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訪問中國。四天多里，他會見了毛澤東，與周恩來、葉劍英進行了多次會談。訪問公報里並沒有甚麼震驚中外的新聞。然而，基辛格走後不久，發生了一件令美國人大惑不解，絕大多數中國人至今也不明內情的事件——11月下旬至1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奉毛澤東指示，多次開會批評周恩來、葉劍英。江青集團乘機大肆攻擊周、葉。周恩來被迫進行了違心的檢查。這次事件被中共黨史界稱之為所謂「幫周」會議。
三十多年過去以後，由於缺乏資料，這次事件仍然撲朔迷離。當時的傳言是：周恩來在與基辛格會談中，對美國向中國提供「核保護傘」問題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也有人認為是關於台灣問題。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在中共中央討論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還有人提出，周恩來並沒有任何錯誤，是毛澤東在聯美反蘇戰略問題上態度「出爾反爾」。現在的研究者中，也有著種種不同的說法，多因周后來受到嚴厲錯誤批判而持同情態度。孰是孰非?本文根據一些新的材料進行了考證和分析。
林彪事件使毛澤東的接班人出現了空缺。從50年代起，毛澤東就在為接班人的問題苦苦思考。在設置中央一線、二線的講話中，他確定了劉少奇為接班人。但是，隨著大躍進的失敗，劉少奇愈來愈顯示出對毛的一些思想、路線、政策的不理解。所以，就在1964年底制定「四清」運動「二十三條」的時候，毛開始考慮更換接班人。這一年，他在十三陵水庫的談話中提出了關於革命接班人的若干條件。但是，這些條件都是目標性的，並沒有可操作性。
文革發動之時，毛澤東確定了林彪作為接班人。原因之一，是為了在即將到來的「階級大搏鬥」中獲得軍隊支持，穩定局勢。他內心裡並不覺得林是合適人選。這一點，連林本人也認識到了。於是有了70年代初期的激烈鬥爭。
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在反思中總結選擇接班人的教訓，一條就是，在革命戰爭年代和他共同開創事業的戰友，很難理解新的開創——文化大革命。接班人必須從文革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中選擇。但是，這種人資歷甚淺，也沒有治國經驗，還必須有合適的人來輔佐。另一條是，接班人不宜像過去選林彪那樣只確定一個，過於抬高其地位，而失去了可以繼續考察和調整的機會。
這時候，擺在他面前的接班人選有：周恩來，張春橋，鄧小平，王洪文。
除了年齡稍大外，無論從哪一方面看，周恩來都應該是眾望所歸的接班人人選。但是，毛澤東從建政後，從來沒把周當作接班人考慮過。其歷史原因，是他認為周在關鍵時刻容易動搖，難以把握正確路線。首先是30年代在中央蘇區時期，周恩來作為最高決策層成員，與王明、李德、博古等「左」傾錯誤路線站在了一起;其次，是抗戰時期在長江局，周又有倒向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傾向;第三，是周1956年作為保守派的代表反「冒進」;第四，周恩來在文革中，總是表現得「右」、保守。而林彪事件前後，毛又出現了新的疑慮。
在打開中美關係緩和大門的決策中，雖然最高決策是毛澤東作出的，每一步棋都是毛澤東設計和批准的，但是國內外對此所知甚少。大家只看到周恩來往來迎送、演說講話、磋商談判。再結合到周恩來向來是溫和派的代表，因此，國際上幾乎都把周當成了這一決策的主角。一時期，國外報章對周好評如潮，這加重了毛的不安。
周恩來顯然從林彪出事、他上升為權力人物的第二位開始，就經常在考慮這些，毛的一次病危就是最說明問題的預演。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寫到了顯然是從周恩來當時衛士長張樹迎那裡得知的情景：
1971年12月，正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集會議的伯伯，出去接了一個電話，再進門時臉色灰白，他揮揮手說：散會散會!沒了往日的鎮定，轉身帶著小跑往電梯方向趕。衛士長張樹迎扶著伯伯走進電梯，他明顯感到總理的全身在發顫：「到游泳池。」他的聲音也微微發顫。張樹迎心裡一震，一定是毛主席那裡出事了。果然，一進游泳池，毛主席臥室的門窗大開，平躺在床上的毛澤東主席臉色發青，嘴唇發紫，仿佛已經沒了呼吸。張春橋、姚文元、江青等人已經到了，只是冷漠地遠旁站著。伯伯進去後立即向緊張焦急的醫生詢問情況，判定病情，緊急調來了吸痰器。經過吸痰，毛主席的臉色漸漸恢復了血色，大口喘著氣;又過了一段時間，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睜開了。伯伯此時如釋重負，他激動地撲到主席身邊，雙手緊握著主席的手，淚水奪眶、語音哽咽地衝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權還在你的手裡!」
現在看來，周的這種表白毫無作用，反而證實了他心中所想和毛澤東的憂慮是一致的。但若說毛只是怕周會分割他的權力，也不準確，毛深知他在世時周根本沒有這種可能性。毛澤東更為擔憂的，是他死後周恩來會否定他的文革路線。「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於是，他又繼續對周進行敲打。
國際形勢成為國內矛盾爆發的導火線。1973年6月，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與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舉行了會談，兩國達成了《關於防止核子戰爭協議》等十三個文件。
周恩來在6月25日會見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布魯斯(David Bruce)時指出，我們對美蘇簽訂的核協定持懷疑態度，中國政府仍堅持中美《上海公報》的立場。歷史表明，簽訂這類條約是靠不住的，現蘇聯領導人訪美給人以兩個大國主宰世界的印象。我們不怕孤立，首先我們不喪失立場，同時我們又是現實主義者。按照周恩來「這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要好好研究」的指示，由外交部美大司美國處、蘇聯東歐司蘇聯處幾人討論，副處長張再執筆，寫成了一篇文章《對尼克森—勃列日涅夫會談的初步看法》，發表在1973年6月28日外交部內部刊物《新情況》第153期上。文章認為美蘇簽定防止核子戰爭協定以後，「欺騙性更大」，「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但是，周恩來對這篇與他跟布魯斯談話精神不同的文章卻批示稱讚：「值得研究。」又在給外交部的電話里說：「寫得不錯。」
7月初，王海容、唐聞生去見毛澤東，一進門就問毛的機要秘書張玉鳳，《新情況》寫得不錯，是根據周總理意見寫的，你給毛主席讀了嗎?張說沒有。於是唐便給毛讀，不料毛聽後提出異議，還舉例說明簡報的分析錯誤。
姑且不論毛、周之間個人恩怨，僅就對當時世界上美蘇關係主要是勾結還是對峙的戰略判斷來看，周恩來稱讚《新情況》的傾向是欠準確的。70年代，美國、蘇聯兩個超級大國政治、經濟、軍事力量幾乎相等，出現了一種相持狀態，但這並不意味著兩者可以共同主宰世界，隱藏在表像之下的，是兩國更加尖銳的鬥爭。20世紀後期以來的歷史發展證明，美蘇之間的聯合是暫時的，對立是不可調和的，直至蘇聯瓦解。
因此，毛澤東聽了女翻譯關於《新情況》的匯報，對此文大為不滿，說「放屁一通」。周恩來從王海容處得知後，7月3日，給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及美大司負責人寫信，要求撤回該期《新情況》，並誠懇地承擔說「這個錯誤主要責任在我」，「應該學習主席的工作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