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彭德懷陷"高饒事件"很深

在朝戰中，彭和高的因為工作的關係兩個人的友誼可以說是很深的，這可以從上面的讓勳章的事情看出。在韓戰爆發後，高崗陪同彭德懷他數度來往於北京、瀋陽、安東之間，彭入朝後，凡重要電報，都是同時發給毛澤東和高崗。1950年11月和1951年1月，在戰爭最危險、最艱難的時刻，高崗兩次入朝，和彭德懷一起商談如何保障志願軍糧彈物資供應問題。無論多麼困難，凡彭德懷提出的保障要求，高崗都不說二話，儘量完成。高崗工作作風和能力深得彭欣賞，加上兩個人都是性情中人，所以走的特近不是沒有原因的。1952年4月總參謀長人選難定，彭向毛舉薦高崗來當總參謀長，但是毛沒有同意，說高崗難道就沒有缺點嗎？在加上一些對劉周的看法，由此可見，兩個人是有所志同道合了。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毛明確點出了彭在高饒事件上陷的很深，是被保護過關的。

在彭於7月27日簽署了《朝鮮停戰協定》和《關於停戰協定的臨時補充協議》後的第二天，高專程到中南海水福堂小院彭德懷的住處前去看望。剛過了三天，高崗又來到彭德懷的住處同彭德懷聊起薄一波的事情。而在被彭稱之為「操了40多天娘的華北會議」就是薄一波主持的。彭也認為薄出台的新稅制不利於社會主義，有利於資本主義。但是後來彭建議高要麼向老毛反映，要麼直接找他們交換意見。

真正的有實質內容的談話是彭要求高幫他修改彭在軍隊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的報告之後。高對彭說劉少奇有個『攤攤』，劉是白區的代表，劉要篡黨。彭聽到後，並沒有同毛講，彭沒有表示贊成，也沒有加以反駁。高最後說：「彭總，我支持你，你可要支持我啊！」彭默然。

不為賢者諱彭高的裡通外國

老毛在廬山會議上說彭，「你這個人有野心，歷來有野心，你的說法，是說過參加革命做大事。歷來要用你的面目改造黨、改造世界。有各種原因，但未得到機會。這次從國際取了點經（不能斷定）。」彭則聲明他的問題與國外無關，他沒有「取經」。實際上，這段話透露出毛對彭的三個終身害怕的情結-以至終生未得消釋，第一個是毛當年懷疑彭與張聞天合謀奪他的軍權，聯絡並嗾使林彪出面寫信（《張聞天傳》第219至223頁）。第二個懷疑彭「裡通外國」的事情，彭出國去蘇聯及東歐數國作了一次訪問，通過翻譯與各國領導人有些交談，儘管都是公開性質的，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和七千人大會上都吃准他裡通外國，並且寫進了中央決議，即使彭一再申辯解釋，仍然揪住不放（這裡面肯定是有原因的）。第三個是則是代表了整個上層的普遍意思。有各種原因，但未得到機會，因為有我老毛在嘛。但是老毛不在了呢？聶榮臻回憶勸說彭認罪時的情形：我們都提到他的桀驁不馴。劍英同志說：毛澤東同志健在時，你就這樣，將來黨內誰管得了你。劍英同志說時，都激動得掉淚了。「桀驁不馴」的彭大將軍是敢於向毛提意見的人，準備接班的劉少奇怎能不擔心幾分？毛代劉少奇把話說明了：「我66歲，你61歲，我快死了，許多同志有恐慌感，對付你，很多同志對此有顧慮。」（李銳，1999：238）這就是為什麼彭即使在廬山是對的，而遭到了大多人的封殺。

老毛決心搞掉高崗，與高曾企圖投靠蘇聯和倚蘇自重大有干係。何祚康編譯的文章《毛澤東談高崗事件》（《百年潮》2001年第12期），說英國學者保羅溫格洛夫在莫斯科閱讀蘇聯外交部檔案和回憶錄，寫了《高崗與莫斯科的關係：來自蘇聯的證據》一文，得出結論說，毛對高的背叛和與蘇聯的含混不清的關係感到惱火。而蘇聯官員特別是史達林的確非常喜歡高。蘇聯外交部遠東司的一名官員費丕才則在回憶錄中說史達林『（1949年）出賣了高崗』，高是『真地忠於蘇聯的』。費丕才還認為高是自我滅亡的，他與史達林的『奇怪的和相當危險的友誼』，與蘇聯官員的批評（中國的）談話再加上1953年的權力鬥爭使毛有充分理由整肅高崗。」再看整肅高的時機也是在史達林死後不久。

高在蘇聯的影響力有多大呢？1944年7月的劉少奇高崗王稼祥去蘇聯請求援助的事上，最後史達林要求以高崗代表東北人民政府簽字。而更有說服力的是老毛訪蘇的事。老毛於1949年12月16日第一次訪蘇，在莫斯科一度受到冷遇。因為老毛已與史達林約好23日或24日談一次，誰知恰好24日這天，陪同毛澤東赴蘇的蘇聯駐華總顧問科瓦廖夫向史達林遞交了一份《關於中共中央若干政策與實際問題》的書面報告。報告中說，在中共黨內，在中央委員中，有些人過去是親美的、反蘇的，中央的領導現在支持他們；劉少奇組織和領導了對高崗的無根據的批評，高崗現在在中央很孤立等等。

這個報告是根據高崗提供的材料在東北起草的。原來高對建國時中央人民政府的人員組成很有看法，他曾不止一次地對人說、中央人民政府其實是各黨派的聯合會，民主黨派占的比例太大，共產黨吃了虧。在東北時，他向蘇聯總顧問科瓦廖夫發泄過他的不滿情緒。他拿著一份文件，揚了揚，對科瓦廖夫說：「你看看，我們這個聯合會多麼有意思！」「我們這個中央政府的組成，說好聽一點是個聯合會，說難聽一點呢，就是個大雜燴！你看，6名副主席，黨外人士就占了一半，宋慶齡、李濟深、張瀾。56名委員，黨外人士27人，差不多也占了一半！」「政務院的安排，4名副總理中，黨外人士2人，郭沫若、黃炎培。15名政務委員，黨外人士9人，占了一大半，政務院所轄34個部、會、院、署、行，這是實權部門，竟然有14名黨外人士擔任正職。科瓦廖夫同志，您說，這哪裡像共產黨政權？聯合會嘛，大雜燴嘛！請您向史達林同志匯報，目前中國黨的政權成分嚴重不純。」史達林看了後對這種安排很是不滿，就沒有積極主動地安排和毛澤東的會談。一段時間，毛澤東在莫斯科閉門不出，心情鬱悶。後來呢，史達林和老毛會談了，但是又把科瓦廖夫的報告交給了毛澤東，以示信任、理解和友好。其實這是一種政治手段當作了見面禮，史達林出賣了高崗，從這時起，就註定了高崗的倒下。隨後的粟彭都人連劉帥都或多或少的同蘇聯掛上了鉤，在被批判的時候。

高崗還向蘇聯劉少奇是「親美派」的輿論，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捷沃西安來北京時，高崗同捷說，他希望中國要消滅資本主義而他的意見在黨內卻得不到支持。因為中央有人反對，是劉少奇，因為他是『親美派』，並希望捷捎話給蘇共中央。

1956年11月158，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講話，講到「裡通外國」問題時說：「我們中國有沒有這種人，背著中央向外國人通情報？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崗就是一個。這是有許多事實證明了的。」

回過頭來，我們再來看彭大將軍。因為高崗去過蘇聯，便同蘇聯聯繫上了。而彭也去過蘇聯，還有東歐，且在蘇聯和阿爾巴尼亞都和赫魯雪夫會過面。對於「里同外國」的罪名，彭一直稱有中方翻譯在場，只有一次無中方翻譯但有劉曉大使在場。文革時劉曉批鬥時曾稱彭與赫魯雪夫溝結，當然因為文革環境的問題，劉的說法是有很大水份的。但是在兩個英國人寫的，翻譯過來的書名叫：《中蘇關係35年：1949—1984》，就在此書中披露在1959年5月29日至6月4日赫魯雪夫正式訪問阿爾巴尼亞期間，會見了中共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彭讓赫魯雪夫看了一個強烈抨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備忘錄。其後，彭德懷向7月和8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提交了這份備忘錄。大家了解彭的個性，你說他能有好話給赫氏講嘛？平心而論，這個應該是違反紀律的，也比所謂的粟大將軍的里同外國要嚴重的多。不論蘇聯是不是老大哥，此舉是不對的，因為沒有經過中央政治局的討論的。

再後來，看看彭所說的「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早就要發生匈牙利事件，要請蘇聯軍隊來」，在廬山上彭被認定是為高崗集團中的一分子是不出奇的。毛語「聞了人家對大躍進、公社看法的氣味」（《實錄》引毛澤東在常委批彭會上插話，198頁），這說明赫在看了彭的備忘錄後的發言被毛所知，至此毛認為彭同外國「勾搭」上了是順理成章的事了。在毛的定性下，因此彭就成了「裡通外國」分子，他的廬山萬言書也就有了「國際背景」（劉少奇七千人大會講話語），便是理所當然的推論和結論。

實際上《廬山會議實錄》作者李銳在引述《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時，指出《決議》「有兩處引用了彭的原話，就是『小資產階段的狂熱性』和『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早就要發生匈牙利事件，要請蘇聯軍隊來』。看來這是最觸犯忌諱的兩點。」（《實錄》，347頁）他所指「最觸犯忌諱的」後一點，就是彭所以在廬山萬言書和所謂「軍事俱樂部」等罪名外，非得再加一個「裡通外國」罪狀不可的道理。此評論可謂深刻啊。

而作為蘇聯的反應，更是讓毛惱火。彭在黨內的遭遇，激起了蘇聯黨、政、軍領導人的極大不滿和憤怒。赫魯雪夫兩次來電話，詢問彭德懷受批的情況，明確地對毛澤東說：「我們認為彭德懷沒有錯，真理是在他手裡，你們應該向彭德懷賠情道歉。彭德懷日益受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人士的普遍同情，我們希望你們應該考慮到這些情緒。」早就對赫不滿的毛很乾脆的拒絕了赫，「對不起，赫魯雪夫同志，這是我們黨內的事情，希望你不要干涉我們黨內的事務。」

隨之而來的蘇聯和中國的關係惡化不能不說與此無關，不能讓任何人干擾自己的毛也會預料到了這一點。

毛要本來就會徹底清算彭，對於彭的這種要借紅軍的事情更是深惡痛絕的。

毛澤東同彭德懷在高饒事件中的關係

毛在同高崗談話時說到「主席講過，中國革命的大正統是井岡山，小正統是陝北；現在劉少奇一個圈圈，周恩來一個圈圈，咱們也要搞個井岡山的大圈圈」，此話經過高崗的演繹，就成了「現在黨內，劉少奇有個圈圈，周恩來有個攤攤，咱們要搞個根據地的大圈圈。他說：中國共產黨實際上是由兩個部分組成的，一個是根據地黨，也就是軍隊的黨，另一個就是白區的黨；說什麼劉少奇是白區黨的正確路線的代表，如果沒有我們這些拿槍桿子的黨，哪裡有什麼白區的黨」。對於早對劉不滿的來自井崗山的彭，這些話的殺傷力和鼓動性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毛髮現彭支持高的苗頭後，開始「點撥」彭。1953年12月20日，彭德懷、劉伯承、賀龍、葉劍英、陳毅應召到毛處，聽毛談高饒問題。毛反覆強調黨內團結，說了一句定性的話：「高饒案真相已大白。」此時，彭的思想開始了轉變。於是就有了如下的一幕。195312月24日，老毛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因為毛去杭州休假起草憲法草案。劉少奇首先發言；「主席外出後，我的意見由書記處輪流主持，或者由恩來同志主持。」周馬上推辭。高則提出：「我贊成少奇同志的意見，由書記處輪流主持。輪流好，輪流可以加強集體領導，發揮每個人的積極性、創造性。」這可是毛劉的合陽謀，讓人去表演的。彭則說：「我不贊成輪流主持。因為日常工作事情很多，如果沒有一個同志認真來研究，是不行的。我的意見，日常工作仍應有少奇同志來主持。」隨後就有了毛的那一段著名的話：「現在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陰風、燒陰火。」毛澤東打著手勢，上下比畫著說，「中央的風這麼吹，他的風卻那麼吹，其目的就是要颳倒陽風、滅掉陽火，打倒一批人。我們大家要注意！」在《死亡聯盟》寫到「贊成。」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彭真等異口同聲。彭德懷使勁點點頭。高崗慢了半拍，也說：「贊成。」

高這慢半拍，不僅有對毛的這個話的反映也包含了對彭的不理解。因為他一直認為，彭德懷是反對劉少奇，支持他高崗的。第二天，高質問彭德懷為什麼不同意輪流主持，彭德懷竟然嗆了他一句：「這是我的認識，難道不能說嗎？」氣得高轉頭就走了。

1954年1月下旬，在老毛的授意下，鄧小平向彭德懷談了高崗、饒漱石的反黨聯盟活動，此次談話應該說對於彭沒有被列入高饒事件名單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2月6日至10日召開的七屆四中全會上，老毛提出了「受高、饒影響的同志」。又說，「少數幾位同志是比較深的，同他們談了許多問題，在下面有所活動，替他們活動」（《毛澤東選集》第五卷，147－148頁）。現在已經知道，當時這些沒有被點名的人中，主要指彭德懷和林彪陶鑄等人。鄧小平在這次全會所作《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也指出「曾經有些同志在聽到高崗、饒漱石等人的反黨言論之後，既不向黨組織報告，也不要求他們把意見正式地提到黨的組織中來，這種態度也是完全錯誤的」。他說的「有些同志」，當然包括彭德懷。因為毛澤東在結論中未點彭德懷的名，所以這次全會通過的《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沒有點出彭的名字。但是這次不點名，不等於將來不算歷史老帳。

而在高崗自殺後，毛竟然讓周和彭同去現場收屍，此舉意味頗深，可以說是給彭一個提醒和警告。後來廬山會議上，毛說；「高饒事件你也陷得很深呢，莫傷心，來日方長。」彭則說：「主席你放心，我彭德懷向你保證三條，在任何條件下不做反革命，不自殺，今後工作不好做了，就自食其力。」你說，在那時彭有沒有想到了給高崗收屍的情景呢。

彭對於自己陷入高饒事件是相當被動的。在這之後，廬山會議之前，彭是作過多次說明和檢討的。就在2月6日至10日召開的七屆四中全會上，彭就高饒反黨問題發言，檢查了自己在一些問題上受高崗迷惑的錯誤。1955年2月，在3月舉行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彭說：「在對待高、饒問題上，特別是高崗的問題上，我是有錯誤的。黨中央對高、饒問題的揭發和處理，七屆四中全會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對我個人有特別重要的教育意義。」接著作自我批評說：「高崗1951年1月到朝鮮時，就開始散播對中央同志的流言蜚語，挑撥同志間的團結」，「我當時對這些問題的看法，與高崗有共同點，也有不同點，但未加說明，我是犯了嚴重的自由主義錯誤的。」

事情的本質要害之處是彭沒有象陳鄧二人一樣去向老毛匯報，再加上歷史的原因，老毛是一直懷疑彭圖謀不軌的，由此彭被看成「高饒司令部」的人是不奇怪的。而在七屆四中全會彭所作的報告以及後來的揭露，在老毛眼裡成了馬後炮，是另外一種性質的舉動-投機行為。

廬山，1959年7月14日彭給老毛寫了封反「左」的信，16日老毛澤東示將信印發給與會同志討論。23日毛在大會上講話，批判了彭德懷的信，會議形勢急轉直下，開始了反右。此後彭和高饒關係問題的歷史舊帳被翻了出來。

在7月31日召開的常委會上，毛講，老彭啊，高饒事件你陷得很深那。……高崗自己死了……。高饒能改？（我看你也不能改嘛-筆者注）。在此論調基礎上，廬山會議上眾人就彭與高饒集團參與問題，充份追問和發揮，由此而對彭進行了批判。8月2日，召開了八屆八中全會，參與全會的人員繼續揭發批判彭德懷為首的右傾反黨集團。

8月11日，上午8時半開大會，老毛歷數彭在歷史上的問題和錯誤，講話高崗路線，參加高崗集團，以及這一次，我看比那兩次要惡劣，比立三路線那個時候惡劣。我們知道彭德懷是陷得相當深的，那時是保護過關。是高饒聯盟，還是高彭聯盟？再遲半年、年把，我看不曉得怎樣了，就是要按高、彭、饒的面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即中國這個世界。彭在歷史上最嚴重的是參加高崗集團。但是要指出，他們所謂「集體領導」，就是要他們來領導，要高饒集團的殘餘分子、漏網分子，還摻雜點別的人來領導。（《實錄》，292－294頁，296頁）

在13日的大會上，彭第一次採取了大退讓，開始採取了他後來在自述中寫的「要什麼就給什麼」的態度，「只要不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對自己的錯誤作了一些不合事實的誇大檢討。」重點是一、檢討歷史上犯過的幾次路線錯誤；二、檢討在高崗問題上犯的錯誤等。

在廬山會議閉幕的8月16日上，老毛再次批判彭的錯誤，並說到海瑞，說海瑞搬了家，搬到右傾司令部了。「高、饒也是狹隘得很，兩個攤攤（按：指劉少奇、周恩來），都想打倒，剩下的不多，彭德懷那個也不興旺。……這回彭德懷繼承衣缽。高崗、彭德懷從小局出發。高、饒、彭、黃這個問題，帶有複雜性、曲折性：昨日功臣，今天禍首。……高崗事件時保護過關，但不改舊病。廬山這一場鬥爭同上回鬥爭高崗來比，這五年半里，我們的水平大大提高了。（《廬山會議實錄》，335－336頁，339－340頁）」

明顯的是，這時的毛吸取了史達林的教訓，並沒有從肉體上去消滅彭。當然到後來文革興起的時候，毛的想法就變了。毛說「那時我也犯了錯誤，信任高崗。」他對著彭說：「三十幾年的關係難道就拉倒了？印度話說『巴依依』，英語GOODBYE。我們不要告別。要盡一切努力，把他們爭取過來。過去張國燾、高崗告別了。高崗這件事，我有責任，就是時間延誤了。」可以看得出來，後來彭的三個保證也是毛所希望的。

同日，全會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決議》說：「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在廬山會議期間和廬山會議以前的活動，是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的繼續和發展。」

老毛在廬山上並沒有舉出彭德懷與高饒聯繫的什麼具體事實，但扣上了具體的反黨帽子，高饒集團的「重要成員」、「殘餘分子」、「漏網分子「等，最嚴歷的是認定高饒聯盟應是「高彭聯盟」，或「高彭饒聯盟」。但是毛的定論就成為小組會上批鬥發言的重要追查問題，也是所要逼供檢討要達到的目標，最後也成為廬山會議最後形成的所謂「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中關於彭與黃克誠成為高饒反黨聯盟殘餘和重要成員的依據，可以說是手段和結論的統一體。

而毛既然認定彭是高饒中的一個很重要的成員，為什麼在1954年不拿下彭呢。這同毛的策略是有很大的關係的。高是毛開國後用的第一個棋子。用來牽制劉周，到後來，高就真的認為毛想讓他來代替劉，高做的就開始背離了毛的初衷。毛反過頭來就拿下了高。在拿高的過程中，彭要不要拿下來，毛肯定有想過。但時機卻不對。原因有三。

其一是彭那時處於人生的最高峰，在抗美援朝的事情上，可以說毛也要感恩圖報老彭的鼎力相助。

其二，打擊面過廣。高是明確要取代劉，而彭還沒有要取代誰或要誰下台的明確言論。雖然劉同彭的矛盾很深，但是彭也知道劉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

其三，是最根本的一點就是老毛在廬山上講的，在批判彭德懷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批彭時說：「高饒事件你陷得很深」，「你歷來搖擺，直到高饒事件，但能搖過來。這一次又可能搖過來，要看環境形勢。」「當年粉碎高饒反黨聯盟時，你是被保護過關的」。可以看得出的是，老毛有心保彭，但是這次卻不同了。這次你老彭能不能轉個彎來，其實是不可能的了。彭的意見書的時機特敏感，回想中共黨史，每逢重大的事故，黨的一把首往往要下野。故，反冒進的時候，毛認為彭在逼他下野，特別是有了羅瑞卿的密報（彭不是單幹，用毛的話是軍事加理論家），更堅定了他的想法。彭在高饒時，矛頭沒有指向毛，但這次不同了，雖然毛彭的衝突總會到來，但是連老毛也沒有料到，會來的這麼早。因為，毛還沒有做好準備，最主要的是羅瑞卿的培養還沒有到位。為了能有勝算，才請林彪上山，因為正如彭所講的，也就你林彪能和我「相比美」啊。

而彭在8月12日，曾痛苦地說：「現在要我徹底交代高饒問題的錯誤和軍事俱樂部，就是這兩個問題難過關。」為什麼難過關，因為毛不讓他過關。為什麼這樣講？

在彭寫的《廬山筆記》（從7月23日夜到8月8日，共約13萬多字）中，曾經作了極其直率的坦露：「7月23日毛主席給我一悶棒，這棒叫做打『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而且將歷史上的舊帳翻出來一連打了好幾十棒。」「打得遍體痕傷，兩股無肉，然後立案畫押，以後不准翻案，不准辯駁，但免除推出午門斬首，保留黨籍！」「非如此，31年生死與共的戰友，既犯有這樣嚴重的錯誤，為什麼事先不召我談談，規勸規勸，在勸而不聽再用重刑也不為遲啊！召開八中全會，我既是鬥爭對象，為什麼事先不通知我呢？！這不叫做打悶棒又叫做什麼呢？主席說，你獨裁，不如我獨裁；人民解放軍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擊。這是明白說出只能作檢討不能辯駁。」「其實廬山會議是，左的現象雖然糾正了一些，但浮誇虛報，對群眾的強迫命令，不僅存在，而且還在發展，蒙蔽著真相，使一生英明偉大的毛主席也難以洞察。據我看，你這一悶棒打得不適當，不僅在政治上打死一些人，而且（在經濟上）會要打出一個大馬鞍型。」。

在隨後的軍委擴大會上（8月18日—9月12日），老毛在11日的軍委擴大會議和批判張聞天的外事會議聯席會議上講話，說彭「起心不良」走到他的反面，說他們「從來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是資產階級分子，投機分子混到我們黨內來」，「絕不可以背著祖國，裡通外國」等等。而這是在彭給毛寫完檢討信之後的事情，而毛接到信立即給彭打電話說歡迎彭的態度。但是實際上還是沒有放過彭。雖然毛在電話里顯得很興奮的樣子但彭始終未接上話，只是在毛講完後，說了句：謝謝你！而在放下電話後，彭在座位上長久沉默不語，後來緩慢地說：不該給他寫這封信（即9月9日信）。又說，待在北京危險，要離開北京才好，又重複說，他要勞動生產自食其力。彭接毛澤東電話後，情緒異常低沉。一個興奮，一個低沉，是多麼鮮明的對比。彭為黨的事業惋惜，為人民疾苦痛心，為自己違心檢討歉疚。所以是低沉。一個是抓住別人的辮子不放，是興奮。老毛特喜歡別人的親手寫的東西攥在自己的手裡，那是永遠的證據，是別人留下的自己殺自己的工具。

文革前夕，毛決定讓彭去三線當副總指揮，我認為這時出於毛的一種戰略決策，就是不能讓彭劉等人聯手。雖然，劉彭的矛盾巨大，但是對於毛要發起的文革卻是要打倒劉，而劉在這之前的路子卻是彭所希望的。在為民之利益的基礎上，毛不能排除彭劉等人聯手的可能性，因為有共同的基礎和劉彭共同的目標上，劉若抗毛，則合彭的初始之目的的。9月23日，毛約彭到中南海談話，在座的還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毛希望彭德懷到三線去，並說他誠心誠意地支持彭出來工作。毛還留彭德懷和在座諸人共進午餐。

然而，毛在送別彭時忽然問道：「你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對我說過要鬥劉少奇同志，恐怕你是參加了『高饒反黨聯盟』吧？」毛的問話令彭迷惑不解也令所有在座的人大吃一驚。後來彭在一份材料中寫道：「反反覆覆回憶了兩天兩晚，睡眠時間很少，實在記不起有這樣的事情。即或說過這樣的話，也不能說這就是參加了高饒反黨聯盟吧。」實際上，在彭被批後，極少可能還能去中南海游泳池，因為已經被貶到掛甲屯去了，後來的彭年譜上也無此記載。如果說，彭對毛說要鬥劉的話，肯定會有前提的，就是毛要有鬥劉的意思，彭在被批後，怎麼還能如此唐突的講要鬥劉呢。實際上從後來的彭真找彭的事情來看，此話是說給彭真聽的，是挑起劉彭的矛盾，而斷絕兩個人聯手的可能性，老毛可謂是「用心良苦」啊。但也從另一個方面證實了毛從來就沒有讓彭過關。

廬山上眾人的表演——大人物和小人一樣

老毛一發話，一定調子，下面的一班人馬就開始順著這根杆子往上爬。追問，發揮，坐實，一方面要彭老實交代，可是另一方面又不容他據實申辯，一申辯，就會得來更猛烈的攻擊，這大概是中共的一大特色，什麼時候都是知允許州官放火，不許老百姓點燈的。

在小組會議上，康生、賀龍、李井泉等要求彭德懷講清和高饒的關係問題。

康生說「高饒反黨集團和這一次反黨的軍事俱樂部都是用耍滑頭、搞陰謀的手段，掩蓋你們反黨的本質，希望把你們的皮剝開來給大家看看。（308頁）你是繼續高饒聯盟（也可以說高、彭、饒聯盟），用陰謀手段分裂黨，而且這次是你親自掛帥，你承認不承認？」（315頁）康生認為彭的問題是始終的，那就是陰謀手段分裂黨，在高饒事件中是幕後的，這次是跳到前台來了。

王任重講「比如高饒事件問題，原來他講是義務宣傳員，後來同志們揭發了一些材料，他承認是高饒集團的重要成員。這個事情，他在小組會上含含糊糊，今天還是含含糊糊，似乎只是高崗向他宣傳了什麼少奇同志想篡黨，什麼宗派，他只是沒有向中央報告，自己沒有反對。（317頁）你高饒聯盟是滿腔熱情搞共產主義？」（318頁）應當承認，王的這個發言是很實質的，彭在高饒事件中犯的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沒有象鄧陳那樣去找老毛談談。而且，彭還不是主動提出高同他有過接觸，是在鄧作了彭的思想工作後，才講出來的，雖然後來作過很多次檢討，終於晚矣。

陳伯達是屬於反戈一擊的一個。「我們現在可以判斷，如果沒有彭德懷同志的活動和他組織的這個攤攤，高崗那個時候是會有所顧慮的。我們聽說那個時候高崗說，軍隊已經沒有問題了。這就是說，他背後有彭德懷同志這個攤攤做他的支柱。彭德懷同志自己現在承認，他是高崗集團的重要成員。當然，這是客氣的，實際上，他是高饒聯盟主要的一個頭頭。沒有他這個支柱，高崗可能不敢那樣放肆，不敢那樣猖狂。高饒事件是幾個野心家，主要是高崗這個野心家，和彭德懷同志這個野心家的結合。」（323頁）陳伯達講的實際上是彭在高饒事件中到底起了什麼樣的作用，或到底陷了多深。如果說高真的有講，軍隊已經沒有問題了，說明至少彭做出了某種的承諾，也可能是林做出了某種的承諾，不過從當時的林的狀態，彭的可能性更大些，因為高崗也知道林一直在休病，而彭卻是如日中天。

蘇振華道「彭德懷同志承認是高饒反黨聯盟的忠實成員，我說而且是主要的成員，很多同志講話中都提到，高崗敢於興風作浪，本事沒有好大。彭德懷同志自己經常說對黨忠心耿耿，為什麼高崗對你說了中央、少奇同志許多壞話，你不報告中央？為什麼你當時不敢對高崗說一句：你要造反。這會使高崗冷了半截。這說明你就是高饒反黨聯盟的台柱，這樣說是不過分的。你在裡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高饒反黨聯盟事件，過了五年了，你還瞞到現在。高、饒反黨，高崗是野心家，彭德懷同志是主謀者。」（331頁）這就不太對了，彭絕對不是主謀者，主謀者是老毛。彭的問題是在與當高崗背離了老毛的初衷後，沒有查覺出高崗的玩火玩的太大了。也說明彭作為一個政治家，還是欠火候的。

彭德懷多次檢討了在高饒事件中的問題，但都沒有獲得通過，因而在8月12日，他痛苦地對人說：「現在要我徹底交代高饒問題的錯誤和軍事俱樂部，就是這兩個問題難過關。」在批判彭德懷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批判彭德懷說：「高饒事件你陷得很深」，「你歷來搖擺，直到高饒事件，但能搖過來。這一次又可能搖過來，要看環境形勢。」並說當年粉碎高饒反黨聯盟時對彭德懷是「保護過關」。劉少奇也批判彭德懷說：「高饒事件前，你對我有七八點意見，有些事同我毫無關係。如一件事，召集華北座談會（毛澤東插話：這是我建議的。因彭要到黨校作報告，怕作不好，對他不利。小範圍扯清楚，使彭得到了解，再去作為好。有人要求彭去黨校講講，何必去黨校作報告。不開會，也勢必作不好。華北會應開，人家這麼多意見，同中央關係如此惡劣，而你名之曰操40天娘。），帳掛在我身上。另一件事，同去看關向應，關流著淚說：『彭總，你不要反對毛主席，鬧派別。我是快死的人了。』覺得我沒發表意見，對我不滿。高崗事件前，講了對我很多不滿的話。這種話，我沾不到邊。」

有意思的是，林幫彭洗脫了會理會議的事，劉也澄清了華北會議的實質。劉和林的做法是殊途同歸的，都有涉嫌機會主義。彭應該知道毛的最終目的了，老毛是要徹底清算自己了。

八月十七日，老毛召集了一天的中央工作會議，由劉少奇代表黨中央宣布了重要的人事任免，包括了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的組織處理。劉順著毛意給彭德懷定下「反黨野心家、裡通外國」兩項前所未有的罪名，並熱情洋溢地讚揚毛：……在蘇共二十大以後，我們黨內也有人要在中國反對「個人崇拜」，彭德懷同志就是有這個主張的。在中南海西樓開會的時候，幾次提議不要唱〈東方紅〉，反對喊「毛主席萬歲」，這次又講了什麼「史達林晚年」，什麼「沒有集體領導」，什麼毛主席「沒有自我批評」，「把一切功勞都歸於自己」等等。實際上，蘇共二十大後，彭德懷就一貫要在中國搞反對「個人崇拜」的運動。我想，我和彭是反其道而行之，是積極地搞「個人崇拜」的，積極地提高某些個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澤東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黨章上就寫上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這一條。黨要有領袖，領袖就要有威信。恩格斯在〈論權威〉一文中說：革命無疑問就是天下最有權威的事物，而反對權威的，要嘛是散布糊塗觀念，要嘛是背叛無產階級的事業。這話說得多深刻。在蘇聯，赫魯雪夫搞了一手反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運動，我看也有許多不正確的地方，不應該那樣搞。所以在蘇共二十大以後，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上是對黨、對無產階級事業、對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活動。……

劉少奇最後的結局恐怕在這時就已經註定了。

廬山上，收穫最豐的是毛。劉少奇的風向大轉，從會前定的調子堅持『問題講透』到『山上反右、山下反左』，最後什麼都沒有了，只剩下要全黨服從於毛了，正是這個最主要的方向問題劉沒有堅持住，後來的三年大饑荒不能說沒有責任。而在毛的眼裡黨內最大的機會主義者是誰？不是彭德懷，也不是周恩來，而是劉少奇了，從而為幾年之後的事情，已經埋下了種子。朱德對彭的態度，以及毛批朱，也徹底的折服了朱德。在毛的心裡朱是偏袒彭德懷，實為『軍事俱樂部』的大掌柜，但是礙於朱毛不分家，朱又無野心，也就算了。當然，周的表現是最圓滑的。周沒有聯合彭，一起來搞毛，可以說周也背棄了自己的做人的原則，雖大醉一場，我仍不能忘懷對彭的不公。林彪可以說是毛放出的一隻老虎，最後也被林老虎咬了一口。而人事上的安排更是一個隨時爆炸的火藥桶，林任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長。林彪身體不適時，由賀龍主持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羅瑞卿為中央軍委秘書長、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公安部長一職由謝富治同志接任。這個火藥桶沒有幾年就爆炸了。

劉少奇無意為彭翻案

劉少奇在高饒事件中是另一方的主要當事人。當廬山會議風起暈涌的時候，劉一改上山前的「問題講透」的承諾，積極的投入批彭的隊列，既有歷史的緣仇，也有現實的利益。大家都知道高的矛頭是對照劉的，那麼彭涉及高饒事件的深度則直接和劉少奇有關。1959年7月31日常委會批鬥彭德懷，老毛對彭說：「高饒事件你陷得很深。」但毛沒有指出「陷得很深」的具體事實和材料。彭對劉有所不滿，這是他有可能同高崗的反劉意圖投合，在高面前發泄過對劉不滿的情緒或談話。但是，對劉有哪些不滿呢，講過些什麼話呢？在廬山會議的第二次（8月1日）常委批鬥會上，劉的一次發言透露了一些這方面的問題。

劉少奇說：「一件事感覺不好：會理會議前，批評軍委，很不守紀律，我聽不下去了。建議打電報，不要這樣講。我要打電報，話都是彭的。寫好電報交彭和尚昆，彭不簽字。會理楊、劉電報，是彭的意見。不簽字不對，並不勇敢。從那以後，覺得此人不簡單。以後想極力合作，求同一性，差別性少提，但搞不好；同彭這樣的人，難搞成朋友。一下冒犯了，打擊時，是敵對態度；當然也不總是採取敵對。高崗事件前，對我有七八點意見，有些事同我毫無關係。如一件事，召集華北座談會。帳掛在我身上。另一件事，同去看關向應，關流著淚說：『彭總，你不要反對毛主席，鬧派別。我是快死的人了』。覺得我沒發表意見，對我不滿。高崗事件前，講了對我很多不滿的話。這種話，我沾不到邊。」（《實錄》，204頁）

劉這段發言，說明彭劉之間互有不滿，而且由來已久，在高饒事件中，彭的確講了很多彭劉之間矛盾的問題。鑑於此，劉批彭確實是很積極的，在廬山會議上不但拍過桌子、要和彭「算總帳」，而且在1962年，彭的意見得到充分證實後，劉也在七千人會上僅僅承認「信中所說的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並不算犯錯誤」。這時的劉可以說處在人生的巔峰，劉有想過放過彭嘛？後來有人說翻案風是劉要幫彭翻案（是彭自己的八萬言書引起的），其實這是有違背歷史真實的。

劉講：「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此時毛插了一句話：「只要不是裡通外國。」）王焰，1998：773）理由有四：一，黨內有一個小集團，是高饒反黨集團主要成員；二，彭和高都有國際背景，「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三，陰謀篡黨，背著黨中央搞派別活動；四，早不寫，晚不寫，恰在他率軍事代表團出訪幾個月回來後寫，是以為時機已到，利用工作中的缺點向党進攻。而這是在三年的大饑荒之後啊，彭的意見肯定是對的，此時劉的講話表明，是非別有標準，對人不對事的，彭這個人卻不能放過。真實的原因是，無論是毛還是劉都不喜歡彭這種關鍵時刻只認理不認人的「楞頭青」。

彭看到劉講話後，氣憤地給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打電話：「轉報主席和劉少奇，申明我沒有此事。」隨後寫出《評劉少奇同志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書面報告和講話》一文，指出所謂「裡通外國」一說，「完全是無中生有」，「真理只有一個，事實已經作了結論。少奇同志對客觀事物作了歪曲的分析，即憑空推測動機的錯誤結論，這個結論是主觀主義的，事實將要再次證明是錯誤的。我沒有任何反黨小集團，也沒有同任何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這對我是誣衊」。從2月底，彭開始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寫申訴信，6月中旬寫完，這就是著名的「八萬言書」。

這封信共分5個部分，第二部分是「關於高饒聯盟的問題」。彭回憶了自己從1936年西征認識高崗，到抗美援朝前後同高崗幾次來往的情況。承認自己「由於感覺遲鈍和政治上的落後」，對高崗認識不清，這是個「嚴重的錯誤」。但「以上我同高崗來往的經過和談話，是抱著對黨忠實的態度回憶和寫出來的，自問是真實的。」「少奇同志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到底是高、饒聯盟，還是彭、高聯盟呢？恐怕是彭、高聯盟。』我認為少奇同志這樣來強調這個問題，未免有點過分，同時與事實也是有出入的。」（這句話明顯是特意迎合老毛的。）

彭的信起了一定作用，中共中央於1962年9月22日成立了審查委員會，主要是審查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三人。彭德懷的政治待遇問題又出現了曲折。但隨後的9月24日至27日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上，毛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的講話，全會揭發、批判了習仲勛等人利用小說《劉志丹》「為高崗翻案」、「進行反黨活動」的問題。彭的一切努力又化作了泡影。

彭德懷究竟陷得多深

1959年7月31日常委會批鬥彭德懷，毛對彭說：「高饒件你陷得很深。」相信此言不假，雖然毛沒有指出「陷得很深」的具體事實。因為中共的一貫手法，為賢者諱，有關高饒事件的檔案材料，一直處於密封狀態，這正是彭在高饒事件中陷的很深的一個側證，當然也有老鄧的原因，但是如果只有老鄧是告密者的角色就讓此事永不曝光，還是沒有足夠的說服力，因為如果高饒確實是有問題，那麼老鄧作的應該是對的，相反的是，因為很多人的面目都會由此而改變，顧也有彭的一面，這才是不可現世的主要原因。

鄧小平《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揭露說：「他幻想從我們光榮的軍事人員中尋求支持，因而把我們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黨組織分為『根據地和軍隊的黨』和『白區的黨』，又說什麼整個黨都是軍隊創造的，所以『根據地和軍隊的黨』是黨的主體，而他就是所謂『根據地和軍隊的黨』的代表人物。」這就是所公布的高崗反黨活動重大證據之一，是他散布的「軍黨論」。

這個「軍黨論」，實際上老毛先說出口，再經過高的演繹，將黨組織劃分為「根據地和軍隊的黨」和「白區的黨」。老毛知道，僅高崗的力量是不能捍動劉的，因為沒有軍隊的力量。而要真正的能讓劉感覺到震撼，必然要對高進行力量的補充。而此「軍黨論」對於從根據地來的一些軍事人員特別是某些老資格的代表人物來說，無疑是很聽得進的，有吸引力的，估計會引起不同程度的共鳴與支持。這足以能體現出老毛的帝王之術。高饒事件實際上老毛一手策劃的，利用五馬進京，解除地方封疆大吏的權力，又值此機會，敲打在京的高官們，你們的位置也不是鐵打的。高由此成為毛的一個棋子，而高最後脫離的毛的初衷，是自己性格使然。從此之後，高饒事件是套在彭劉林等人身上的韁繩，時不時的就要緊一下，讓他們知道，你們是我保的。

在毛《整頓黨的作風》這篇文章中就有如何解決黨記憶體在的軍隊幹部和地方幹部關係、老幹部和新幹部關係的問題的論述。而且此問題由來已久。高於建國後所持的這一論調，不過是新時期老問題的不同表現，而且號召力也不小，特別是歷來輕視劉少奇的人，因為劉實在是靠拍毛的馬屁而上去的--在彭林等看來。彭既被毛認定在這次鬥爭中「陷得很深」，應是鄧報告所說，為高崗「在軍事人員中尋求支持」的首選人物之一，而且是附和過高崗論調的。否則怎可說「陷得很深」並成為「高饒集團的殘餘分子」呢？雖然文革後的一些決議、報告或回憶文章，都有意迴避彭與高饒事件這段歷史和問題，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關於廬山會議的一節是這樣說的：「八屆八中全會（按即指廬山會議）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按八屆八中全會這個決議定性彭德懷等人為「反黨集團分子」，現在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為之平反，指出「是完全錯誤的」，自然包括原定性為「高崗集團殘餘分子」這一稱謂在內。彭之被認為在高崗問題上「陷得很深」，除了他與高私人間曾議論和不滿劉少奇外（劉在廬山上有提到過此事），在「軍黨論」和「根據地和軍隊的黨」、「白區的黨」等問題上恐怕也有或多或少的牽連。1981年出版的《彭德懷自述》一書，沒有高饒事件敘述，雖有《廬山會議前後（一九五九年）》一章，也一字不提與高饒事件關係。薄一波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簡稱《回顧》），既有《關於高、饒問題》專章，又有《廬山會議的「反右傾」》專章，但前者不提彭德懷與此問題關係，後者不提廬山會議對彭所作決議涉及高崗集團的所謂「殘餘分子」決定。楊尚昆的《回憶高饒事件》（下簡稱《回憶》），自稱「了解事件發生、發展到處理的全過程」，也不提彭德懷涉及此案情形。看來他們都有對彭「為賢者諱」（指參與高崗集團）和對毛「為尊者諱」（指錯定彭為高饒聯盟重要成員和殘餘分子）的用意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