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玻爾與朗道(右)在莫斯科
接觸過一點大學物理的人，大凡都不會對朗道這個名字陌生。列夫•達維多維奇•朗道(Lev Davidovich Landau)是蘇聯科學家，二十世紀物理學的一位傳奇人物。以朗道命名的物理學名詞多不勝數：朗道能級、朗道阻尼、朗道抗磁性、朗道—金茲堡理論……他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建立了液態氦的超流動性理論，這為他贏得了一九六二年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不過，使他對物理學產生深遠影響的，還有一項更重要原因，這就是他同他的學生李夫希茲合著的九大卷理論物理學教程。這部成書於四、五十年代的巨著，不僅培育了整整一個富有成果的蘇聯物理學派，也教導了全世界一代又一代的物理學生。
記得那是七七年恢復高考後不久，筆者所在學校從不知什麼地方覓得一位剛剛改正的右派，據說是李政道先生的大學同學，屬於當時少數能講《朗道教程》的導師。他開講時師生雲集，坐不能容的盛況，至今留在我的印象中。到了世紀末的今天，哈佛大學圖書館裡以朗道為作者的書目，依然四倍於美國人引以為傲的物理學大師費曼的著作。展望下個世紀，也看不到它會在短期內被取代的跡象。這種經久而不衰，套用我們當年常用的句式來概括，那就是：「夠我們物理學界用很長一個歷史時期了」。
所以有史家慨嘆：朗道生不逢時。言下之意是，他要是早生個一、二十年，正趕上本世紀初物理學的革命時期，也就是相對論、量子論的草創階段，以他的才情學識，對人類知識的貢獻，當可以使他躋身於愛因斯坦、波爾這樣的世紀級大師之列。朗道是生得晚了一點，他在1908年出生，進中學的時候，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和波爾的原子模型都已經問世。十月革命發生的時候，他不過九歲，正是加入少先隊的年齡。從他的早年經歷看，黨和政府——聯共(布)和新生的紅色政權——為培養這個少年天才不能不說費了一番心血。朗道的故鄉是今天亞塞拜然共和國的首都、裏海邊上的石油城巴庫市。他父親是猶太人，油田上的工程師。朗道十四歲就進巴庫大學，兩年後轉到了列寧格勒大學。1927年，十九歲的朗道大學畢業。不久人民教育委員會(教育部)的一項基金將他送到歐洲各物理學重鎮遊學：在哥本哈根隨波爾工作一年，期間又到過英國、德國、瑞士、荷蘭等國。在劍橋盧瑟福主持的卡文迪什實驗室，他結識了在那裡工作的自己的同胞——彼得•卡皮查。
1932年，二十四歲的朗道就成為學術帶頭人，擔任了哈爾科夫的烏克蘭技術物理研究所的理論部主任。在那裡，他一邊從事他的開創性工作——關於第二類相變的研究，一邊開始編寫那套著名的教科書，並且很快帶出了一批年輕人，成為世界物理學研究前沿的一支突起的異軍。不過，這樣的好景只維持了幾年。1935年11月，朗道在研究所的同事和親密朋友柯立茲被安全部門逮捕。在朗道交涉下，算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被釋放出獄。可是到了1937年，朗道自己都感到不安全了。他跑到了莫斯科卡皮查那裡。那時史達林已經乘卡氏回國探親之機將他留下「為祖國服務」，劍橋的盧瑟福愛徒心切，把整個實驗室的設備運送給他，蘇聯政府專門為他成立了「物理問題研究所」。卡皮查把研究所理論部主任的位子給了朗道。
據筆者向前蘇聯的友人詢問，蘇聯雖然也是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不過那主要是在中央決策的一級，到了大學和研究所一級，歷來就是專家說了算，黨的書記倒真的是由黨員民主選舉出來的，可能只是個實驗員來兼差，沒有權力參予招聘、提職、提薪、分房、出國的決定。黨的中下層幹部的實際利益同維護政權沒有掛鈎，也許這是導致蘇聯政權潰於一旦的重要失誤。不過，那是政治學者在總結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時要探討的問題。我們關心的是，朗道躲到了卡皮查的保護傘底下，好象沒有遇到黨委的政審以及戶口、檔案關係方面的麻煩。不僅如此，柯立茲和朗道另一位友人也進了同一研究所。
可惜，保護傘也只保了他一年的安全。1938年4月28日，朗道同追隨他的兩位友人終於一齊被捕入獄。那一年，他剛好三十歲。
朗道入獄的前因後果，是科學史家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部分的原因是，KGB和朗道本人對此都保持沉默。半個世紀以後的1989年，已經是戈巴契夫執政的開放年代，朗道妻子的侄女出版了她的朗道傳記的第四個版本，書中聲稱朗道1938年的被捕是因為被他辭退的一個的學生心生怨恨，誣告老師是德國間諜。她還指名道姓把這個告密者公諸於世。朗道對學生的嚴厲是出了名的——他的生前軼事中，學生被他罵得下不了台的小故事占了很大一部分——這樣的解釋似乎可信。沒有想到的是，這位學生還在人世，雖然當年為朗道所不容，自稱不減對老師的尊敬。聽到這個陷自己於遺臭萬年的指控，當然不依不饒，於是把傳記作者告上了法庭。審案的法官要求KGB查閱朗道的檔案。裡邊確實沒有這個學生的密報，被告只得登報導歉了事。
不過，由於這場官司，KGB的人員有機會打開塵封了幾十年的案卷，發現了一段令他們吃驚的歷史。到了1991年，朗道在KGB的檔案公開刊登在當時的黨中央通報上，這段歷史因而終於大白於天下。人們在這些絕密檔案中看到，朗道這個蘇維埃科學的光榮標誌，原來真的犯過——按照無產階級專政的法律——反革命煽動罪。他的被捕，並不象眾多史達林時期的案件那樣完全是冤假錯案。朗道和他的同夥，確曾有過推翻蘇維埃政權的企圖，而且從事過「有綱領、有組織，有預謀」的活動。
朗道的檔案中有一份他參與起草的傳單。內容如下：
「同志們!
十月革命的偉大事業已經遭到背叛……。幾百萬無辜的人被投入監獄，人們不知道哪一天會輪到自己……。
同志們，你們難道沒有看出來，史達林集團已經完成了一次法西斯政變!社會主義成了空洞的詞句，報紙上充斥了謊言。史達林出於對真正社會主義的刻骨仇恨，變成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同夥。為了保住手中的權力，他摧毀的我們的祖國，使她淪為德國法西斯野獸的獵物……。
曾經推翻了沙皇和資本家的我國無產階級必將推翻法西斯獨裁者及其集團。
勞動節——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節日——萬歲!」
下面的落款是：反法西斯工人黨。這份傳單予定在五一節散發，不過NKVD(KGB的前身)提前三天動手，把這個反革命集團一網打盡。
朗道走上反革命——當時稱反蘇——道路的過程是頗值得仔細追蹤的，雖然這方面的資料不多。在哥本哈根接觸過他的人的記憶中，他是一個熱誠的共產主義者，對自己的革命祖國非常自豪。當時西方對於新生的社會主義蘇聯有許多「妖魔化」的輿論，年青的訪問學者朗道想必在同事面前常有說「不」的表現，才會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替他想想，確實找不出他要反蘇的理由。從國際大氣候來說，本世紀二十年代是西方資本主義大蕭條的年頭，朗道在西歐所看到的，和在那裡勤工儉學的我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看到的，大約差不多，正應驗了列寧的「資本主義走向壟斷和腐朽」的預言。從朗道的自己的經歷來說，雖說生在舊社會，卻是長在紅旗下，黨和政府待他可謂不薄。1934年，他未經論文答辯就被授予博士學位，第二年，升為正教授。事實上，朗道在早年確實是愛黨愛蘇維埃的好青年。雖然沒有紀錄說他入過黨，他常將自己和同道稱為共產主義者，而將他痛恨的人斥為「法西斯分子」。直到1935年，他還在《消息報》上發表了「資產階級和當代物理學」這樣的文章，批判資產階級的宗教迷信和金錢權力，盛讚「黨和政府為我國物理學的發展提供了空前的機會」。
不過，他的政治觀點卻在差不多同時經歷了一次「相變」，背後的原因無從了解。有跡可循的是，他所在的研究所任命了一位新的所長。新所長的任務是把研究工作引導到軍事和實用的方向。考慮到當時法西斯在德國和義大利日益壯大，政府的這種政策實在也無可厚非。但朗道為了維護自己的理論物理研究，同新所長發生了衝突。這場衝突的尖銳程度，可以從以下事態看出：朗道私下裡打算把自己的理論部分裂出去。他那個傻乎乎的學生向領導交代了朗道的計劃——他不懂得在官方眼裡，這種行為等於是破壞蘇維埃軍事工業。他因而被朗道逐出師門。而堅決支持朗道的柯立茲則被抓進監獄。柯立茲不久雖然無罪釋放，KGB的檔案里卻寫著這樣的評語：「該人是朗道為首的反革命破壞組織的成員，應繼續加以監視」。KGB的檔案里還記載著，1937年，KGB在哈爾科夫逮捕了若干科學家，其中兩位在槍斃之前坦白：朗道是他們的反革命組織的頭頭。看起來，朗道早已在KGB的監控之中。他也許「憑著反革命的靈敏嗅覺」有所警惕，所以決定出走莫斯科。而KGB之釋放柯立茲，不過是欲擒故縱之計，用他來釣朗道這條大魚的。而五一節傳單事件促使了KGB採取行動。
朗道進了魯比揚卡監獄，當局並沒有公布他的罪狀。他的學生和同事以至親屬，大都猜測他是受到了某個私敵的誣告。這也難怪，朗道少年得志，目空一切，不要說對學生，就是對前輩師長，也常出言不遜。比如有一年愚人節他開了一個得罪一大片的玩笑——在布告欄貼出了自己對研究所的每個人評定的能力和工資等級。還有一幅流傳甚廣的「對驢講經圖」——多半是出於曾受他貶斥的學生之手——描寫朗道講課的情景，只見他在上面滔滔不絕，而學生則全被畫成一頭頭昏昏欲睡的蠢驢。上述猜測，也反映在他被捕的當天卡皮查給史達林的上書中：
「史達林同志，
我所科學家朗道在今天早晨被捕。他雖然只有29歲，已是全蘇聯最重要的理論物理學家。……當然，一個人聰明才智再大，也不允許他違反我國的法律。朗道如果有罪的話，他理應受到懲處。不過我懇求您明察他的特殊才能，下令慎重審理他的案子。
另外，也請您注意到朗道性格方面的缺點。他喜歡跟人爭論，而且言詞鋒利。他喜好挑別人的毛病——尤其是地位崇高的老人、科學院院士的毛病。一旦發現，就加以張揚嘲笑，這使他樹敵甚多。
他在我們所里也是個不易相處的人。不過加以提醒尚能改正。由於他的特殊才能，我常寬容他的行為。而且，我也不大相信朗道會有不忠誠的行為，儘管他有性格上的缺點。……」
考慮到當時「大清洗」的恐怖氣氛，即使是寫如此婉委的信，可以想像，也要巨大的道德勇氣。信中也透露了朗道惡劣的群眾關係。如果當局願意稍加利用，很容易使朗道滅頂於群眾鬥爭的汪洋大海之中。比如，不必公布他那張傳單——那樣會造成反動內容的擴散，只要找一兩個「苦大仇深」的學生帶頭控訴他專橫跋扈的學閥作風，或者動員某個受過他奚落的院士出來斥責他從「狂妄自大」發展到同黨分庭抗禮，然後發動全所員工揭發批判他的反動言論以至生活作風。如果這還不能把朗道的反革命氣焰打下去，那就把群眾揭發材料登上《真理報》，加一個編者按語，必定能在廣大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中激發出「無產階級革命義憤」，引來全國的憤怒聲討。不過這一切都沒有發生，正如我們偉大領袖生前批評過的，蘇聯的專政機關不懂走群眾路線。KGB對朗道的案子採取了完全秘密的審訊。
朗道檔案里的記錄顯示，在最初時間裡他被每天罰站七個小時，而且受到種種威嚇。可憐他一介狂傲書生，如何頂得住無產階級專政軟硬兼施、寬嚴相濟的強大威力?兩個月之後，他終於「竹筒倒豆子」源源本本地交代了自己的反動思想。他檔案里一份六頁紙的交代可以說是他的反革命的理論綱領的自白：「1937年初，我們得出了結論，那就是黨已經墮落，蘇維埃政府已經不能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而是代表了一小撮統治集團的利益，因此，國家的利益要求我們推翻現有的政權，在蘇聯建立一個保留集體農莊和國有財產，然而是建立在資產階級民主原則上的國家。」
為了這個「公有制+資產階級民主」的「不同政見」，柯立茲付出的代價是在古拉格度過了二十年。刑滿釋放已經是赫魯雪夫時代，即使到了這時候，當局也沒有為他平反。比較起來，朗道的命運要好得多——他只過了一年的鐵窗生活。那是因為，當許多老科學家正在為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小子終於吃到苦頭而竊喜的時候，卡皮查卻在等待時機把他營救出來。
卡皮查也許不清楚朗道系獄的真實原因，但深知朗道天才的價值，然而，他也知道，要從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底下救人，弄不好自己也會賠進去。所以他在給史達林的上書里沒有要求放人。等了一年，他感到事態有所冷卻，KGB又換了新的頭目貝利亞。而且自己的地位有所加強——他正被委以把科研基地轉移到大後方的重任，因而同高層領導多有接觸;並且發明了一種對冶金工業十分重要的制氧技術。於是在1939年四月，他給當時蘇聯的第二號人物莫洛托夫寫了一封信。
信中寫道：「最近我在對接近絕對零度時液氦的研究中發現了一些新的現象，將可對這個現代物理學中最奧秘的領域有所澄清。我準備在今後幾個月內將部分工作予以發表。不過我需要理論家的幫助。在蘇聯，只有朗道一個人從事我所要求的這方面理論研究，可惜，過去一年他一直在監獄裡。」在重申了朗道的天才和科學貢獻之後，他向莫洛托夫提出：如果安全部門不能加快辦案，能否象利用工程師囚犯那樣利用朗道的大腦來從事科學研究?
同時，他給貝利亞出具了擔保信：「我提出釋放物理學教授朗道的請求。我個人向內務部保證朗道在我的研究所內不會從事反對蘇維埃政府的反革命活動，我還以最大努力保證他不會參與研究所以外的反革命活動。」可以看出，為了把朗道救出鐵窗，卡皮查不惜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押進去了。朗道在被捕整一年之後終於保釋出獄。幾個月之內，朗道成功地完成了液態氦超流動性的理論解釋。
出獄後的朗道確實沒有再從事什麼反革命活動。他不能連累自己的保人卡皮查。而且，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看來也使他明白，天生其才，不是讓他干策劃於密室、呼嘯於鬧市、救萬民於水火這一類勾當的，那是老一輩革命家對少先隊員講的故事。他的使命是在書齋里探究自然界的奧秘。一年的牢獄之災，換來三十而知天命，倒未尚不是「壞事變好事」。
1940年，卡皮查又給莫洛托夫寫了一封信，詢問能否提名朗道為科學院院士的候選人。信中說，「科學界的輿論顯示朗道是一個有力的候選人，不過人們不知道他仍在我的監護之下。我也不知道，政府里除您以外還有誰知道這件事。因此，我必須向您請示，朗道這種身份是否妨礙他的提名。我要向您報告，朗道已有改過自新的表現。他在科學上和從前一樣努力工作，過去一年裡完成了兩項重大的研究。」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朗道的釋放是最高領導同卡皮查之間的一項秘密協議。多年以後，卡皮查在自己的回憶錄里，對於朗道在這一年裡的遭遇只用一句話帶過：「朗道在物理問題研究所一直工作到去世，只是在1938年有過一年的中斷。」
無法查明卡皮查對朗道的監護延續多久。只知道衛國戰爭爆發以後，卡皮查的研究所被徵召到原子彈的研究中來。蘇聯核武器研製的最高領導正是KGB的頭目貝利亞。老謀深算的卡皮查竟然冒失地向史達林進言說貝利亞不適於領導這項工作。從此，他自己也成了被「監護」的對象，直到史達林去世，貝利亞被赫魯雪夫處決為止。
朗道在蘇聯的核武器研製計劃中從事的不是物理研究，大概領導對他還不大放心。他作的是數值計算。有意思的是，由於他在這方面的貢獻，他兩次獲得史達林獎金，並在1954年被授予「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稱號。1953年，史達林去世後，他跟人說：「我用不著怕他了。」從此離開了核武器的研究。
朗道在1934年後再也沒有出過國。每次接到國外的邀請，他的回答都是千遍一律：「我的日程都已經預先排定，請原諒不克分身往訪。」赫魯雪夫時代，他曾嘗試申請出國，為了審批他的申請，黨中央向KGB調閱了朗道在1947到1957年間的談話記錄。這是KGB從別人的匯報以及運用「特種技術」收集到的。這些記錄也保存他的檔案里。
這些談話中，他有時自稱「奴隸科學家」，可見雖然史達林已經對他網開一面，甚至多次表彰他，算得上是仁至義盡了，他對當年的遭遇仍然耿耿於懷，而且對現狀心懷不滿。更使黨中央不放心批准他出國的是，他們發現朗道雖然不再有反革命活動，反革命思想反而大大發展。有一次，一位朋友說到，要是列寧今天復活，一定會對蘇聯的現狀震驚，朗道的回答卻是：「列寧當年鎮壓的手法還不是一樣!」由此可以看出，他對於史達林的憎恨已經發展到了對列寧建立起來的制度的批判。這一點可以從他的另一段談話看得更清楚：「我們的這個政權，根據我1937年以來的經驗，絕對是一個法西斯政權。……只要它還存在，指望它會改善簡直是開玩笑。讓這個政權和平地消失是關係到人類命運的問題。……沒有了法西斯，就不會有戰爭。」他的結論是：「顯而易見，列寧是法西斯的始作俑者。」不用說，他的出國申請當然是泡湯了。
1962年一月，朗道在一次車禍中幾乎喪生。這時候的朗道，已經不是當年那個喜歡挑刺的後生小輩了，他已經是蘇聯最大的理論物理學派的掌門人。他重傷的消息使得整個物理學界動員起來，把全世界最好的藥物和醫生調動到莫斯科來，使他得以在昏迷兩個月之後終於轉危為安。也許朗道的車禍讓瑞典的諾貝爾委員會產生了「緊迫感」，這一年的年底，他們決定把當年的物理學獎授予朗道，表彰他在24年前提出的理論。由於朗道的健康不允許他遠行，頒獎儀式專門為他破例在莫斯科舉行，由瑞典駐蘇聯大使代表國王授獎。
朗道在1968年四月一日辭世，終年六十歲。他在車禍後雖然大難不死，健康和智力卻從此一蹶不振，最後六年已不復當年那種天才橫溢，指點江山的風采矣。
(1997《華夏文摘》cm9711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