。摸清了中國家政公司和僱主的弱點,菲傭們也變得膽子越來越大,她們往往無視約束條款,一不高興就離開僱主家,通過無孔不入的黑仲介尋找新的僱主。

廣州的僱主劉珉告訴記者:今年3月,他通過仲介找了個菲傭,人不但漂亮,且性情溫順。大學本科畢業,學計算機,很聰明,什麼東西一教就會。因此沒來幾天,他的太太就多次表達了對她的喜歡,來他們家之前,這菲傭曾和仲介公司的人表示,如果僱主好,就幹上3年再回去。所以仲介和她簽了3年的合同。結果因為他太太毫無掩飾地表達了自己對她的喜歡,這個菲傭半個月內兩次提出加薪,第一次他們答應了,第二次被他們拒絕後,她便立即提著行李回了家政公司。

家政公司的人問她是僱主不好嗎?她說不是,她就不想在他們家呆了,沒原因。劉先生找家政公司要人,家政公司的人說:他們不敢逼她,否則她就回去別的公司找工做了,現在菲傭到處亂跑,為了留住人,他們不敢難為。

就這樣,劉珉忍氣吞聲地等了一個月,才等來新的菲傭。

這家家政公司的老闆告訴記者:「菲傭現在越來越可恨了,也開始像中國阿姨一樣不高興就鬧辭職,因為她們知道我們沒辦法約束他們。常常他們鬧著從這個僱主家離開後,發現新僱主還不如老僱主好,因此後悔不迭。可當時怎麼和她們說都不聽。害得我們和僱主之間經常為此發生紛爭。」

於是,付出昂貴代價的僱主們,要面對人財兩空的境地。家政公司不會隨便把揣進腰包的錢返還客戶,他們會百般推諉,這種紛爭無法獲得法律保護,誰都不敢搬到明面上,所以一番雞飛狗跳之後,吃了啞巴虧的大多是僱主。至於僱主和家政公司,都對雇用菲傭的性質心知肚明,他們也沒有辦法追究黑仲介及菲傭的法律責任。假如僱主或家政公司親自去抓逃跑的菲傭,菲傭們情急之下會集體跑到大使館去告狀,大使館聯繫所在地派出所,派出所就會根據規定處罰僱主和家政公司,沒有誰願意承擔這樣的後果。

在家政公司工作的於女士說,這幾年菲傭從僱主家逃走的情況司空見慣,跑掉的菲傭有的就在公司附近租房,逛街時遇到,會若無其事地走過,「誰想抓她們回去,她們就鬧,她們也常常拿這個威脅家政公司和僱主。」

一位從美國回來就一直做菲傭仲介的從業者,面對巨額收益,卻決定洗手不幹了。她說,做了十幾年了,目前菲傭在中國的問題越來越多,包括吸毒、賣淫的情況也出現了,遠遠不如前些年單純。其實大陸菲傭現象之亂,責任在於大陸人自身,「為什麼在香港和台灣,她們就能安分守己?就能不逃跑,不偷東西?因為有法律規範和約束。」

「本來一個菲傭可以是干全部家務的,結果很多『土豪』一次請3個,一個做飯一個看孩子一個做衛生,同樣的錢,工作量卻不一樣,造成了菲傭現在在大陸開始挑僱主、挑工作的狀況。現在菲傭在大陸的狀況,也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中國人最擅長的就是破壞規矩。」做仲介的劉女士說。

「如果有一天菲傭不讓進來了,我們會很痛苦,現在工作節奏這麼累、這麼快,太需要她們這樣職業的管家了。最主要的是,用她們會提高生活品質,而用中國保姆,反倒會更累。在如此需求下,政府應該尋求一個合理方式,讓她們存在下來。」家裡請了菲傭的王女士說。

盧雲霞告訴筆者,她半年前請安娜回來的時候,一次性向家政公司交了6萬多費用,還不包括給安娜的工資,結果安娜幹了5個月就跑了。仲介費又不給退,只能認了。

明天依舊是黑市?

中國大陸的新興富裕階層已經體會到菲傭的好處,雖然政府嚴令禁止菲傭入境,但是巨大的需求仍然使地下菲傭市場十分活躍。受訪的仲介機構介紹說,如今菲傭的僱主中,主體是中國人,某家政公司介紹,每10個菲傭僱主中有9個是中國人。

在北京、上海、深圳、廣州,陸續出現了一些菲傭仲介機構。這些仲介公司一般都擁有自己的網站,僱主可以上網了解到菲傭的詳細資料,甚至可以通過視頻挑選菲傭。由於需求旺盛而市場無序,菲傭的黑市價格不斷攀升,在境外人士看來已近乎天價,即使這樣,並未妨礙中國的富豪們對菲傭趨之若鶩。

一位東北籍的富豪毫不隱諱地說:生活是為了快樂,掙錢也是為了快樂地花,中國阿姨就是一個土鱉,還不聽話,天天把我氣得半死,我寧願多花點錢找個舒心快樂!他覺得用過菲傭之後,中國的阿姨沒法再用了,「不是一個級別的」,「人家菲傭,我不會的她還會呢,不用管。很多衣服我老婆都不知道怎麼洗,以前總送乾洗店,現在菲傭洗的比乾洗店還好,誰不高興啊!」

現在,中國大陸的很多大中城市都有規模不等的菲傭市場,滋生了一個暴利產業。在政策與市場的扭曲狀態下,很多「有關係的人」和相關執法部門的人,腰包迅速鼓起來了。

熟悉內情的人士透露,從2005年起,菲傭們在黑仲介和出入境管理人員的聯合運作下,源源不斷地從各個口岸入境,她們的主要通道最初是深圳、廣州,此後延伸到海口、廈門、北京、海南和內蒙古,其中以北京和深圳為甚。

北京一個從事了3年黑仲介的老闆告訴記者,目前他旗下有兩百多個菲傭,分布在全國各地,北京有一百多人。據他介紹:北京這樣的仲介公司起碼20家,有的幹了十多年的,旗下的菲傭至少上萬人。

面對筆者暗訪的時候,深圳某家政公司的一個工作人員表示:「你去網上查查,我們公司還被報導過呢,當然對外我們說只做中國阿姨。我們從2005年開始做,到目前菲傭至少幾萬人了。我們沒事經常會去公安分局坐坐,每年都要給他們『上供』,他們才不會查我們。你以為呢,如果他們查我們,就要交罰款、關門,不和他們搞好關係怎麼行啊。」

她告訴筆者,目前他們手上有七八個可以選擇的菲傭,她還強調自己的老闆是海歸,素質很高,菲傭的質量絕對有保證,此外,他們與管理部門的關係比較好,不會有任何麻煩。

3年前,筆者以找菲傭的名義認識了菲律賓人任恩。任恩早在2004年就開始往中國「倒運」菲傭,身份類似於「蛇頭」。瘦弱精明的他無疑是最早嘗到甜頭的人,此後的生意也越來越紅火。他長期和北京、深圳的五六家黑仲介保持聯繫,家政公司負責在國內找客戶,他從菲律賓找菲傭。

與任恩的角色不同,無數個「魏國」把持著簽證這一關,他們在這個地下市場浸淫多年,早已打通了諸多的關口和出入境管理局,大把獻金之後,帶給自己的也是非常豐厚的收益。

在記者截稿的前幾天,一個在出入境管理局工作的人士透露,從去年開始,有關部門已經開始查處這些受賄人員,3月份某出入境機構還被抓走了幾個,受賄金額都在上千萬。

近兩年,隨著中菲之間偶有摩擦,菲律賓政府也明令禁止菲傭來中國打工。據任恩介紹,菲律賓政府這兩年在出入境方面進行了嚴格的把控。因此,來中國的菲傭越來越少了,不是她們不想來,是沒辦法輕易來了。

從去年開始,黑市的簽證費也越來越貴,很多中國僱主不願再給菲傭辦簽證了。所有這些,都阻止不了為了淘金夢而不惜鋌而走險的菲律賓女人,她們千辛萬苦來到中國大陸,為了不斷上漲的薪水(今年的平均水平比去年漲了10%-20%),她們認為即使「黑」下來也是值得的。

「3月份的時候,警察突擊行動,我姐姐就被遣送回去了。」瑪瑞的眼角有了淚光。但是,她不會被這樣的震懾嚇跑,「幹上三五年後,錢也掙夠了,再徹底離開。即便是被遣送回去,坐十幾天的牢,有吃有住的,還能省個機票錢呢。出來打工什麼苦沒吃過?不在乎了。」

據了解,隨著菲傭入境困難的加劇,很多精明的黑仲介近來做起了印尼和緬甸保姆的生意。不過,印尼和緬甸的保姆大多不會英語,在京滬廣深等大城市幾乎沒有客源,她們大多分布在二三線城市。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一位法律專家指出,對菲傭的需求,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是:政府要給她們一個合理合法存在的方式,同時加強對國內保姆市場的管理和規範,那麼多大中專的畢業生都在待業,如果中國本土保姆也具備了相應的職業素養和操守,有自己的職業道德和標準,誰願意花高價、不合法地找一個外國保姆呢?

從目前的趨勢看,中國大陸對菲傭的限制越來越嚴,與巨大需求之間的矛盾也在加劇,「黑市」如若繼續,亂象也難有終結。

(因報導題材所限,本文為暗訪,文中所涉人名均為化名)

責任編輯: 楚天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本文網址:https://tw.aboluowang.com/2014/1116/4727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