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長總編先後請假
六月三日凌晨二點半左右，我在海外版夜班編輯部看完最後一遍大樣，送車間付印。按照慣例，還應送一張樣子給國內版值班的總編輯審閱。海外版和國內版同在一幢大樓里(編稱五號樓)。我從四層下到二層的總編室，順便看一下國內版當夜版面如何安排。那天夜裡，總編室似乎人不多。一些「夜貓子記者」近來幾乎天天在這個時候往天安門廣場跑，轉一圈回來再睡覺。版面上沒什麼更吸引人的東西，比較注目的是北京市委宣傳部關於「動亂」實質的文章。該文傍晚時送來，明令要登。
主持夜班的是第一副總編輯輯陸超琪，臉色凝重，盯著那篇長文似乎在發楞。看我送版樣來，勉強有一絲苦笑。昨天下午(二日)，學運以來一直主持工作的社長錢李仁，臨時召集編委會(報社最高權力機構)，拿出醫生開具的病情報告，宣布即時開始休假。總編輯譚文瑞在戒嚴前突然吐血住院。錢交代，報社一切工作暫時由陸超琪主管，同時囑咐，各位自己保重，務必不要去他家看望。已屆離休年齡的陸超琪，似乎有所知料，並無驚異之感。
從胡耀邦團中央系統升上的錢李仁是中央委員，作為人民日報社長，經常列席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會議。他的突然離避，引起眾人敏感。因此，下午四時，在每天例行的編前會上，當陸超琪向各版主編宣布這個消息時，我發現許多人頓感愕然，頗有不祥之兆的感覺。
這次「狼真的來了！」
陸超琪隨便看了一下我送的版樣，沒提什麼。我隨即下樓準備回家。這時已近三日凌晨三時，剛走出五號樓大門，一位稍先下班的校對人員，騎自行車從外飛奔而來：看見我說，軍隊又進城了，沒人阻攔。我問，帶武器嗎?答，沒有，一律白襯衫，綠軍褲，由東往西。人民日報十年前從王府井遷出，一直在這個位於東郊的大院裡。由於連日來，天天夜裡傳出軍隊進城的消息，象「狼來了」的故事一樣，我並不放在心上。但不知怎麼，我又折回辦公室，電話鈴聲大作。一位記者打電話告訴我，他此刻正在王府井北京飯店附近，軍人和市民已發生衝突。我感到，不再是玩笑了。
我立即撥通北京飯店的電話，叫醒香港的《百姓》雜誌女記者張結鳳。可憐她連日來也被「狼來了」弄得精疲力盡。六月一日前，她和人民日報幾位朋友，在我家裡討論過局勢發展。大家都認為學運呈膠著狀態，她也似乎有打道回府之意。在電話中我告訴她，我已訂好座位，五日(星期一)下午六時在西單鴻賓樓請她吃飯，作為我在香港工作期間她請我吃飯的回酬。她答應了。同時，我又告訴她，這回不再是「狼來了」，作為記者應該目睹的新聞事件，就在她的樓下。她決定下樓去看。設想到，她這一下去，再也沒有回北京飯店。
四時半，我回家睡覺。每天這時下班總是一片寂靜的夜空，似乎隱約傳來嘈雜聲。這兒離長安街最東頭的八王墳僅一公里。
最壞的事尚未發生
將近十一時起床，匆匆煮了一袋方便麵吃，接著，給張結鳳打電話，問有何新聞，鈴響，卻沒人接電話。又直奔報社，得知東部軍隊確實進城，一部分被市民阻攔撤退，另一部分則已進入市中心。
這天是星期六，海外版星期天無報，當天不上班。我因剛從香港歸來，急需探訪一些久違的朋友。先到司法部一位朋友處小坐，然後便去國誼賓館。香港《亞洲周刊》記者王業隆住在那裡，和他約好，今天我請客，也是對他在香港的關照的回酬。國誼賓館是原國務院第一招待所。我問他怎麼住這兒，他說是統一安排的，好在北京看來並無大事，過幾天也就回去了。說起時局，他說，還好，最壞的事情沒有發生。我問什麼是最壞的事，他說，就是香港人說的「擠提」銀行，大家都去銀行提款，最後經濟崩潰——我們兩人，似乎都沒有想到殺人的事會發生。其實，這個時候，西單六部口已經發射了學運以來第一批催淚瓦斯。
莫斯科餐廳離這兒不遠，我們步行而去，雖是周末，人卻不多，很容易找到了位子。吃完飯出來，發現天色還早，一看手錶，七時剛過，平時在家也就看電視新聞了。我建議，今晚不上班，也難得看看晚間京城，不妨從西直門坐地鐵去天安門，王業隆欣然答應。
地鐵里的便衣軍人
西直門地鐵站是二環道上的一站，乘客並不太多。但到復興門時，從西郊蘋果園開來的地鐵列車在這兒疏換乘客，大批人湧進車廂，估計許多人是到天安門去的。但是，我突然發現，在這人叢中，分布著三三兩兩穿白襯衫、綠褲的農村青年，雖然沒帶武器，但每人拿著一個統一式樣的行李包，絕對是軍人!我推了一下王業隆，示意那些便衣軍人，他笑了笑，也不知看出來沒有。這時，我仔細觀察了同車乘客，也都在注意這些人，有人使勁盯眼看。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整個地鐵運行過程中，竟然沒有一個乘客發問。否則，只要有人說一句話，整個車廂就是另一番情景了。
這些稚氣未脫計程車兵看來都是第一次進城，對地鐵各站甚不熟悉，一聽報前門站到了，手忙腳亂背起行李往外跑。外面就是天安門廣場。
就這樣，在眾目睽睽之下，這些軍人背起行李，走出前門站，溶入天安門——勇敢的北京市民，此時顯得何等寬容甚或漫不經心!
恐懼莫名的不祥暮夜
出前門站，直接進入天安廣場。由於實行夏令時，雖已是七時半了，但天色仍明。學運開始以來，每逢周末，這裡人山人海。今日卻似乎不多。王業隆一直想上紀念碑的指揮部那兒去，始終沒機會。於是，我帶他過了第一道糾察線，然後我出示記者證，王業隆忘了帶證，我跟學生糾察講，香港記者，自己人，竟欣然放行。到了紀念碑最高層，不知怎麼，沒見著柴玲等學生領袖。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在這兒全天候值班的兩位記者，是我的朋友，此刻也找不到(後來才知去了西邊)。幾位我不認識的中外記者，正圍著一個帳篷，探腦袋往裡採訪——這是侯德健等「四君子」絕食之地。就在這時，旁邊一陣騷動，一個學生氣喘吁吁跑來報告，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通告，要市民今晚不要上街。西邊軍隊大院人滿為患，正在整裝待發。
誰都不懷疑，今晚要動真的了。但我們仍然沒想到會殺人。一位似乎是臨時指揮的女學生，立即要廣播站通知，讓人回各大學召集人馬來「保衛天安門」。我們兩人剛走下紀念碑，喇叭已經開始響起來了。其實，為時已晚。
我和王業隆在廣場轉了一圈，朝長安街走去。在天安門正中，朝東西方向瞭望了一會，不知怎麼，都決定往東走。可能是聽說裝甲車被堵在建國門立交橋上。這個方向正好是與開槍地點相反。此時，已是八時多了，長安街華燈初放，人群漸多，尤其騎自行車者，似乎比早晨上班還急。他們難道聽到了什麼?
穿過東單，擦過國際飯店，步行將近半個小時，才來到建國門立交橋。這裡確實人多，站在橋下，我沒有看見軍車(其實，軍車就在最上層橋面)。我突然著急要回報社，王業隆興致未盡，說要上橋看。我告訴他回去如何走法後，就此分手，約定明日通電話。
我坐了一站地鐵，在朝陽門下車，想換乘公共汽車，但交通已經中斷，只好以步當車。暮色暗了下來，但與長安街不同，平時亮如白晝的朝陽大街，竟是一片漆黑，路燈全滅。每隔一個路口，都有幾輛空車橫臥，路人行色匆匆，慌張異常。我腦子裡頓時出現一幅大地震前靈感動物大搬家的畫面。我很奇怪會有這幅圖畫。雖然我沒想到今夜開殺戒，但無論如何，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感，籠罩了心頭，這是一個難忘的不祥暮夜。
五號樓里一片沸騰
五號樓，人民日報的中樞神經部位。由於當晚海外版不出報，所以，許多人都聚集在二樓。見到我剛上樓梯口，一位同仁陰沉著臉問我：你知道不?開槍了!我一楞，但馬上想到開空槍也是開槍。但似乎另一位見我有此心思，補上一句：殺人啦，朝人群里開!木樨地已成血海了!
我似雷擊一般，絕快醒悟，剛才一切異常現象，全在木樨地揭開了謎!我馬上吼了一句：事情過後，一定起訴李鵬!同仁冷笑了一下：去你的吧，沒人再聽你的法律了!(我是從事法律報導的。)
二樓走廊上一片沸騰。這時，有人上來說，樓下也能聽到槍聲了。我轉身往樓下衝出，站在院子中間，西邊象放鞭炮似的出現閃爍，並有槍聲時而傳來。奇怪的是，這槍聲並不似電影電視裡那麼清脆(北京很少聽見槍聲)，從槍聲判斷距離，仍在軍事博物館和木樨地一帶。
轉身返回二樓，許多人已湧進了編輯室。時已近十一時，平日此刻，要聞版(包括頭版)的稿件都已確定，但今天值班的陸超琪和另一位年輕的副總編輯卻站在那兒沉思。稿件只有一篇是定下來的，就是後來見報的題為「孫巨同志的一封信」。下午我沒參加編前會，聽說曾宣讀了這封信的全文，由中宣部轉來，對人民日報一個時期以來利用「春秋筆法」、「頑固地站在中央決策對立面，給動亂製造者撐腰打氣，給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令抹黑的惡毒文字」進行了批判。據悉，孫巨是已故中共元老李井泉兒子的化名。全文不但上綱上線，而且充斥了咒罵、攻擊、威脅的語言。因此，中宣部明令要適當修改後才登出。但是，許多人在編前會上堅決主張，一字不刪，連錯別字也不改，全文刊出，加上花邊。但老總迫於上面壓力，仍對文字作了適當修改，成為一篇八百字的花邊文章。除了這篇文章，還有李鵬當晚就世界環保日發表的電視講話，其他再也沒有準備稿件，大家等著最新消息。在紀念碑值班的那個記者，已經聯繫不上，大家既擔心，又著急。
第一次直話直說
電話鈴聲一直不斷，都是北京和外地讀者詢問軍隊情況的，說美國之音已經報導開槍鎮壓。總編室在沒有掌握確切情況以前，一般不輕易回答。將近十二時，終於，我們的一個記者打電話回來報告，他此刻正在木樨地附近，親眼看到軍隊先是朝空中鳴槍，接下去便對路人平射了。記者帶著泣聲說，木樨地傷亡嚴重。
這時，另一部電話響起，海外版一個記者打電話來，與他同行的三個記者，其中一個女的，在電話大樓附近被衝散，下落不明。陸超琪馬上讓接電話者告訴：凡是能見的本報記者，請立即撤離現場，千萬不要發生任何意外。
電話鈴聲繼續不斷，其中一個從香港打來的，詢問北京發生的事情，接電話者正猶豫如何作答，一位編輯主任怒不可遏地喊道：告訴他，已經殺人了，全世界都知道了!於是，從這時起，凡來電話詢問，一律如實證實。外人也許不知，這種作法是人民日報歷史上第一次。
只能玩些「春秋筆法」
大約過了半小時，一位記者從民族文化宮附近的趙登禹路電話報告：軍隊已開進西單附近。他從五顆松一直跟軍車推進，只要一開槍，就立即臥地，每次爬起來重新前進時，總會發現有人已經不能再站起而永遠躺下了。西單一帶武警揮舞警棍開道，不管是誰，見了就打，後面接著全副武裝的解放軍跟進。
印刷車間主任來催要版樣，無稿可發，但有兩塊版可付排。一塊是第三版國際新聞，一塊是第四版的社會體育新聞。第四版已出樣，都是一些舊稿，編輯起的題目頗具匠心，一條是「法官卻枉法，誣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長被判刑四年半」，另一條是，「四川一服刑罪犯竟當上人大代表」。體育欄有一條報導殘疾人運動會的，標題卻是：「不能被征服的人」。大家想起桌上那篇孫巨的稿子，又是「春秋筆法」，人民日報的編輯、記者，能夠做到的，也就這些了。
機關報里灑滿悲憤淚
凌晨一時後，有記者陸續從現場回來。最早回來的是海外版一位名叫張寶林的版面主編，其岳父是原大公報著名記者高集，一九四六年南京下關事件時，曾被毆打致傷，當時周恩來還親表慰問。他沒想到，四十多年後，自己的女婿會面臨另一場更大的血案。張寶林敘述了他在木樨地如何見到軍人開槍，市民倒地，血灑長街的慘景。當他撩起褲腿，讓大家看上面沾滿的血跡時，已低頭泣不成聲。
這時，另一位記者也回來了，就是我在紀念碑上找他不見的那位，他進門就哭。原來，他離開廣場後，直奔西邊，一直在軍事博物館附近觀察。旋即軍隊突破前進，他馬上躲到旁邊的樹從里。蹲在一垛牆腳下，抱著腦袋趴著不動。沒想到，一名武警仍然衝上來，用警棍朝他的背上狠狠砸去。
這時，眾人再也忍不住，起先是抽泣，接著，放聲嚎啕大哭。此後，記者一個接一個歸來，歸來一個，大家痛哭一場，悲憤之淚灑滿中國共產黨機關報的總編室。
四·二六社論不是我們寫的
大約二時半左右，第三版國際新聞已拼好，大樣送到陸超琪面前。大家圍上去看。頭條新聞是報導南韓光州事件的，標題用的是粗黑醒目字體：「漢城學生絕食示威，抗議當局屠殺鎮壓」。上邊居中二條是關於波蘭的，肩題是，「波領導人指出選舉是和解的偉大嘗試」，主題是黑宋大字，「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下面還有一條是關於中東的，題目是，「以軍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飛機坦克對付平民」。陸超琪看完，隨手簽字付印。
人民日報的編輯和記者，專業素質是相當高的，不乏聰明和文才，當局對這類被他們稱為「小動作」的變相抗議防不勝防。但是，當京城大開殺戒以後，他們不再滿足這些了。他們從四·二六社論發表以後一直背著黑鍋。當人民日報編輯、記者上街遊行時，喊出最解恨的口號就是：「四·二六社論不是我們寫的!」「我們旗幟鮮明地反對四·二六社論!」(社論題目是：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終於獲得了市民的諒解和支持。當然，許多人以後為此付出了代價。
這時，有讀者來電話，告知木樨地二十二號樓上，一位老太太在十幾層樓的廚房裡被子彈擊中身亡。一些醫院、紅十字會人員，也紛紛打電話報告傷亡情況。他們並提出一個問題：你們人民日報準備不準備報導這件事?
這個聲音一定要傳出去
大家把目光轉向陸超琪。事實上，他接替錢李仁臨時主持這段時間工作，本身說明他已作好各種心理準備，他決不會為個人患得患失。但是，畢竟這是中共機關報，需要權衡利弊，並考慮後果。新華社這時根本就不發任何電訊稿了。一些記者哭著向陸超琪說：人民日報在歷史上犯過多少次錯誤，大躍進、文革大字報、批林批孔、四·二六社論，哪次不給整個社會、國家帶來災難?今天，人民日報還要繼續欺騙人民嗎?人民日報的編輯、記者還要背黑鍋到什麼時候?
陸超琪眼含淚水，他說，記者可以把稿子先寫出來，如何安排，我們馬上商量決定。
這是一個從共產黨隊伍里脫胎換骨出來的真正英雄。他和另一位值班副總編以及兩位總編室負責人，隔著玻璃牆在他的辦公室開會。玻璃牆外，有記者提議，今天報紙用通欄黑框，對死難者表示哀悼。大家紛紛贊同，但有人問，郵局不發怎麼辦?大家商量，分頭準備，報紙印出後，編輯、記者親自到市民家送報。送多少是多少，這個聲音一定要傳出去!
關鍵是核對數字。當兩位最先回來的動筆寫稿子的時候，大家分別通過電話採訪各醫院和紅十字會。
槍聲密集腥風血雨
我回家取食品，準備天亮以後分發報紙時當早餐。走出五號樓大門，往西看去，已是一片通紅，槍聲密集，不但有初時感覺到的沉悶聲，也有清脆連擊的呼嘯聲。北邊，似乎也傳來了斷續的槍聲。唯報社所處的東邊，還沒有任何動靜。但，已感到是腥風血雨了。
在報社北門宿舍區，一位剛進報社工作不久的青年記者匆匆從天安門回來。他告訴我說，軍隊已經開到天安門了，南河沿一帶軍民對峙嚴重。他說，從未想到北京市民如此勇敢。他與市民都聚集在公安部以東的路段，同軍隊相隔幾十米之距，互相對視。軍隊坐下，市民也坐下;軍隊站起，市民也站起，如此反覆多次，最後一次，軍隊在一聲口令之下，刷地站立，市民急忙站起，但已見軍隊平端衝鋒鎗，那種異常冷酷的表情使人毫不懷疑開火在即。有市民喊，快撤!話音未落，一排衝鋒鎗子彈掃射過來。他眼見身旁幾位市民在血泊中，臨時找了輛自行車，回報杜報告。
他哭了。我讓他趕快到總編室去。我轉身進了自己家。妻子和兒子熟睡著。給北京飯店打了一個電話，張結鳳仍然不在。我記得她同亞洲電視台的陳慧兒住在一起，都無回音。
我掩上門出來時，不知道天亮以後，這個世界將會變成什麼樣子，也不知道，我和我的朋友們會面臨什麼樣的後果。
「北京這一夜」
前後不到半小時，我又回到總編室。這時，那兩位記者已經把稿子寫好了，約有一千多字。另外，除記者自己查詢外，友誼醫院、紅十字急救中心、鐵道醫院、復興醫院、協和一院和廣安門醫院等也不斷來電話，告知收治病人情況。有些則是陪送傷亡人員到醫院後打的。有的破口大罵，有的泣不成聲，大多是邊哭邊說。記者一一記錄下來。
這時，早已過了平常報社規定的截稿時間。那篇一千多字的稿子，就擺在桌子上，有人還在往上加字。玻璃門開了，陸超琪等出來，把稿子拿在手裡，反覆看了幾遍，同時，囑咐將昨夜新華社傳來的幾篇稿子先發排，一是戒嚴指揮部的通告，二是戒嚴指揮部發言人的談話，同時決定，李鵬就世界環保日發表的談話放在報眼(第一版右上角)，李鵬下面是孫巨的文章。然後，他自己修改稿件，最後壓縮成一電訊新聞，言簡意賅，並告訴版面編輯。留出六百字的地方，加花邊上版。
絕大多數在場的編輯記者都明白，不可能再出通欄黑框的版面了。但是，作為中共機關報的人民日報，能及時傳出這樣一條新聞，仍然不失為黨報的一個突破。稿子改完後，立即交給早已等候在旁的印刷車間工人，飛快地送去排印。不到十五分鐘，小樣出來了，放在陸超琪的桌子上。我看了一下，題目就是「北京這一夜」。
陸超琪仍然對裡面含糊的數字不滿，要求記者繼續查核。這時，有記者從天安門打來電話，說軍隊已進廣場。大家非常關心廣場上的大學生，迫切想知道確切數字。當時，許多人頭腦里反應最敏捷的是，天安門廣場是這次學運的中心，那麼，廣場的傷亡也將是最嚴重的。事後，大家才知道，當時廣場上大部分學生趕赴長安街、前門等地，因此，軍隊對廣場的包圍，其順利超乎原來的估計。
接著，記者又從天安門打來電話，說廣場突然全部熄燈，一片黑暗，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大家的心，一下子又沉了下去，一陣恐懼而又悲憤的氣氛瀰漫開來。幾位記者自告奮勇要去廣場，說那兒還有許多帳蓬，或許學生還睡在裡面。但被大家苦苦勸住。
「紅機子」下令不准報導
大約在四時左右，陸超琪桌子上那個紅色電話機響了起來。一位值班的總編室副主任進去接聽。紅色電話機，俗稱「紅機子」，是中央國家機關的專用保密電話，可直通中南海最高層。那位副主任聽了一下，立即出來喊陸超琪接電話，這是中宣部王唯純打來，他負責與人民報保持聯繫。這是當夜人民日報聽到的唯一「中央聲音」。他告訴陸超琪，解放軍報要發表一篇社論，讓新華社給你們傳過去。陸超琪回答：新華社早已關機了。王竟蠻不講理：「不關你們的事」。然後，他又通知：有關今天軍隊清場的消息，各報一律不報導，誰報導誰負責。陸反問，此事全世界都知道了，不作報導恐怕影響不好吧。王沉思了一下，沒說什麼，把電話掛了。
陸超琪把電話內容跟大家一講，總編室又似開了鍋。編輯、記者，包括老總在內，感到似乎已被逼到無路可退的地步。兩位副總編商量了一下，決定稿子照上。但陸又在小樣上刪掉了一些文字。這時，解放軍報社論傳過來了，大家一看，頓時驚住，標題赫然是「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這個時候，天安門還在包圍之中，但社論已講了，軍報以「勇往直前、勇敢無畏的精神，迅速平息了這場暴亂，取得了偉大勝利」。顯然，這一切都是事先策劃的。(幾個月後，碰見解放軍報的一位朋友，被告知，早在六四之前多天，社論已寫好，並且嚴令軍報記者和家屬。六月三日不要上街。)
過了一會，王唯純第二次打電話來問：軍報社論你們怎麼處理?陸答：上版，我專門讓印刷廠廠長等著。他問，放什麼位置?陸答：由於上面有戒嚴指揮部通知和李鵬講話，社論只能放下面。王又問，你們如何報導清場?陸答，簡單講了一下。王想了一下：就這麼樣吧。
「這一夜」刪成200字的短訊
放下電話，陸超琪又把「北京這一夜」看了一遍，在開頭加上一句，「解放軍報社論說，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這也成為他後來的一條罪狀。)然後，他又把幾處明顯帶有感情色彩的文字作了修改。恰巧，記者從天安門打來電話，稱軍隊已全部占領廣場。這時，他看了一下手錶，五時正，於是，將電頭改為：「本報六月四日凌晨五時訊」，並在最後一段加上「到截稿時止，戒嚴部隊已突進天安門廣場」。這是中共嚴密控制下唯一以第一時間向外報導北京慘案的「黨報」。
但編輯計算了一下字數，文章僅成為一則二百字左右的簡訊。版面編輯按照陸超琪原先的布置，在左上方留了六百字的地方。當時，人民日報還是鉛字活版印刷，版面固定後不易調整。陸超琪說，不管空多少地方，就這麼登，現在早過了截稿時間。於是，成了後來大家所見到的樣子：一個大框，疏落幾行文字，唯「北京這一夜」標題醒目。幾乎空白，此處無字勝有字。相比其他幾篇密密麻麻的稿子，該文似乎更奪人眼目。事後，有人指稱人民日報故意開天窗，其實，知情人都明白，此非不為，乃無奈之為也。
輪印機里轟然作響。編輯、記者不用去送報了。後來，大家評估：如果當夜用通欄黑框印報，然後由編輯記者發送，那麼，不出半小時，軍隊將抹平報社大院，人民日報將不復存在。
槍聲就是命令
總編室逐漸安靜下來，眾人離去。正是拂曉時分。五時半左右，我在走廊上突然聽到有一種異常的聲音，側耳細聽，是從報社東邊傳過來的。外面腳步聲很雜，有些人朝報社南門外跑去。天未全亮，路燈熄滅，朝外大街全然無人，到處是公共汽車做的路障。一種地排山倒海的馬達轟隆聲繼續從東邊傳過來。
轟隆聲越來越近。紅廟路口的汽車障礙，轟的一下被沖開一個大缺口。透過缺口看，竟是一望無尾的坦克車隊，朝報社這邊駛來西去。
報社南門擠滿了人。我站在最外層默默看著。坦克車過來了，每輛車頂，各有三名士兵平端衝鋒鎗，分別盯著三個方向。前面數輛駛過，無甚反應。於是，一些編輯和記者，包括幾個老年女記者，開始起鬨，嘲笑，尖叫。就在這時，平端衝鋒鎗計程車兵，往上稍一抬，幾串子彈噴焰而出，從頭頂掠過。人群瞬時靜了下來，象死一樣。晨曦中，僅幾米遠的衝鋒鎗火光耀眼刺目。我頓生恐懼，似乎第一次感到離死亡這麼近。我趕忙後撤，躲在人民日報大字招牌後面的水泥柱旁。
從這時開始，似乎槍聲就是命令，每駛過三、五輛坦克，就會向報社發射幾排子彈。坦克車後面是裝甲運兵車，然後是載滿士兵的卡車，足足開了二十幾分鐘，估計有三百多輛。
歷史鏡頭未來證據
軍車過完，大家又聚集到五號前。這時，還有不少記者徹夜不歸，下落不明。編輯部各部門負責人和版面主編，著急地探尋著自己轄下的記者。有些記者的妻子急匆匆找到我們，丈夫沒消息，我們只能安慰。旁邊一位老太太開著袖珍收音機，正播送戒嚴指揮部通告，聽得人煩，大聲斥之，讓其關閉。
六時半，海外版二位記者從六部口打來電話。告之平安無事，但道路封鎖，無法脫身，而且另有一位女記者在廣場上和學生一起堅持到最後撤退，但卻走散了。他們和學生從廣場南口撤出拐向前門西大街，又至西單，六部口。儘管學生靠路邊走，他門仍親眼看見一輛裝甲車瘋狂朝人群壓來，由於躲避不及，一些人頓時倒下，一大片自行車也在劫難逃，被壓得稀爛。大家抱頭痛哭，和學生告別。
七時左右，五號樓門口聚集的人越來越多。有些人可能是睡了一夜後才得知天下大變。一記者說，所有的殺人場面，他都拍下來了。其實，並不止一位，據我所知，起碼十幾個記者手中掌握著當今最珍貴的歷史鏡頭。他們和外國、港澳記者不一樣，始終同大學生奮戰在一起，許多資料都是第一手的。在後來的整肅中，沒有一個人交出照片和錄音。可以肯定，他們將不借代價保護這些資料，這既是他們新聞生涯中的寶貴財富，也是未來審判的證據。
至八時左右，大部分外出的記者已安全返回。尋找丈夫的那幾個女人也放心了。這時，一個還未結婚的青年記者跌跌撞撞跑回來，不但身上的衣服，而且手裡的一根木棍，全沾滿鮮血。他是整夜在長安街幫助救護人員抬運傷亡者。他站在五號樓前的台階上，聲淚俱下講述自己目睹的慘案。
陸超琪請辭語帶哽咽
一夜未合眼，回家。給張結風打電話，沒人接。給王業隆打電話，也沒人接。小睡片刻，中午前起床，外面還響著槍聲，遠處似有炮。
下午四時，例行的編前會又開始了。陸超琪簡單介紹了一下昨夜版面處理情況。然後，他突然宣布：鑑於社長、總編輯因病休假，自己能力有限，總編輯辦公室會議決定向黨中央打報告，請中央派人來領導人民日報。然後，他又請在座各位編輯主任、主編，回去轉告大家，現在報社未下達採訪任務，儘量不要出門，安全為要。說到此處，老人話語哽咽，眼圈發紅，大家肅然起敬之餘不禁又感到一陣陣悲哀。
從昨天凌晨到今天編前會，人民日報又在歷史上掙扎了三十八小時。我知道，這一頁即將結束。晚上，在海外版上班時，外面下起了雨，並沒有雷電。但家住廣場邊的最高法院一位朋友來電話說廣場上雷電交加，霹靂震耳，極為罕見。他妻子懷孕在家，驚恐不安。我說，不用怕，老天有眼。以後三個月，我發現每月三日或四日，京城總有雨。但沒人信，說我迷信。下月四日再一看，果然如此。以後每年六月三日或四日，北京不是陰雲小雨，就是太陽下雨，或是暗無天日刮黃沙。這個現象，既使人驚訝，也使人踏實。
人民日報改組殺盡做絕
六·四晚上，與王業隆的電話接通了，但他已判若兩人，話不連氣，語不成句，情緒明顯反常，我知道事態對他的刺激，勸他及早坐飛機離京，並祝他旅途平安。張結鳳還是找不到，一直到六日上午，我在睡夢中被電話驚醒，拿起一聽，正是她。原來，六月三日凌晨接我電話後，她一整天在街上，夜裡在天安門被子彈擊中額頭，幸好是橡皮子彈，被人送進一般是高幹看病的北京醫院。她剛從醫院出來，下午就要搭乘香港政府包機回家。她聽上去情緒極不穩定。驚訝之餘，我告訴她，已無法請她吃飯了。她說，這時候還請什麼客呀。她很耽心我幾位朋友以後的命運。
以後幾天，在高層批來的「指令性」稿件中，時而發現有江澤民的簽字或批語，大家估計江可能取代原先胡啟立主管意識形態的角色。但在月底召開的中央全會上，他當選為總書記。與此同時，人民日報改組，高狄從黨校調任人民日報社長。開始了新一輪整肅，美其名曰「不留隱患」，其實是「殺盡做絕」，其手段之殘忍，甚至超過文革。必竟，多行不義必自斃，這個把自己政治生命做睹注的「左王」，終因姓社姓資問題向鄧小平發難而遭廢黜，狼狽離開報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