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從放手發動群眾、放手發動紅衛兵批判「走資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轉到「清理階級隊伍」，這種主要矛頭由向上到向下的轉移，表明毛澤東所領導的文革派勢力開始在基層重建自己的政權了，也表明毛澤東對放手發動起來的「群眾」有了新的認識。這是一個在全體群眾中實行大清查、揪壞人的階級鬥爭運動。據統計，這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在全國共造成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50萬，被揪鬥人數超過3000萬。
清隊、工人階級領導一切、「五七幹校」和上山下鄉
新一輪「右傾翻案風」經過對「楊、余、傅事件」的處理大致解決掉了。1968年最本質性的事情，則顯示在毛澤東改造整個社會的一些部署上。
從某種意義上講，1968年是逐步建立文化大革命之後的社會與政權的一年，這是在1967年全面階級鬥爭開展以後、全國範圍內奪權鬥爭逐層推進下進行的。這是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由大亂走向大治的一年。這個由亂到治的過程中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是我們研究文化大革命實質的重要素材。
我們不妨看看在「右傾翻案風」被「擊潰」之後，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推出了一些什麼樣的社會政策。
在1967年-1968年的交界處，我們首先看到的就是「清理階級隊伍」。它實質上是在那些派駐軍宣隊和工宣隊的單位，對全部人員進行一番梳理。把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揪出來的全部「地、富、反、壞、右」、國民黨殘渣餘孽，特務、叛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漏網右派，來一次徹底的大清查。清查的範圍甚至超出以上這些「黑色」人物。
1967年11月27日，江青在一次講話中說：「在整黨、建黨的過程中，在整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都要逐漸地清理隊伍。」這大概代表了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意圖，甚至可以說是毛澤東本人的指示。從此，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就在全國逐步展開了。到1968年，任何一個省市，任何一個地區，任何一個單位，只要由亂走向治，只要工宣隊、軍宣隊進駐，清理階級隊伍便成為綱舉目張的第一件事。
毛澤東最信任的八三四一部隊進駐的「六廠二校」(即北京針織總廠、北京新華印刷廠、北京化工三廠、北京南口機車車輛機械廠、北京北郊木材廠、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都在清理階級隊伍方面創造了典型經驗。所謂的「六廠二校」經驗，成為全國清理階級隊伍的指導性文件。
1968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上批示到：「在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此件是寫得最好的。」「建議此件批發全國。」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於5月25日將這件材料批發全國。在這個《經驗》中總結道：「這個廠的軍管人員，在發動群眾狠抓階級鬥爭中，十分注意掌握黨的方針、政策。他們的基本做法是：放手發動群眾，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最大限度地孤立和狠狠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北京新華印刷廠的軍管人員，在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中，是很堅決的。不論是對特務、叛徒，還是對一小撮走資派，他們都帶領群眾，狠揭狠批。特別是對那些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惡毒攻擊中央文革、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一旦發現，就狠狠打擊，毫不留情。」
這就是毛澤東和中央文革要向全國推廣的《經驗》。這是一個在全體群眾中實行大清查、揪壞人的階級鬥爭運動。這是一個包括清查「五·一六」在內，又比清查「五·一六」更廣泛的運動。這是一個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運用工作組方式領導的階級鬥爭運動。正是這樣一個運動，開始把文化大革命中動亂的社會民眾整肅了起來。這是任何一級打倒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取了權力的革命委員會都首先會做的事情。即使有些單位的革命委員會還未建立，也早在支左部隊的控制之下。派軍宣隊或工宣隊去解決各單位清理階級隊伍問題，是十分便當的。
當然，文化大革命從放手發動群眾、放手發動紅衛兵批判「走資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轉到清理階級隊伍，這種主要矛頭由向上到向下的轉移，表明毛澤東所領導的文革派勢力開始在基層重建自己的政權了，也表明毛澤東對放手發動起來的「群眾」有了新的認識。
顯然，他們不是清一色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其中有各種各樣的階級異己分子和壞人。正因為這樣，全國的奪權形勢才發展得如此不平衡。很多地區的造反派之間、大學生之間的矛盾鬥爭持久激烈，無論發出什麼樣的指示，都很難使他們聽話。這種在毛澤東需要大治時還經久不息地大亂，則是毛澤東絕不允許的。
全國很多地方的大規模武鬥衝突難以平息，對此，毛澤東採取了極為堅決的措施。針對廣西柳州、桂林等地區的武鬥動亂，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於1968年7月3日發布了《七·三布告》，並以軍隊作為實施布告的實力基礎。緊接著，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又於1968年7月24日發布《七·二四布告》，解決陝西省境內的武鬥動亂，同樣是依靠軍隊的實力，在大規模宣傳包括空投傳單的情況下平息動亂，粉碎造反派組織的派性，逮捕製造動亂的造反派頭目。
這種對省一級大規模動亂的處理，與對一個廠礦學校「老、大、難」問題的處理在性質上是相同的。在《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的執行過程中，較大規模軍隊的出動，可以視為一個大編制的軍宣隊。掌握政權，平息局勢，清理階級隊伍，抓壞人，本質上都一樣，只不過這時需要以公開的武裝形式實施威懾。
隨著形勢的發展，在全國範圍內，毛澤東掌握下的軍隊，開始在不同的規模上領導地方運動。
毛澤東認為，對於那些大學生、中學生，需要人數更多的工作隊實行領導，於是，從7月份開始，又向學校派出工人階級宣傳隊，簡稱工宣隊。北京第一批三萬多名工人組成的「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開始進駐首都各大專院校。這一措施在北京幾個「老、大、難」學校付諸實踐時，立刻遇到了造反派學生組織的頑強抵制，衝突十分激烈。
當時，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學校兩派學生各占據部分樓房作為堡壘，展開大規模武鬥，從棍棒長矛到槍枝彈藥，武鬥規模日漸升級。1968年7月27日上午，北京「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數千人進駐清華大學，展開聲勢浩大的宣傳，制止武鬥、收繳武器並拆除武鬥工事，蒯大富為首的「清華井岡山兵團」實施了武裝對抗，致使宣傳隊五人死亡，七百三十一人受傷。造反派學生與工宣隊的矛盾立時成為全國的焦點之一。
蒯大富為首的「清華井岡山兵團」是文化大革命以來聞名全國的造反派組織，鎮壓他們，將影響文化大革命的整體形象，也必然破壞毛澤東在造反派學生中的形象;不鎮壓他們，這批我行我素的學生已經到了幾乎什麼人的話都聽不進去的地步。
毛澤東又不失時機地抓住了這個典型。
1968年7月28日凌晨三點半到八點半，毛澤東在林彪、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吳德、黃作珍等人的陪同下，接見了被緊急召來的蒯大富、聶元梓、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等首都「五大學生領袖」，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嚴厲而又足夠從容地批評了他們：「今天是找你們來商量制止大學的武鬥問題。怎麼辦?文化大革命搞了兩年，你們現在是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鬥是鬥，你們少數大專學校是在搞武鬥。現在的工人、農民、戰士、居民都不高興，大多數的學生都不高興，就連擁護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興，你們脫離了工人、農民、戰士、學生的大多數。有些學校搞了些鬥黑幫，但很不夠，就是因為分了兩派，忙於武鬥。現在逍遙派那麼多，不搞鬥批改，而要鬥批走，鬥批散。我說大學還要辦。講了理工科，但沒有講文科都不辦。但舊的制度，舊的辦法不行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還是要文鬥，不要武鬥。現在提出四個辦法：一，實行軍管;二，一分為二(就是兩派可以分兩個學校，住在兩個地方);三，鬥批走;四，繼續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還是照樣轉動。這個問題現在也不必答覆，回去你們商量商量，討論討論。」毛澤東含威不露地說：「我說你們脫離群眾，群眾就是不愛打內戰。有人講，廣西布告只適用廣西，陝西布告只適用陝西。在我們這裡不適用。那現在再發一個全國的布告：誰如果還繼續違犯，打解放軍、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
「五大學生領袖」自然是屈服了。毛澤東親自出面的處理運用了毛澤東獨有的權威。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的武鬥工事自然是被摧枯拉朽地拆除了。工宣隊、軍宣隊自然是一統天下地、更全面地領導起這些學校的運動了。清理階級隊伍也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清理出來的各種壞人，數量之多也是空前的。清理過程中所顯示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全面，也是令所有的學生、知識分子及幹部終生難忘的。
毛澤東在蒯大富這些造反派學生已經比較孤立的情況下出面解決問題，既顯示了對軍隊和工人的有力支持，也不失在學生中的家長形象。這無疑是一個十分得當的表現。
1968年8月5日，毛澤東將外賓贈送的芒果轉贈首都工宣隊，立刻成為覆蓋全國的大輿論。正像當年給紅衛兵回信一樣，現在給工宣隊贈送芒果，表明在啟用一支新的隊伍。全國工人階級敲鑼打鼓放鞭炮，慶祝這個「特大喜訊」。
8月15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社論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我國有七億人口，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要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工人階級也應當在鬥爭中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這無疑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掀起了又一輪新的熱潮。這次是把領導運動的權力交給了工人，如同1966年將掀起運動的權力交給紅衛兵一樣。
毛澤東的指示立刻化為了具體的部署。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了《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學校的通知》，指出：「以優秀的產業工人為主體，配合人民解放軍戰士，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分期分批進入各學校。」
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這篇文章闡述了所謂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馬列主義理論，並且公布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由工人階級領導，必須有工人群眾參加，配合解放軍戰士，同學校的學生、教員、工人中決心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積極分子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鬥、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
毛澤東的這個指示無疑把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原則在教育領域內製度化了。關於農村由貧下中農管理學校的講話，在隨後一些年中，成為農村學校普遍遵循的原則。文化大革命發展到這一步，其真正的「無產階級」性質似乎顯示出來了。
1968年9月2日，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又發出了《關於工人進軍事院校及尚未聯合起來的軍事院校實行軍管的通知》。在這個通知中傳達的毛澤東的指示是：「如工人條件成熟，所有軍事院校均應派工人隨同軍管人員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
在毛澤東的這一指示下，不僅一些軍事院校進駐了工人和軍管部隊，而且全國所有的大、中、小學都進駐了工宣隊和軍宣隊。這種做法還超出了教育領域，各種各樣的機關、文化單位，凡屬「老、大、難」者，都派進了工宣隊，軍宣隊。這比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出的工作組規模要大得多了。
1968年9月5日，新疆、西藏兩個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同時成立。至此，全國除台灣省以外的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都已先後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在所謂「全國一片紅」的形勢下，毛澤東組建大革命後新社會的部署進一步推進。他不失時機地抓住了又一個恰逢其時的光輝典型，那就是柳河「五七幹校」。
1968年5月7日，在慶祝毛澤東《五·七指示》發表兩周年之際，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組織大批機關幹部下鄉勞動，在黑龍江省慶安縣柳河辦了一個名為「五七幹校」的農場，並且把一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送往同一個農場勞動改造。五個月的辦校「經驗」報告到了毛澤東這裡，毛澤東做了重要批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的文章及毛澤東的批示。從這一天起，幹部下放勞動及「五七幹校」便成為聲勢浩大的運動席捲中國。毛澤東的《五·七指示》提出兩年半後，終於變為中國社會的實際存在。「五七幹校」之風甚至刮到了各大城市的家庭婦女及各種無固定收入的市民身上。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的報導《「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裡吃閒飯!」》，更加推動了城裡人紛紛回老家、去農村勞動的熱潮。
在這篇報導的「編者按」中，發表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
這一指示，又造成了幾千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大規模運動。
1968年，是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建設他的新社會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