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秦德純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
2012年7月7日，乃「七七事變」七十五周年。
當年這一事件最直接的親歷者大都業已故去，其中抗日名將秦德純(紹文)，亦於1963年在台北逝世。「七七事變」發生時，秦德純為華北最主要的軍事負責人之一(第二十九軍副軍長)，同時任北平市市長。
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後，國內形勢顯得十分弔詭。一方面，日本對中國的蠶食及其野心，引起國人的巨大憂慮;另一方面，某些輿論不斷指責政府抗日不力，其聲勢日甚一日。1935年冬天，在北平，北大、清華、燕京、輔仁等各大學的同學發起「一二九」大遊行，學生打出的橫幅是「擁護二十九軍領導抗日」等，作為北平市市長的秦德純壓力很大，他本人並不認為政府毫無抗日之意，而是在慎密準備之中。
1935年秋夏之交，秦德純奉召廬山面見蔣介石，報告華北態勢。蔣當場指示：「日本是實行侵略的國家，其侵略目標，現在華北，但我國統一未久，國防準備尚未完成，未便即時與日本全面作戰，因此擬將維持華北責任，交由宋明軒(哲元)軍長負責。務須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國防。將來宋將軍在北方維持的時間越長，即對國家之貢獻愈大。只要在不妨礙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大原則下，妥密應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僅可告宋軍長，勿向任何人道及為要。」[1]
宋哲元時為第二十九軍軍長兼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及北平綏靖主任，1937年2月至「七七事變」發生期間，宋哲元對日本人在中國華北的種種無理要求已到忍無可忍之程度，「他感覺十分痛苦」。為其折衝之目的，宋提出為先父修墓之理由，暫回山東樂陵原籍，其軍政事務均交給秦德純全權負責，或有伸縮餘地。秦德純當場表示不同意，對宋說：「這不是個人的榮辱苦樂問題，實在是國家存亡安危的問題。國家把責任交給你，不論你是否在北平，責任總在你身上，因此我不能贊成你離開」。儘管如此，宋哲元「終究請假離平回籍」，臨行前交代兩事：一，對日交涉，凡有害國家主權領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二，為避免雙方衝突，但也不要謝絕。秦德純事後說：「我就在這不接受與不謝絕兩種相反的原則下，忍辱負重、委曲求全地應付了四個多月。」[2]
到了1937年五、六月間，形勢變得不容樂觀，日本使用武力侵略之企圖已成彎弓待發之勢。雙方軍隊時有衝突，以秦德純的回憶：事變前之某日，我軍因出發演習，適日軍演習完畢回營，兩軍在路上相遇，彼此不肯讓路，致起衝突，相持竟日，雙方均有傷亡。自宋哲元離開北平後，秦德純堅守大原則與日方盡力周旋，「使日方無藉口餘地」。日本人則採用離間之手段，有意將二十九軍分化為抗日的中央派與和日的地方派，並認為秦德純是「抗日中央派的中堅分子」，「千方百計地攻訐詆毀、恐嚇威脅必欲去之而後快」，秦德純惟有「戒慎沉著，以靜制動，深恐一言不慎，一事失當，俾日人有所藉口，致陷交涉之困難」。
秦德純採取克制態度，日本人仍得寸進尺，滋擾不休。1937年7月7日夜，秦德純突然接到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委員會主委魏宗瀚及負責對日交涉的林耕宇電話，告知日本特務機關長松井稱：日軍一中隊在盧溝橋附演習，在整隊時，遭二十九軍部隊射擊，因而走失一名士兵，並見該士兵被迫走入宛平縣城，日軍要求率隊進城檢查。
秦德純當場指示：盧溝橋是中國的領土，日軍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該地演習，已違背國際公約，妨礙我國主權，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負責，日方更不得進城檢查。……可等天亮後，代為尋覓，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還。
日軍對這一答覆不滿，仍要求進城檢查，否則將包圍該城。秦德純立即電告部隊「要嚴密戒備，準備應戰」。次日拂曉，日軍包圍了宛平城，先要求外交人員進城，繼而派武官進城，均遭至拒絕。日軍即向城內炮轟，並掩護其步兵前進。於此戰鬥打響，「我方先不射擊，待他們射擊而接近我最有效射擊距離內，我們以『快放『、『齊放』猛烈射擊，因此，日軍傷亡頗重……」(秦德純語)。
這就是歷史上的「七七事變」，亦即中日全面戰爭之序幕。從表面上看，此一持續了八年的戰爭，源於一偶發事件，但實際上，以秦德純在回憶錄中的分析，「日本自明治維新後，革新內政，發展工業，軍事裝備趨於現代化，嗣經日俄、中日兩次戰爭勝利，日本武人，驕橫跋扈，不可一世，遂積極向外擴張。其侵略目標，一為北進占據滿蒙，以阻遏蘇俄之東進與南下;一為南進征服中國以驅除歐美勢力於中國及亞洲之外，完成亞洲人之亞洲，實際上即為日本人之亞洲。藉以稱霸世界。
但無論日本之北進或南進，均以進占滿蒙及中國大陸為第一步驟。……民國二十九年(1931年)九一八，是日本侵略我國的行動開始」[3]，這一敘述，多少可為今天的人在審視此段歷史時提供某種視角。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時，閻錫山時任太原綏靖主任，雖未參與南京中央決策，但以閻氏之資望，加以晉冀相依之地理條件，閻氏的立場與態度可謂動見觀瞻。1937年7月10日，秦德純、馮治安、張自忠等致電閻錫山，表示「現全軍將士已具決死與決戰之決心，本以應戰而不求戰之方針，積極準備。倘彼方反覆異動，當遵委座指示，取斷然之處置……」。7月12日，閻氏復電秦德純等，甚感欽佩，「國事如此，誠堪痛惜。兄等為國爭命，舉國欽遲，凡屬國人皆當與先生共赴國難也」。當時二十九軍內部確實存在和、戰兩派，據閻錫山致徐永昌(軍令部長)的電文透露「天津方面對盧溝橋事有和戰兩派主張」，其中宋哲元即是主和派代表。
「七七事變」發生次日，宋哲元正在原籍山東樂陵，蔣介石電催宋速至保定指揮，「然宋未遵令行事，反於11日赴津與日方進行談判」，為此閻氏特派河北出身的晉軍將領張蔭梧銜蔣介石令往見宋哲元「以堅其抗敵決心」。從秦德純7月19日給閻錫山的電文看，宋哲元赴津與日本新任華北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晤談，「除寒暄外，雙方希望早日恢復盧溝橋事件發生前之和平狀態，未涉其他」。儘管如此，在此敏感時刻，宋哲元此舉多少令當局有所不安。幾經反覆協調，十一天後，宋終致電何應欽表示「正本中央意旨處理一切」[4]。
廬山會議期間，不少與會者對二十九軍的態度有所懷疑。平津學者大抵參加第一分組討論，談及北平的情勢，大部分人「力說二十九軍是抗日的」。會後，羅家倫問陶希聖：你們說二十九軍是抗日的，有沒有根據?陶答：蔣先生現在是在牯嶺，牯嶺今日是全國視線中的軍事政治中心。我們這裡說二十九軍是可靠，二十九軍就可靠。這裡說二十九軍不可靠，二十九軍就不可靠了。蔣介石特別邀集平津代表會談，明確表示：二十九軍是抗日的，是可靠的，我信任他們[5]。實際上，蔣介石對宋哲元及平津形勢仍有所擔憂，惟大敵當前，合力禦侮為頂要大事，他本人應擔負起主要責任。
1937年7月29日，蔣在南京官邸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在軍事上說，宋委員長早應到保定，不宜住在平津，余自始即如此主張。余身為全國軍事長官，兼負行政，所有平津軍事失敗問題，不與宋事，願由余一身負之」[6]。
八年抗戰，正面作戰的國民黨軍隊對日本的大舉進攻作出最頑強的抵抗，從何應欽的軍事報告中可知：大的會戰二十二次，重要戰役九百多次，零星交火三萬六千餘次。而據日本厚生省的調查統計：從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日本死於中國的陸海軍總數為四十萬四千六百人，中國軍隊傷亡約三百三十萬人。抗戰結束後，秦德純和王冷齋(「七七事變」時為該區行政督察專員)接盟國在東京的審判戰犯軍事法庭通知，於1946年5月10日前往出庭作證。臨行前，曾面見蔣介石，其中兩點指示「和我自己的思想完全契合」，秦說。
秦德純在東京作證四天，其程序是先由檢察官根據物證提出控告，再由被告辯護人提出反辯，往返辯論，頗為激烈。第三天遇到一件事：日本前陸軍大將土肥原賢二的辯護律師在庭上手持一幅中國畫(清山水大師王石谷的作品)，聲稱是當時宋哲元送給土肥原的，以此想證明宋與土肥原的關係良好，「秦將軍的證言不足採信」。此畫確為宋哲元本人所贈，且有邊款，從字跡辨認，系宋的秘書長楊鎮南所題。秦德純當即在庭上指出：這是私人交往饋贈的紀念品，不能用以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北平是中國舊都，各國外交使節武官等留住的北平甚多，時與地方當局互贈禮品是平常事，也是極其普通的事，既不能代表真正的感情，也不能代表外交的好壞，完全是出自應有的禮儀來往，此番話讓「審判長及各審判員頻頻頷首」[7]。1948年11月12日，遠東軍事法庭對各戰犯作出判決，東條英機、廣田弘毅、土肥原賢二、木村兵太郎等七人被處以絞刑。
秦德純光緒十九年(1893)生於山東沂水縣埠東莊，世代耕讀。1908年入陸軍小學，畢業即入北京陸軍第一中學，1914年升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二期，受過非常良好的軍事教育，「由陸軍小學、陸軍中學到陸軍大學，一層未缺。他學問好，能力也好，尤其是一派儒者風度，使人激賞，頗得全軍將士的敬重」[8]。
秦德純還是一位對言論自由持相對寬容態度的政治人物。1936年夏季，胡適主辦的《獨立評論》因一篇批評冀、察當局的文章被宋哲元叫停，秦德純當即表示反對，他對宋哲元說：這篇文章是春秋責備賢者的意思，並沒有謾罵與污衊，不應叫他們停刊，這種處置實在重了一點……經秦德純等人不斷緩頰，《獨立評論》終得以復刊。
無論作為抗日名將，還是當年的北平市市長，歷史都不應忘記秦德純這個人。
【注釋】
[1]《秦德純回憶錄》，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5月再版，頁2—3。
[2]同上，頁6。
[3]同上，頁2。
[4]以上均參見何智霖《〈閻錫山檔案〉選錄——盧溝橋事變史料》一文，刊於2001年12月台北《國史館館刊》，復刊第三十一期，頁88—89。
[5]陳存恭等整理《陶希聖先生訪問紀錄》，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4年6月初版，頁53—54。
[6]《蔣委員長於平津形勢驟變後之政府方針談話》，秦孝儀主編《盧溝橋事變》(上冊)，《革命文獻》第106輯，台灣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86年9月第一版，頁5。
[7]《秦德純回憶錄》，頁60—61。
[8]李岩《秦德純將軍與七七》連載七之七，2005年12月24日美國《世界日報》「上下古今」版。
2012-1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