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在《群書治要序》中講到：「左史右史記事記言，皆所以昭德塞違，勸善懲惡。」中國古代史官記錄歷史、事件和言論，都是為了彰顯美德，杜絕違逆，勸人為善，懲罰罪惡。看看中國龐大的一部歷史，就是由因果思想交織而成，小到個人士途、家族興衰;大到王朝更迭，世事變遷，無一不是因果相報所致。在魏徵等人編撰的《群書治要》中，同樣也節錄了大量關於善惡、因果的史實和言論，「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在史書中留下了因果鐵律的見證。
據《貞觀政要》記載：「貞觀七年，太宗謂侍中魏徵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長富貴，好尚驕逸，多不解親君子遠小人故爾。朕所有子弟欲使見前言往行，冀其以為規範。』因命征錄古來帝王子弟成敗事，名為《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以賜諸王。」唐太宗對侍中魏徵說，自古以來，君王能夠自我保全的很少，這都是由於他們從小生長在富貴的環境中，驕奢淫逸，貪享福貴，不了解親近君子、疏遠小人的道理。唐太宗想讓所有的皇室子女都能了解古人的言行，以此作為他們的行為規範。於是命令魏徵輯錄古代帝王子弟成功與失敗的故事，編成《自古諸侯王善惡錄》，贈送給各個王子。
在這本書的序言中寫到：「凡為藩為翰，有國有家者，其興也必由於積善，其亡也皆在於積惡。故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則禍福無門，吉凶由己，惟人所召，豈徒言哉!」意思是：凡諸侯君王有國有家者，他們的興盛是從不斷做善事開始，他們的衰亡也是因不斷的作惡所致。所以可知，不行善不足以成就一個人的聲名，不作惡也不至於讓自己毀滅。誠然禍與福是沒有定數的，一個人吉凶的關鍵在於自己，是自己的善惡行為造成的，這豈是空話?此書編成後，唐太宗非常嘉贊，對諸位王子說：「此宜置於座右，用為立身之本。」可見唐太宗對善惡因果的教育非常重視。
世間的萬事萬物都有它的發展規律，有什麼樣的原因，就會有什麼樣的結果。也就是民間常說的「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不同果報。提起因果報應，有人會說那是佛教的概念。其實，在佛教傳入中土之前，中國的傳統文化里，比如《周易》、《左傳》就已經出現了因果報應的思想。中華文明流傳五千多年，其重要的核心就是傳遞因果，人們在因果報應的影響下，重德行善、趨吉避凶、蔭福字孫。因果思想也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要的一部份，長期、廣泛而又深刻的影響著古代中國的精神世界，上至聖人先哲、下至販夫走卒。
今天看來，因果報應思想，在很多人視為迷信、視為宗教術語時，這一思想卻在中國漫長的歷史文化中，和眾多的「盛世」一脈相承，交相輝映，締下了不朽和燦爛。現在想來，這也是以文化軟實力成就各行各業經濟富庶的奇蹟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