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為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她的父親是開國上將宋任窮。宋任窮另有兩個女兒——宋珍珍與宋昭昭
中國人的起名帶有強烈時代特徵，尤其是1949年到改革開放前，政治形式對中國人起名有強烈影響。據統計，1949年之前，「紅」字在人名常用字中排100多位，而在「文革」時迅速攀升到第一位，「文革」後又下降到第六位;「軍」字雖只適合男性起名，文革時也高居第三。
「國」、「軍」等字是男孩起名最高頻用字，國慶、擁軍、勝利、建軍等名字在「前三十年」極為普遍，而援朝、計劃、躍進、紅旗、文革、反帝、衛東、忠澤、永紅、衛紅之類名字更帶有強烈時代特徵。
改革開放後，中國人起名的常用字不再緊追政治形勢，而是恢復到傳統的追求：男性起名常寄託對智慧、才能、志向、品格、運途的期待，而女性起名則寄託對德行、品格和美貌的期待。
但是，中國有一個人群，在過去60多年中，起名時從來沒有追隨時代風潮，尤其是在前30年，只有他們起名時完全無視政治形勢，他們起名風格自成體系，近60年來無任何變化。
他們就是紅後代。
二代A小B，三代ABB
或許很多人已經注意到一個現象，就是紅後代的名字，用疊字的比例高得異乎尋常，譬如近年媒體紅人薄瓜瓜、萬寶寶、葉晴晴等人的名字，普通人幾乎見不到，而這在紅後代中起名則是普遍現象。
以中共八大97名中央委員為例，一共93個有子女的家庭(周恩來、鄧穎超夫婦無子女，彭德懷無子女，李富春、蔡暢夫婦同為中央委員)，僅有資料可考的就有19個家庭在後代起名時用的是ABB這種方式，叫ABB的，則至少有30人以上。其中，劉少奇、鄧小平、羅瑞卿、林楓、宋任窮、習仲勛等人的家庭有多人起名叫ABB。
而疊字在中國人起名時並不普遍，它更常為女性使用，湘潭大學外國語學院謝亞軍、肖永賀的論文《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人名的語義分析》中統計過疊字出現頻率，在200個被調查女性樣本中，起名疊字的有12個，而200個男性樣本中，使用疊字起名的僅有一例。
如果把觀察樣本放到整個高幹群體，則會發現這樣一個現象，即紅後代起名最顯著的特色，雖然紅二代中有大量的人起名ABB，但紅二代起名方式更顯著的特徵是A小B，ABB在紅三代中才是更普遍的特徵。
同樣以中共八大中央委員後代為例，在有資料可考的家庭中，起名帶有A小B或ABB特徵的高達34個，在93個家庭中約占37%，說它是一種普遍現象應不為過。
A小B的組合方式有多種類型，最常見的是B僅僅是普通常用字。
但B字取自父母名或母姓也較常見，譬如陳伯達的兒子陳小達取父名中的一個字，把父名兩個字拆開全用上的也不鮮見，譬如李雪峰把「雪」和「峰」拆出來給兩個兒子用(李小雪，李小峰)，陳希同把「希」和「同」字拆給兩個兒子(陳小同、陳小希)。而李鵬的子女則分別借用了他和夫人朱琳的名字(李小鵬、李小琳)，他的第三子已無父母名字可用，只好用了李小勇。父姓與母姓中間加個小字組合成A小B也較常見，譬如李先念與夫人林佳媚的女兒叫李小林。
而ABB的起名用字看上去要比A小B隨意得多，BB在漢字中的取材範圍大大超出普通人使用疊字的範圍，典型如薄瓜瓜、毛東東、李特特(李富春與蔡暢女兒)、柯六六(柯慶施女兒)、羅了了(羅瑞卿女兒)。
不過，紅後代起名特徵在1949年前後有一個非常鮮明的時間分割線。在1949年之前，高級軍官的後代起名多帶有軍旅生涯的紀念特徵，譬如以嬰兒降生地作為名字，多為地點簡稱加一個「生」字，所以「路生」、「捷生」、「戎生」、「X生」在1949年之前降生的「革軍」家庭非常普遍，更典型的是因為叫「太行」的如此之多，才有「我們的名字叫太行」。
雖然1949年前後，紅後代起名的方式截然不同，但無論是此前的AB生，還是此後的A小B、ABB，其共同特徵是並無中國人起名時鄭重其事的寄託期望或表達志向之意，顯得極為隨意。
叔叔阿姨們天空下
為什麼影響中國現當代政治走向的群體，反而在給孩子起名時完全不沾政治色彩，而且完全不帶有寄託美好希望和寄託的痕跡?
答案或許很簡單。
只有普通人才會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超過自己，有遠大前程，所以中國起名常用字多為表達美好祝願的形容詞和名詞，如「偉」、「剛」、「強」、「麗」、「芳」等。而1949年後A小B的父輩們身居中國頂層社會，對子女的人生道路並無特別期待，不會指望他們還能比自己更優秀，對子女的態度更多是寵愛。他們很容易被視為父輩小一號的複製品，得名A小B是極為自然的事情。
A小B在中國，也可看作與西方分封制社會王公習慣用祖輩名字異曲同工。新中國與中國傳統社會不同，傳統中國社會，雖有恩蔭制，但科舉才是獲取功名的正途，子孫輩達到祖輩的地位或超過父輩功業，依然要靠讀書才可光耀門楣，故即便身居頂層的家庭，依然希望子孫能成為家駒、家駿。
另外，中國殘酷政治鬥爭的歷史同樣可能會影響紅後代的起名，給孩子起個過於響亮大氣期許未來的名字未必不會招來猜忌麻煩。彭德懷青年時曾叫「彭得華」(湖南方言中，「彭德懷」與「彭得華」同音)，廬山會議上，這個曾經的名字成了罪狀：「你彭德懷，早年起名叫『彭得華』，野心好大啊，要得中華!還起個號叫『石穿』，水滴石穿，搞陰謀嘛!」
生在新中國的紅後代，若有心上進，他們有條可期待的規劃清晰的晉身路線，它或可稱為「雲世襲」路線——就像他們從小熟悉的計劃體制下的配給制一樣。他們並不需要面臨科舉考試這樣的選拔考驗，即便論及教育，他們從小就有最稀缺的教育資源。
A小B和ABB們從小生活在一個封閉的配給制社會，他們的一切生活所需，均為國家配給，他們不但是父母的孩子，還是國家真正的孩子。A小B們童年時幸福地《讓我們盪起雙槳》，經歷過文革的風雨波折後，又《年輕的朋友來相會》，滿懷信心地高唱「光榮屬於八十年代的新一輩」。
——無論多大年齡，處於人生什麼階段，A小B都永遠生活在叔叔阿姨的天空下，永遠不會老、永遠在管事的叔叔阿姨們會安排計劃好他們的一切。缺乏常人必經的苦辛和磨難，使他們在心態上是一群晚熟而沒有心理負擔的人群，很多紅二代到了六十歲、七十歲，說話方式和思維習慣也與少年無異，心理年齡與生理年齡極不相稱。
A小B們自己養兒育女後，對子女的態度不像一般父母，給孩子起名比上一代更加任性。年代不同，語言習慣隨之發生改變，他們習慣的暱稱也從上一代的「A小B」變成了「ABB」。
在這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A小B們從來不會覺得ABB這樣奇怪的名字有何不妥，ABB這種名字天然給人以孩子氣、長不大的印象，但這種集體無意識的起名方式，就像他們的父輩給他們起名叫A小B一樣理所當然。
熱愛藝術的ABB
在A小B這一代，往往有長子(或被當作長子培養的孩子)與次子們的共性特徵。「長子」們多志向遠大，以從政為業，形象、儀表、行為多氣度不凡，而多從商的次子們則在形象、儀表、舉止上更近公子哥。
尤其是從小不知恐懼為何物，從小不需看人臉色行事，無需知曉人情世故的成長環境，在他們各自的職業生涯中體現得淋漓盡致。而且他們深信自己取得的一切都是個人奮鬥的結果。
譬如耿飈的女兒耿瑩在談及她50歲才去闖美國時，曾這樣描述：「我父親當國防部長時，美國國防部長布朗曾訪問中國，父親曾將我的一幅畫送給他。」於是，耿瑩給布朗寫了封信，夾著她和父親的合影以及那幅畫的照片。「想不到兩周後，布朗秘書打來了電話。」就這樣，耿瑩以中國畫家的名義，走進了布朗的俱樂部。「那是一個上流社會的場所，我給很多石油大亨、軍火商、社會名流畫畫。」耿瑩的第一張畫，是給一位在「二戰」時期發了戰爭財的美國人畫的。「他說他的前妻對中國很感興趣，長得也像中國人，想讓我給她畫一幅肖像。我在畫中給她穿上李清照的衣服，拿本古書，還配著李清照的詩。」事後，耿瑩最終拿到了2.7萬美元，並從此成為美國上流社會最受歡迎的中國女畫家。
有人認為，因為A小B這一代人，從小就享有同齡人沒有的一切，不知匱乏為何物，所以他們很少會像平民出身的官吏那樣貪圖財貨。他們至多「有大私」而「無小私」。
而紅三代的ABB整體上又與接受過系統革命教育的父輩A小B截然不同，像所有條件優越無憂無慮長大的孩子一樣，他們不但整體是有教養、善良、人畜無害的群體，而且很多人會把缺少「錢途」的文化藝術領域當作人生方向。在他們的上一輩，從事文化藝術領域的人比例原本已非常高。
在紅二代中，在中國文化藝術界享有盛名的很多人恰好也是叫ABB，如田壯壯、艾WW、張抗抗、劉索拉(劉索拉為劉志丹侄女，姐弟三分別叫劉索拉、劉米拉、劉都都，可視為ABB式命名方式)，ABB甚至像是天然就適合成為搞藝術的名字。
由於，ABB這種任性的起名方式，在一定範圍內已經成為地位的象徵，所以，有時給子女用這種方式起名，或許有勵志和過癮之效，譬如被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委任為太平紳士的劉長樂先生，就給自己的女兒分別起名叫點點、滴滴。（阿波羅網編者註：劉長樂為香港黨媒鳳凰衛視老闆，中共特務出身，曾力挺薄熙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