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爆發的六四事件中，趙紫陽因同情學生和反對武力鎮壓，招致鄧小平、陳雲等人不滿，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最終在軟禁中度過了生命中最後15年，於2005年逝世。1951年4月，趙紫陽從河南南陽調赴廣東，成為「南下幹部」的一員，協助陶鑄等領導廣東的土地改革工作，由此也於陶鑄結下不解之緣。
文革前在廣東，趙紫陽與我父親陶鑄共事15年，他那時年輕瀟灑，我管他叫紫陽叔叔。那時他雖是中國最年輕的省委書記，但工作經驗卻很豐富，有一套見地。他工作作風紮實，注重調查研究，每年大部分時間都在基層跑。父親每當談起他和王任重時，那種欣賞之情毫無掩飾地溢於臉上。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父親還認為是自己連累了紫陽叔叔。
我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事踏過總書記的門檻。有一次去看紫陽叔叔，我反映了國寶藝術家們的狀況，還開玩笑地說：「人家人藝對你有意見啦!說你老不去看他們的戲，當年周總理、陳老總等中央領導經常去看他們的戲。」「我很喜歡看人藝的戲」，趙說：我喜歡話劇。但現在不比五六十年代，看一次戲麻煩事很多，你拿些錄影來看看。於是我向人藝要了5盒錄影帶，有《小井胡同》《紅白喜事》《遛早的人們》。叔叔還真看了這些錄影，他說他比較喜歡《小井胡同》，而「狗兒爺」太慘了些。
黨的十三大後不久，我去看他，也不知天高地厚，張口就說我認為你還是適合當總理，不適合當總書記。他饒有興趣地問我持這樣看法的人多不多。我說：「至少我媽媽是這麼認為的，她說你擅長經濟，懂基層，有實際工作經驗，更適合當總理。紫陽輕輕嘆口氣：我也是這麼認為的，我婉拒了幾次，可是不行啊!
我說起了知識分子與黨的關係緊張、腦體倒掛現象、知識分子政策失誤，以及知識分子本身敏感而又脆弱的特徵。「當前改善與知識分子的關係從抓教育入手最為有效。」我說。但他感興趣的是「這次的『反自由化』很溫和，大多數人都沒受到傷害，知識分子為什麼還會反應這樣大」。理由說開除劉賓雁等人的黨籍對知識分子衝擊很大，他極力為劉賓雁做了辯護。我也說文人往往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毛病，別太在意他們說什麼，否則自尋煩惱。趙說：「你們還要考慮黨內及一些做實際工作的同志的承受力，不處理這些人，另一方面的人就會認為黨太軟弱無能。但現在無論如何有一點是好的，人們敢於講話了。」趙有時也主動通過小兒子五軍叫我去中南海，直截了當地問些問題，如中小學教師對增加10%工資有何反映?知識分子對允許自謀出路政策有何反映?我也直率地回答：反映是這些措施解決不了什麼問題。他讓我如實回答嚴家其究竟有什麼言論時，我為嚴君做了辯護，我說：「我了解嚴家其，他人非常單純，書生氣，他只是對改革有些擔心。他認為真正行之有效的措施應該是簡單的，而現在有些理論搞得太複雜了，連他都看不懂了。」趙聽後說，這些人其實也沒什麼，讓外面輿論給弄嚴重了。至於後來的變化，我掐算不出來兩年後的事。
回憶那段經歷，我至今都希望當時那些見面確實為最高層了解知識分子的真實情況，從而善待知識分子起了正面的作用。紫陽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自然會有一種不同凡響的氣質使他與眾不同，既使混在一堆人中你也會一下子判斷出他的地位。在我與紫陽叔的交往中，最深的感受是平等公正開明，他善於傾聽，對我反映的一些坊間流言，既便是涉及他及子女的負面說法，也看不出他有任何的不悅。他一般只是聽，不輕易打斷你，更不會訓斥你，就是發表不同看法也是娓娓道來，從不以長者之尊圧晚輩一頭，這一點是連我父母都做不到的。他從諫如流，雖然我說話大大咧咧，但只要他認為是對的，從表情上你會感到他聽進去了，因為他知道我說的是真話。
2005年1月的一天，我最後一次去看紫陽叔叔。見他明顯消瘦，特別是兩隻手近乎乾枯。他掛著氧氣，坐著說話似還有底氣，頭腦也極清楚，只是離不了氧氣，也不能站立活動，一站起來血氧飽和度就會從90%掉到80%。
至於家，清貧至極。房廊門窗已是油漆斑駁，室內沒一件鮮亮的擺設，仍用著公家配置的家具，早已陳舊不堪。在伸手可及的飲水機龍頭上，系一根繩到門把手，那是紫陽叔叔為小狗進出設置的。他的忠實夥伴，小狗「拉肯」已死，現在是一條西施犬在守護他。
梁阿姨在另一間房獨坐。她的雙眼已失明，什麼都不能看，天天孤零零地坐著，消磨著時光。
看到這個破敗不堪的家真讓人沉重，鼻子發酸。
要告別了，萬沒想到紫陽叔叔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竟然是：「你批評我對知識分子不夠關心，不如耀邦關心，我都記著哪!」曾經的總書記，位高權重，一生波瀾壯闊，在我們都知道已是最後的見面時，卻說出這樣一句略帶孩子氣的話，讓我特別的震動，這才是人性啊!越是接近生命的終點，人性越是濃烈到極致，而極致就是回歸本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