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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子回家父母已亡:14年未回家 見屍首笑了

陳永良是個愛美的老頭,73歲了,還堅持每個月去焗油,一頭黑髮,咖啡色尖頭皮鞋,見人喜歡吹牛,兒子是他最大的談資:「他要接我們去上海養老的!」

這話他說了14年。

如果沒有這句話,他在社區突然消失多少會引起鄰居們的警覺。

可直到他死,這個要接他去上海的兒子才第一次出現在鄰居面前。

兒子14年間鄰居第一次見到

作為這家裡的獨生子,陳小明並沒有接父母去上海。他寧願花一些錢,把父母養在老家,卻不願帶在身邊。在老家養一對老人,花銷會比在上海要小得多,一個月3000塊,可以讓老人的生活保持在一個檔次上。和許多獨生子女一樣,陳小明生在小城,一個人靠頭腦、青春和幾分小聰明打拼到更大的城市,顯然,他想要清爽、不粘滯的生活。

陳永良這一代是承重的一批人。上一代要他們養,下一代還要養,填這裡,補那裡,一輩子都在承上啟下。作為第一代獨生子女的父母,他們正在老去,可這個寄託了父母全部未來的孩子,卻早已不願把自己的後半生跟兩個老人捆在一起。

鄰居、64歲的陳小言(化名)是知青下嫁嘉興,吃盡苦頭,看盡冷暖,這個年紀,她對世事、人倫感到傷心。陳小明父親好酒、孤僻,母親患了老年痴呆症,生活全不能自理,在陳小言看來,陳小明未婚,又把這樣一對父母帶在身邊的話,在生活和擇偶上是不給他加分的。

鄰居們曾對兩個老人的死亡議論紛紛。一說作為獨生子,如果陳小明及時趕回,父母不至於死去,哪怕早回來一兩天,母親也可以保住。另一些人則覺得,「老太太還是跟老頭去了的好,不然剩下來,又是個痴呆,對兒子也是個負擔。」

如今,這個負擔是徹底擺脫了。

家裡兩具老人的屍體,一具已開始腐爛,另一具新死。這是33歲的陳小明最後一次見到父母。

這之前,他往家裡打過三個電話,一周一個,無人接聽,他沒上心,直到第三個電話才覺得不對,買了一張高鐵票,從上海趕回老家嘉興。高鐵路程共27分鐘,票價38.5元。

推開門,一股惡臭。父親陳永良,全身赤裸,趴在地上,左手焦黑,疑似觸電,已有屍水流出,身體已經腫脹。據趕到現場的警察李恆估計,屍臭達到2-3級。母親鄭栽芳,只穿了一件睡衣,一條內褲,雙手疊著放在胸口,身體慘白,神態似無痛苦,死於脫水和飢餓。

10月25日晚8點50許,嘉興市南湖區派出所副所長李恆接到了報警。從現場來看,李恆判斷男人死了10天左右,老婦死亡時間在1-2天之內。

勘察現場時,現場警察記得,陳小明站在門外,眼神向上看,臉上有似是而非的笑容。類似自嘲,又似無奈。表情和他剛面臨父母意外身亡的處境很不相符,這讓刑事偵查學出身的李恆第一時間注意到他,他甚至懷疑:「如果門窗有外力破壞的痕跡,且死者身體有外傷,兒子就是第一嫌疑人。」

隨後發生的事,令他加深了這樣的懷疑。當晚,陳小明幾次跟李恆問起,父母死後,這間廉租房能否保留,以及喪葬費用是否需要他本人承擔等「理性」的問題。

3小時後,現場勘察完畢,沒有外傷,門窗完好。李恆初步排除了他殺可能。他依據經驗猜測,男子觸電而死,事發突然;老婦因患痴呆,無法自理,對飲食、起居、饑飽均沒有任何概念,平時一直受丈夫的照顧,陳永良意外身亡後,廚房裡還有牛奶和水,但她根本不知道喝。電視開著,她甚至不知道老伴已死。就這麼無知無覺中過了一周,直至死亡。

殯儀館的車很快就到了。夫婦所在的菱香坊是老小區,樓道窄窄伸向外面,轉彎處,抬屍體的擔架很難通過。李恆只帶了手下一個警組,5個人抬兩具屍體有些困難。「搭把手!」警察對陳小明說。

「還有手套嗎?」陳小明問。他的手裡已經拿著一副手套。

警察又給了一副。

而當日,現場警組人員都只戴了一層手套抬走了屍體。

這天夜裡,陳小明沒有跟著接屍車去殯儀館。

他正把父親的一些衣服拿去丟掉,習俗里,死者的衣服是要丟掉的,否則不吉利。

也正是這個晚上,住在陳家樓上的張正芳(化名)第一次見到陳小明。她記得他微胖,戴一副眼鏡,那樣子很斯文。

10月25日當晚,陳小明扔衣服扔得有些急,張正芳看著,覺得有些不妥,還勸了勸他。按老風俗,人死了,東西是要留一段的,扔的事且急不來。

他的著急幾乎冒犯了周圍的老鄰居。他們老了,對死亡有了代入感,因此也變得敏感易怒。

「不是我說難聽話,這兒子是有欠缺的。」張正芳說。「不說別的,老子死了,兒子的這個(眼淚)是一定要下來的。」同為上海知青的林大山(化名)說,用手比在臉上,意思是兩行眼淚。

早年,張愛生跟陳永良做過30年老鄰居,如今已經90歲了,「這個小孩很小很小我就知道他。」張愛生說,「一家子全部精力都放在這個小孩身上的,就這麼一個兒子。當時他家住在嘉興南的槐樹頭,家裡是一般的條件,房子也是租的,不是自己的。」

他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說,這孩子是家裡的獨生子,陳永良對他「蠻好」,讀書「蠻聰明的」。但是見人很孤僻,「不招呼人」。

鄰居們只知道,他做的是醫療機械的銷售工作,收入頗豐,在上海有自己的房產。

那天晚上,也是鄰居第一次見到這個傳說中的兒子。而在回復《中國新聞周刊》的簡訊里,陳小明說,他平均「兩三周就回一次家」,「10月份才剛剛回過」。之前,張正芳從陳永良嘴裡聽說過他。這孩子「有出息」,但「沒時間」,人在上海,收入「蠻高的」。至於學歷,有很多種說法,一說日本留學,一說美國。但沒人清楚。老頭性格乖僻,與人少交流,一旦說起話來,又愛說大話。

「我兒子要接我們去上海的!」他總這麼說,「把她媽媽送到上海養老院去。」

鄰居們聽一聽,將信將疑。

嘉興煙雨社區菱香坊的居委會主任蘇金燕曾幾次問陳永良要兒子的電話,因為要給老頭辦社保。一般這一項都是家人來辦,陳永良卻天天來居委會,說兒子沒時間,要居委會給他辦好,不然就要罵起來。

蘇金燕說,她幾番想越過老頭,直接把這件事交代給兒子,可就是要不下電話,老頭拒絕她,那樣子像是袒護,但又比單純的袒護要來得況味複雜,他與兒子的關係似乎很疏遠,幾乎是互相遺棄了對方,但這兒子又是他唯一的談資和驕傲。這使得老頭幾乎是抗拒地對她說:「他沒時間的!他工作忙的!」

他確實如父親說的,很忙,回來奔喪,仍說「請的假不是很多」,想儘快料理好喪事,馬上回上海。

殯儀館來車接屍時已是10月26日凌晨。按一般流程,由殯儀館出車,這一項服務需要80塊錢,其餘冷櫃、穿剝洗、靈堂、火化、保存則另需費用。

陳小明提出當晚就火化。殯儀館人員告訴他這不可能,太晚了,起碼要等到次日。兩名警察一同上了送屍的車子,他們叫上陳小明。兒子遲疑了一下,「不能燒就不去了,去了也幫不上什麼忙。晚上去了又沒車回市區。」

殯儀館在嘉興遠郊,出南湖區30分鐘車程後,又要入荒村,過麥地,走大段路程,少有人跡,來去不便。

「那你今天晚上怎麼過?」李恆問他。

「我就開個賓館睡了。」

送屍車帶著陳永良和鄭栽芳,分別被放入了37號、29號冷櫃。

而送屍這晚,警察李恆忙了一個通宵。

送走屍體,他還要回派出所要整理筆錄,註銷戶口,做一系列後續工作。

這一夜,李恆沒睡,給自己的父母掛了個電話。看看自己的一對雙胞胎兒子,他突然不想放他們去遠方了。這之前,他還跟人問起香港讀大學的費用,兒子才4歲,和一切父母一樣,他恨不得把他們十年後要用的錢、要過的坎,都一分一分地攢好,一個一個地填平。

李恆31歲,工作10年,做到區里派出所的頭兒,抓過殺人犯,經他手槍斃過的人也有好多個了,可這件事兒卻讓他始終回不過神。

10月26日早晨7點左右,陳小明從賓館睡醒過來,李恆叫他到派出所,辦理一些簽字、註銷等後續手續。那是李恆最後一次見到他。

10月28日兩位老人火化,那天,《錢江晚報》記者黃娜去殯儀館現場採訪,在門口她聽見陳小明跟有限的幾名親戚商議喪事的規格和棺材的檔次。陳家在嘉興親屬寥寥,鄭栽芳在上海倒有些舊親戚,但年月已深,彼此早斷了往來。整個過程中,陳小明始終沒有哭泣、叫喊,黃娜也沒有看出他的難過。

當日,陳小明趕回了上海。

《中國新聞周刊》撥通他的電話,希望能了解他和父母日常的互動,或可澄清些網上對他的指責。電話里,陳小明說,「我不接受採訪,也不想談這件事。哪怕辯解都不想說。隨便他們怎麼說我好了,我想讓這事兒冷下去。我還要往前走,我也要生活。

他的聲音如常,冷靜而得體,像說起一件不大相關的事情。

之後,在回復《中國新聞周刊》的簡訊里,他表達了對此事不解釋的態度,「一部劇中說,『生活不能重置,一定會留下痕跡』。祝你們寫出符合大眾價值觀的報導。」

鄰里「他們與人真是老死不相往來的」

陳永良73歲,卻不是那種傳統中的老頭子。他愛美,藍色中山裝,胸口掛個相機,心情好時,會讓路人給自己照相。

只有老街坊張正芳知道,陳永良是那種肯為了面子,虧了里子的人。他口袋裡永遠揣著兩包煙,30塊錢的中華煙,和另一種20塊錢的,這兩種煙在人前抽;人後他抽3塊錢一包的土煙,這煙他在離小區很遠的販賣部買來,不讓人看到。

他管老伴兒叫「小妹」,小區里,這對夫妻的形象一直有幾分浪漫色彩。

「小妹」當年是上海知青,在廠子裡做會計,陳永良在同一個廠里,只是普通工人,兩人家世懸殊,因老頭的婆姨介紹走到一起,當時女方已經年過30。鄰里說,陳永良娶來之後很寶貝她,幾十年了還是「小妹」「阿妹」的叫。

沒患痴呆時,「小妹」鄭栽芳一口上海話,不講嘉興方言。夏天撐著小陽傘,走路目不斜視,鄰居問她話,問三聲才答一聲,心氣高傲。

左鄰右舍也說不上她是怎麼痴呆的了。那年頭很久了,一說3年,一說6年,能記起她好時樣子的人在小區已經不多。

陳永良的同事和鄰居張愛生記得陳永良有癲癇。陳小明在簡訊中否認了父親的癲癇,他表示「沒有看到或聽我父親提過」。

小區裡的老人們,如今只記得老頭每天早晨會攙著老太太,或挽胳膊或牽著手,繞著菱香坊一圈一圈的走。老太太動不動就向外吐舌頭,那樣子並不體面。但老頭仍然給她打扮著,項鍊、戒指一樣不缺,死時身上也照舊戴著,衣服乾乾淨淨。

菱香飯店的老闆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說,老兩口中午會過來店裡吃飯,點兩個菜,價錢在三十塊上下,老太太不知饑飽,也認人,只知道老頭子,只聽他一人的話。他叫她吃,她就吃,叫她停,她就停。如果不叫停,她就一直吃到嘔出來。

也有時,老頭牽著她走在路上,給她扣個耳機聽音樂,路過菜攤子,還對她講話:「喏,這是青菜,這是蘿蔔。」像教小孩子。老太太聽不懂,有時走著走著屎尿失禁,老頭就好聲好氣牽走她:「阿妹,我們回去換上乾淨衣服再出來玩。」

菱香坊小區是廉租房,住在這裡的一般是低保戶,收入都很低。陳永良年輕時曾從工廠下海經商,失敗了,也沒了年資和工職,老來落魄,退休金也沒了,兩口子仰仗鄭栽芳一個月3000塊的退休金過活。說起來,兩人也是互相需要的關係。

但老兩口的伙食在小區里算是好的。家裡常年不斷的3300元一箱的牛初乳,多數時候飯是在飯店裡吃的。

據說,兒子陳小明每個月給父母近3000元的伙食費。每天早晨,陳永良都去小區附近的「天下第一羊肉鍋」喝早酒,一個早飯就吃30塊,一碗羊肉麵20塊,羊肘子、羊雜、羊肉放在碗裡,舀一大勺湯汁,和著面吃,再來一斤黃酒,6塊,一斤啤酒,4塊,邊吃邊酌一個小時,吃完還帶一份給老太太。

「天下第一羊肉鍋」的老闆娘最後一次見到陳永良,是在他去世的半個月前。聽說他死了,「嚇了一跳」,「明明好好兒的!」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入秋了,這裡生意照舊,大盆羊肉、羊雜放在案上。陳永良那句「我兒子要接我們去上海養老了」還如在老闆娘耳邊。

「我當他去上海了!」住在樓上的張正芳,十幾天未見兩人,都沒去老頭家叩過門。「如果人家真去上海了,我們卻給報了警,回頭老頭子要罵的!」

老頭愛罵人,人人都知道。有時張正芳從外面回來,對著他喊一聲,打個招呼而已,他心情不好時就要嫌煩,從窗口探出頭罵一句:「你叫什麼叫?」

他毛躁、情緒化,又有幾分孤僻。沒人知道,早年經商失敗、老伴痴呆、父子間疏離的感情對他的性格造成過怎樣的影響。但他的乖戾、虛榮、不甘和疏離感,每一個街坊都感受得到。也因此,照顧和親近他,在小區的老人中間成了一件心照不宣的麻煩事。沒有人去他家裡走動,而他在嘉興的親戚平日裡也從未露過面。

「他們與人真是老死不相往來的。」張正芳說。「這老鬼又愛喝酒,一天三頓,早酒就要喝兩斤。真是個老鬼喏,現在兩個一起走了。」

小區難纏難管的「刁民區」

據嘉興市殯儀館業務處業務員小林介紹,陳永良、鄭栽芳兩夫婦都屬於城鎮戶口,依據社保和養老保險政策,每人可得4000塊的喪葬費,如果喪事不是很奢,一般是用不完的,甚至還有盈餘。

火化之後,嘉興市殯儀館一切如常,靈堂前一排空空的手推車,不知誰家的喪禮上傳來嗩吶聲音。

只消兩天,嘉興菱香坊里,這起老人突然死亡事件,在街談巷議中就淡了下去,這一對夫妻很快被遺忘了。

11月的嘉興冷而濕,已經起了秋風,幾場雨下來,死了誰,走了誰就不再被人記起。

菱香坊是個老舊的小區,如今是作為廉租房。這兒靠近南湖,菱角當季的時候,街上到處擺著大水盆,水面碧綠碧綠的浮著一層菱。

所以這一帶取名「菱香」,名字頗有文氣,小區卻遠不是那麼回事兒。小區里20幢房子住著741戶老人,60-70歲的151個,70-80歲的69個,80歲以上49個。左右四顧,不見一個年輕人。

整個小區瀰漫著一股悶而酸的味道,分不清是垃圾、體味、還是衰老或死亡的氣息。因為新死的這對夫婦,引來了媒體,煙雨社區的物業部門突擊做了一次衛生,垃圾收走了,味道卻留下來。

在這個小區里,老人們吃低保,大多一個月只拿520元,一年的物業費100塊,說是為了大環境,可交出去的錢花在看不見的地方,誰也不願掏,14年來不交物業費的大有人在。

沒了物業費,水電還勉強用著,衛生就顧不上了。老人們因此生出抱怨,更加不肯繳費,於是一環一環惡化下去。居委會看來,這一片幾乎是刁民區,難纏難管得很,誰負責這一片都要頭疼的。而老人們一天一天老下去,窮、病、孤獨,這讓他們很容易生出被遺棄感,並因此變得傷心、憤世而計較。

14年前,這一帶還是荒村,為著安置低保戶,政府專門建了這麼20幢房子。樓距窄,格局小,不大的面積,卻聚集起了嘉興最底層的一群人。14年前,他們是40-70歲的低保戶,收入低,子女贍養能力差;14年後他們更老了,他們的獨生兒子、獨生女兒都在各顧各,貧窮讓親子關係轉向殘酷。

每一戶的居住面積20-50平方米不等,房租價格在每月50-100元之間。住戶里有當年從杭州、上海下放來的知青;有周邊農村拆遷上來的農民;有老毛紡廠的退休職工;也有廠子倒閉,沒了年資,沒法正常退休只好靠低保過日子的老職員。還有一類人直接被叫做「山上下來吃低保的」,他們殺過人,蹲過監獄,有的甚至幾進幾出,老了也安頓在這兒。

他們不願去養老院,「給關起來了,關禁閉一樣,幾點睡覺,幾點吃飯,在這兒我們想吃就吃,想說話就說話,蠻好。」陳小言說。

而融入兒女的小家也是困難的。「老人有老人的生活方式,年輕人有年輕人的生活方式,兒子面前好講話,兒媳面前難講話,婆媳要鬥嘴的。所以我們都喜歡分開住,大家難得來一次很客氣的,他不來還要打個電話:『噢,你們來呀,好長時間沒來了』,還要叫他們來吃飯。經常在一起就不行了,牙齒和舌頭長在一起,到時候還要咬一口的!」她說。

是衰老讓不同身份的老人們平等了。64歲的陳小言和58歲的蔣麗花(化名)坐在一起,陳小言聽後者講起自己從農村要飯出來,投奔了一個吃酒打女人的丈夫。她在旁邊淡淡說了一句:「你的痛苦是自己造成的,你眼光不亮。」只在這微妙的一瞬間,你會發現這個腰背挺直,身材清瘦,領口永遠系一條絲巾的女人,跟後者有著階層上的優越感。

其他時候,這小區裡的所有人,包括陳小言自己,都幾乎已經忘記當年的身份。19歲那年,她作為知青從杭州下放過來時,本是個木材廠老闆的女兒,在當地已是大戶,如果不是因為那個悲哀的時代,她本可以像大戶人家小姐一樣長大。

她永遠忘不了那個打掉的孩子。那是她的第二胎,是個男孩,她想生下來。可當時計劃生育和獨生子女政策抓的厲害,工作又要街道辦給推薦。那年代,一切都由街道辦負責,生育、婚姻、道德與工作息息相關,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孩子打掉可以生,工作可是一輩子的事兒。」街道辦的婦女主任當時這麼勸她。說是勸,其實沒後路。不打掉,毛紡廠的工作就是別人的了。

她一狠心做掉了孩子,之後帶環、節育,一心只撲在獨生女兒身上。那是70年代末,節育技術還很粗糙,32歲那年,她發現下身總不乾淨,淅淅瀝瀝常有血跡。一檢查才發現整個卵巢、子宮都壞了,肌瘤和囊腫已經長到拳頭大小。

她從杭州娘家那邊托關係,幾番輾轉住進了上海虹橋的醫院裡。手術前,與她同批節育,又切掉了子宮卵巢的姐妹勸她:「別做這手術,切掉之後沒性慾的,老公要鬧,要離婚的。」

她信任自己的婚姻,相信它不會被這樣不堪的理由瓦解掉。可手術過後,她貧血得厲害,本來就只有90幾斤的體重,術後乾脆瘦成了一把骨頭。傷口癒合不了,一尺寬的白紗布纏了一個月,刀口再壓上沙袋才勉強康復了。那是1982年,這之後,婚姻雖然保住了,可永遠失去了健康的臉色和一個女人正常的欲望。

如今三十年過去了,陳小言仍然對兩件事念念不忘。一件是19歲那年,她第一次參加大串聯,爬火車去北京,到處睡通鋪,回來渾身發癢,第一次長了虱子;另一件就是她那打掉的孩子。

「是個男孩,如果他活下來,現在已經好大了。」

身體壞了,又只有一個女兒了,她產生了強大的不安全感,「不給她出去。」她說。女兒今年35歲了,至今住在菱香坊另一幢房子裡,她沒有到外地念過書,挑老公的條件都是父母限定好的:必須在本地工作,必須住在附近。女兒也聽話,接受了母親帶有霸占性質的寵愛。

老人們除了子女誰來照看?

這都是舊事了。

如果這一對夫婦沒死,這些老人也就這樣按部就班的老下去,無人問津。

「唉,知青、文革、獨生子女、空巢、養老,都被我們攤上了。」66歲的林大山嘆口氣。他正在小區門口曬太陽,冬天快到了,日光越來越少,天熱時他從1點曬到5點,現在從3點曬到4點。

和林大山一起曬著太陽的還有90歲的張愛生、84歲的楊德江(化名)、67歲的李忠偉(化名)。他們的子女都不在身邊,太陽西落的時候,他們一個個搖晃著起身,各自回家「燒飯吃。」

提起孩子,他們也會說些傷心話。「沒有錢,房子又這樣,把孩子留在身邊,誰要找你的孩子(過日子)?一看爸爸這樣,房子這樣,小姑娘要跑的。不行的。」

狀況好些的,周圍還有些人氣,子女會每晚回來吃個飯,或把外孫、孫女交給他們幫撫養。至於伙食這些費用,一般仍由老人承擔,「他們壓力蠻大,我們就這些錢,吃完了也就完了。」

人老了,會有埋怨,但兜來轉去地說回來,總會替孩子解釋,說他們這一代也有苦衷。若是獨生子女更是覺得不易,就這麼一個,沒有兄弟姐妹可商量,孤零零的長大了,又生下更小的孩子,4個老人要養,花銷都壓下來,再去大城市闖一闖,在車和房子上不啃老就已經不錯,旁的事情「能幫他們的就幫一把吧。」

那麼養老呢?能自理的自理,能省事則省事。陳小言還能領著退休金,這幾個老人的生活就更低一層。李忠偉去年剛簽了遺體捐獻書,依據政策,捐獻遺體,可以獲得每月550元的養老金,加上原本525塊的低保收入,他可以把日子過下去了。63歲的王貴玲(化名)有嚴重心臟病,一雙子女都在嘉興,但婆媳矛盾讓她不得不一個人生活,隨時可能發生的心臟驟停讓她對自己的健康極不信任,每天都要去保全室轉一圈。「我每天都來」,她對值班王大爺說,「哪天不來了,你就去我家看看我。」

為防不測,她還讓鄰居給她的手機設了快捷撥號,按1兒子接,按2女兒接。可每次心臟難受,她要花大量時間來判斷事情的嚴重性。如果這次不至於死,那麼興師動眾地叫來兒女,豈不落下埋怨。他們第二天都要上班的。如果真到了要死要活的地步也就罷了。萬一沒死,叫來了又怎麼說呢。

《中國新聞周刊》採訪她那天,她說起就在兩天前的一個夜裡,熟悉的胸悶又來了,心口像壓了一塊大石頭,有那么半個小時的時間,她覺得自己這次真的要走了。往常她會權衡下要不要叫兒女來,這次反而心一橫,「死就死了,死了拉倒,利索。」

她沒死。仍然活靈活現的站在保全門口,說起自己瀕死的經歷,像在講一個笑話。

她對死亡似乎脫敏了。

當兒女不能贍養,年邁的老人該由誰來負責照看?

據《錢江晚報》報導,嘉興是目前浙江老齡化最嚴重的地區,60歲以上的人口已占到總人口的21.27%。如今,整個中國都正面臨著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兒女長期在外的獨居老人、空巢老人比例只增不減。居家養老成了全社會的問題。

像菱香坊這樣老小區,在嘉興不在少數,但因為廉租房的緣故,貧困的空巢老人以這裡最為集中,這裡的老人平均年齡也最為衰老,在10~20年內,養老的矛盾和壓力會越來越大。

不過,自從嘉興市政府遷到南湖一帶,菱香坊周邊開始發展起來。高檔住宅、高級會所,都蓋起來了,這一代儼然成了新的市中心,被稱為嘉興的「小香港」,而房子的均價也早已炒到了11000/平方米以上。菱香坊處在這一地段,顯得格外沉悶、老舊、突兀。

「早晚要拆遷的」,菱香坊的居委會主任蘇金燕說,「這些老人早晚會被分散到不同小區,你說10年20年後(的問題),怕是等不到了。」

老人們指望不上兒女,就對社區生起埋怨。陳永良在生前曾幾次去居委會鬧過,「你們要給我解決!」「我兒子沒空!」

居委會8次陪他去辦社保,終於辦下來,因此記得了他的刁蠻。老頭已經去了,惡名還在居委會留著。

這個生前很刁、愛美又不讓人的老人,死在了地上,他趴著,警察把他的臉翻過來時,那五官已經爛了。

但他的死卻讓小區里多少起了變化。《中國新聞周刊》採訪當天,居委會正在這裡做著排查,一張《2014年南湖街道老年人信息排查表》發到每一戶人家——表里要求記錄下每個老人的姓名、年齡、樓號、電話、子女電話、健康狀況。

卡片也印好了,印著「煙雨社區居家養老服務聯繫卡」,老人一張,兒女一張,一面是社區居委會應急電話,共3個;另一面是南湖派出所報警電話、救護、電力呼叫中心、火警匪警,自來水搶修、社區服務求助中心號碼,還有華數有線電視聯繫電話。

這之前,菱香坊的管理根本沒經費,老人的健康跟蹤完全託付給「小組長」。小組長是票選的,一個月可多領50塊錢。小組長也是這些空巢老人中的一員,五六十歲了,高的樓層跑不動,就從名義上負起了看顧其他老人的義務。

「小組長直接對我們匯報的,50元是計劃生育給撥的,針對這項服務,社區是一分錢都沒有的。」蘇金燕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我們要求小組長,一樓二樓的要摸底,上面的就由我們來跑,樓太高了,小組長年紀大了,也爬不動。」

「誰來?沒人看的。」老人們說,「也有抽查,不過可能看了你,沒看他,我們這些老年人,就算早晨看來是好的,晚上也可能去了,照顧不到的。」

「年輕人誰要來做啊,這麼微小的津貼,很微薄很微薄,一個月五十塊錢。沒人要做小組長的,何況跑上跑下,給再多錢也不願意。」他們說。

居委會主任蘇金燕是個中年女人,性子溫和,她調來煙雨社區一年半,說自己「倒願意去小區問問的,可哪有那時間!」

她的時間被用在應付一次又一次的檢查上。眼下她正忙「三改一拆」,71頁的「台帳」,一樣一樣都要拍照列印,校訂成冊。什麼叫台帳呢?「好比你要洗頭,台帳就是,為什麼洗頭?怎麼洗?分幾步?洗完效果怎麼樣?拍照,列印出來,這就是台帳了。」

因為「上面」要來查,省里一個季度查一次,市里要趕在省里之前查一次,區里又要趕在市里之前查,一層一層壓到社區。

今天領導來了,工作放下,去草磚縫裡撿煙屁股;明天查文明城市,抓無證攤販,又要帶人去小區門口把買橘子的攆走;後天又查交通,檢查的隊伍來了,交警趕緊開到路口指揮。最甚時,檢查組在前面走,下面人派車盯梢,走到哪兒,問了什麼,下面該去哪裡,一一對應好。盯梢還不能全靠一批人,自行車跟不上換電摩,一隊撤了另一隊上。

蘇金燕說,她已經苦於一摞一摞的「做台帳」,但業績就是這麼計算的,「有的社區台帳有半米高!」她在桌子上比著那厚度。這樣的業績是會被表揚的。

那工作並不容易,她自己不認同這一套,但不做不行,整個趨勢和套路就是這樣,一個新來的居委會主任很容易就被裹挾進去。

蘇金燕苦笑一聲,「做完這些,我用什麼時間去走訪小區呢?」

陳永良死後第二天,有記者來居委會採訪,一個錄音筆擺到居委會書記面前,「這事你知道嗎?」剛從大會小會中抽身出來的書記聽完一愣:「不知道。」

這之前,兩個老人的名字、戶口已經從這個小區永遠取消了。

一切如昨。

責任編輯: 李華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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