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微博出來之前，社交媒體上的輿論風浪都容易壓制：BBS、博客等技術形態決定了人群的聚集方式較為單一，很容易被納入強制範圍，得到很有效果的遏制。
在這個階段，對社交媒體的控制，主要依靠網評員──也就是網友眼中的五毛黨──來執行。
早期的網評員也是眾多網友中的一員，他們依靠人海戰術來對沖網上不利於政府的輿論，在他們當中，不乏有人對政府抱著一種複雜的心態，亦即：政府有錯，但網友認知也有偏差……
自從網評員作為政府操控下用來引導輿論的工具，其作為一種溷淆視聽的現象，在為網民熟知後，情況就開始向著不利於網評員的方向發展。
五毛黨在公共空間裡受到了嘲諷、抨擊。
如果總結這一時期黨對社交媒體的管制，其力度還是很小，這主要緣於當局的思路相當保守，亦即：當局以「政府信息公開」開應對網絡輿論，體現的是一種被動響應網絡聲音的狀態，實際上等於自縛手腳，網友在這種相對開明的應對思路下，周旋餘地大，佔據主動。
但是，等到了微博出現以後，「政府信息公開」的應對思路明顯不夠用，當局明顯感到來自於網絡輿論的強大壓力。這從甕安事件、石首事件、新疆七五事件至於飯否輿論，可以明顯感覺到。
政府於是開始調整應對思路，飯否的經歷可以從一個側面有力地證明當局思路調整的劇烈程度。
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2010年11月8日，在紀念大陸第十一個記者節發表講話，要求各級黨委政府「要善待媒體，善用媒體，善管媒體」。
以微博進入網絡輿論場為標誌，當局在此前講究的是「善待、善用」，而在此之後，重點向「善管」傾斜。
到了新浪微博等國內微博取代飯否崛起，當局正式開始了新思路的調試過程──這也是為什麽微博輿論那麽劇烈，當局依舊要保留它的原因──當局要在國家區域網內造出一個為其所用的中國版twitter。
伴隨這一過程，應對網絡輿論時秉持的「政府信息公開」的思路已經被當局徹底拋棄，取而代之的，是「意識形態管控」思路。相應地，在當局眼中，社交媒體不再是信息公開的渠道，而是思想意識控制的「主戰場」。
轉變社交媒體的定性，確定社交媒體在政治統治中無可比擬的重要性，輿論操控的具體手法隨之改變。
首先，五毛黨繼續存在，但因為微博本身的信息框架設計使然，微博大V與普通用戶的話語權嚴重不平等，評論往往被摺疊看不到，單單靠灌水評論無法產生影響效果，五毛黨以轉移焦點的工作模式失效。
其次，針對這個微博技術對五毛黨舊有工作模式的衝擊，當局開始培植自己的微博大V，由這些五毛黨中的大V直接發言阻擊自由派大V;戰術上，變五毛黨的「轉移焦點」為「爭奪焦點」。
換言之，被精選出來的五毛黨干將開始在社交媒體上「正面作戰」，而不僅僅是做側面迂迴。因此，五毛黨在這個階段開始了分化，逐漸形成了網評員隊伍中底層五毛與五毛骨幹的等級制，這是當局干預輿論歷程中採取的關鍵一步，網絡輿論的對壘出現了非常大的格局變化。
再次，網評員中的微博大V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其「戰力」也受到當局的精細評估。一旦發覺五毛黨大V力有不逮時，變給予輔助。其中就包括強制刪減自由派大V的微博帳號，或者限制其發言，或者在微博仲裁中偏向五毛黨大V，其目的就是減輕五毛黨大V的壓力。
2013年至2014年，大陸當局在網絡輿論上依舊堅持「意識形態管控」的思路，但在執行強度上做了大幅度提升。
這一強硬的調整依據，在現實上是因為南周獻詞事件的影響。在這次爭取新聞自由的公共事件中，記者、媒體、民眾、微博站到一起，其影響給當局留下了深刻的危機感。
將微博言論入罪化，將政治化的輿論管制法制化，成為這一階段管控的主要操作手段。
薛蠻子案、秦火火案、謠言五百轉入罪等就是管控的產物。經過這一輪掃蕩式整頓，當局穩穩地掌握了微博主導權。
然而，與無限制地抬高管控級別相比，這個階段的微博活躍度是在大幅度衰減、大範圍走低。在入罪化打擊及震懾下，公知大V噤若寒蟬，已經不再積極地使用微博，更新緩慢且博文規模驟降。
在這種直接的言論打壓下，原先的五毛大V也失去了存在的意義。那套依靠他們來調控輿論的手法也顯得陳舊。
在一片肅殺氣氛里，2014年年底，人民專政、黨要掌握「刀把子」等毛澤東時代才有的說法重新被黨媒提起。
這一次，「刀把子」等說法藉由專政淫威重來，對知識分子展開政治攻擊，有意識地將階級鬥爭的氛圍專送至社交媒體上，「刀把子」逡巡，微博肅殺，製造緊張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