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資料圖
王明、博古作為中共歷史上以錯誤著稱的領導人，近年來重新引起一些研究者的興趣。本文擬對近年來關於王明、博古的研究作一述評。
根據一些新的材料，戴茂林對有關王明的一些問題作了進一步「考證」，提出了與前人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王明首次以中共領導的身分回國的時間，應是在1929年的五六月份，不能用其寫的《抵上海》詩作為判斷依據，因為詩的落款肯定是記憶錯誤。王明的《兩條路線》寫作時間，應該是10月底或11月初，並非10月中旬，因為此前王明就曾反對立三路線，並且已在10月底見到了從莫斯科回來的人，了解了共產國際對六屆三中全會的態度。對於「十月來信」的精神，王明是在1930年的10月末或11月初知道的，因為在10月23日王明給米夫的信中對六屆三中全會的態度是肯定的。而到11月13日，王明則在致中央的信中開始否定六屆三中全會精神。為指導中國革命來華的米夫，應是1930年11月中旬到達的，而非一般認為的12月中旬或10日左右，解密的檔案材料和米夫本人的回憶都可證明。但在1931年，王明就離開了上海，他的這次離開並非個人安全的原因，而是由於共產國際要求中共派駐代表、上海的白色恐怖嚴重以及米夫希望得到王明的幫助等多種原因。直到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王明才回國。他的這次回國並非如王明所說的是受「蔣介石的邀請」，而是共產國際方面的考慮，主要擔心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在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上可能會發生「左」或右的問題，還有同中共的直接電報聯繫已建立，不再需要代表駐在莫斯科等實際情況。①
黨史學界一般認為，王明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能夠成為領導人，共產國際的支持至關重要。對此，徐元宮通過分析近年來俄羅斯解密檔案等材料，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他認為，王明成為領導人是多方面原因所致，而非某單一因素。首先，王明是一個比較聰明的人，他能在較短的時間裡掌握俄語，直接用俄語向米夫等人匯報思想，從而便利了他跟米夫等人的交流並進而獲取後者的信任。王明能說會道，口才很好，熟讀馬列經典著作，常常給人以很有才華的印象。其次，王明工於心計，善於察言觀色，時時處處以一個忠實執行共產國際方針、政策和路線的革命者面目出現，這一點迷惑了很多人。第三，米夫、史達林等人對王明的信任和扶持，是王明得以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掌控黨的最高領導權的直接和根本原因。第四，王明有一批追隨者。王明不僅迷惑了米夫等人，取得了他們的信任，而且還蒙蔽了不少當時在莫斯科學習的中國共產黨人。但是，數年之後共產國際為何放棄一度看好的王明轉而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呢?我看來，主要原因在於毛澤東個人的能力及國際形勢的變化導致了共產國際在中共領導人選態度上的變化。首先，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非常清楚王明缺乏實際革命經驗，而相比之下毛澤東則是經過中國革命實踐錘鍊出來的領袖。其次，王明的個人處事態度引起了共產國際的不滿，尤其應對西安事變激起了史達林對他的不滿、猜忌和憤怒。「他在獲悉西安事變蔣介石被拘禁的消息後也非常激動，叫喚著要給國內發電報讓國人殺掉蔣介石，他的這一態度立刻被知情者匯報給了史達林，史達林聽了匯報之後非常震怒。」再次，陳雲、任弼時、劉亞樓等人向共產國際反映、匯報的中國革命實際狀況，推動了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對中國革命真相的了解，從而促使莫斯科決定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不過，無論是原先將王明扶上台，還是後來支持毛澤東，都滲透了蘇聯黨的利己動機及其對蘇聯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的考慮。②
王明是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的「紅人」?抑或共產國際對王明很有看法?針對目前學界流行的這兩種觀點。李東朗撰文指出，米夫的作用對王明出任中共的領導人並不是惟一因素。王明雖然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深受米夫賞識，但是共產國際有一套嚴密的決策體系和組織程序，領導人的任命具有多種因素和關節，絕非一個人能拍板。其實，王明並不是共產國際的「紅人」。王明的上台是與李立三冒險主義的出現和克服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因為李立三的「左」傾錯誤，損害了共產國際的利益，這引起了共產國際的嚴重不滿。同時，王明與李立三等人發生了公開的衝突，不斷向米夫寫信狀告李立三等人的問題，正是這些原因使得共產國際重用王明。但是，王明後來在莫斯科擔任共產國際職務時暴露了很多的弱點，譬如「沒有多少實際工作經驗對國內情況不熟悉，書生氣濃外，喜歡出風頭、有強烈的領袖慾」。正是這種認識，對於「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王明在史達林那裡並不「紅」③。
關於抗戰初期王明的右傾錯誤，李東朗也提出了新的看法。在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上，王明提出「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游擊戰的戰略方針」和七個「統一」，以往的研究用此說明王明的右傾主張。李東朗就此指出，王明的右傾錯誤，不在理論和認識方面，而在處理統一戰線和國共關係的具體問題上不能堅持原則。其最大錯誤，在於把個人凌駕於中央之上，組織上鬧獨立。④對這一問題，郭德宏進而認為，不要「先認定王明是『壞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然後在王明的文章中找出幾句可以歸結為『右傾』言論的詞句，來最後得出王明美化、抬高蔣介石國民黨，要共產黨向國民黨妥協投降，把政權和軍隊讓給蔣介石這樣一個嚇人的結論。」⑤其實，王明並不是不要中國共產黨和軍隊的獨立性。他在提出「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口號的同時，也要求「所有參加的武裝力量，均完全保存其原有政治制度，均保存其原有的軍官成分和政治工作人員成分」。王明也不是沒有開展對國民黨思想及行動的鬥爭，他不僅同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作了不調和的鬥爭，而且同蔣介石集團作了尖銳的鬥爭。此外，王明講的很多話，毛澤東也講過，比如，在六屆六中全會上讚揚國民黨和蔣介石的抗日作用。
儘管王明在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上犯有錯誤，但其功績也是明顯的，主要表現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理論上，王明起草了一系列的宣言、指示，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談話來闡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強調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從而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理論的形成。實踐上，推動了中共政治上的轉變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實行，加強了與國民黨的合作。⑥
與王明關係密切的博古，被毛澤東認為是王明路線的執行者和發揮者。其實，兩人雖然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但也有明顯的不同。有學者綜合運用各種材料重新「考辨」了博古臨時中央的一些問題。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揭露組建臨時中央時，「曾向博古說明將來必須交權」，但是博古辯白自己「始終沒有臨時中央及交出的觀念」。對於這一問題，「盛岳的回憶基本可靠」，也就是說，博古的話是「可信」的。其實，1931年9月，「王明赴蘇之前並未獲得共產國際的正式批准」。王明後來的一些話顯然是從有利於自己的角度來說的。此外，1932年至1934年他多次計劃回國而未能實現，主要是「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⑦。
博古的侄子秦福銓在香港出版的一部書，記述了他從父親楊琳(博古之弟秦邦禮)和潘漢年、嚴朴等知情人那裡聽來的「歷史故事」，其中涉及到博古在江西蘇區和長征過程中一些鮮為人知的表現。⑧盧毅認為，該書披露的一些信息，還可以成為解開張聞天「總書記」之謎的一個新旁證。長期以來，黨史界在張聞天是否擔任過「總書記」這一職務問題上聚訟紛紜。該書談到，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幾乎當選總書記，而最終未能實現改選，周恩來在其中起了關鍵作用。這一記述應該是基本可信的，也符合周當時在黨內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周后來在雞鳴三省通過推心置腹的深談，成功打通博古的思想，勸其將中央權力交給張聞天，更是印證了這一事實。
在盧毅看來，秦福銓的回憶還首次明確披露了一個以前鮮為人知的內幕：張聞天後來雖然被共產國際批准為總負責人，但始終沒有總書記名份。這一說法實際上與陳雲的回憶相吻合，同時又進一步明確指出張聞天「始終沒有總書記名份」。儘管此說目前僅是孤證，而且同樣是後人的口碑材料，是否可信尚待證實，但它畢竟為解開張聞天「總書記」之謎提供了一個新旁證，不妨視為一家之言。根據這一信息，或許可為張聞天「總書記」問題作出一個解釋，即在雞鳴三省會議上，張聞天雖然替代了博古的領導地位，負起中央總的責任，後來也獲得共產國際的承認，但並未擔任過總書記職務。至於箇中原因，應是中共高層自身的決定，而非共產國際的干涉。這在中共歷史上亦有過先例，如1931年在上海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時，周恩來便因盧福坦欲當總書記而索性空缺不設該職位，指定博古負總的責任。考慮到毛澤東、周恩來在遵義會議期間也將張聞天視為一個臨時過渡人物，故循舊例有意不設總書記也是極有可能的。此後時過境遷，總書記一事亦不再提起。由此看來，目前通行的「負總責」提法是比較恰當的。即使從情理來推論，它也沒有著意抹煞張聞天曾任「總書記」一職的必要。因為無論是「負總責」還是「總書記」，都顯然指的是中央一把手、最高領導人，這一點誰也沒有否認，關鍵是如何措辭才最符合歷史事實。
盧毅指出，《博古和毛澤東》一書還記述了一些不同於以往的說法。該書提到，共產國際來電要求中央派人去莫斯科擔任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周恩來提出由王明擔任。過去提及此事，大多說是王明自己主動提出要去莫斯科，更有甚者還斷定王明是害怕呆在國內危險，故活動米夫將其調往共產國際。但此說純屬主觀臆測，並無真憑實據。而如果秦福銓所述屬實，這一誅心之論則可不攻自破。然而秦書亦未說明其材料來源，甚至是得自口述還是根據某種文獻也未作交代。書中在談及長征出發前的情況時說，博古決定輕裝上路，將機關人員分散到各軍團，並儘量減少輜重物質。但這一意見遭到毛澤東、張聞天的反對，結果只好抬著「二頂轎子」走路，延誤了過湘江的時間，造成湘江之戰的重大損失。以前提到「抬轎子」，都將之歸咎於博古等人的愚蠢決定，如今秦福銓提出乃是毛澤東、張聞天的建議。而且據該書披露博古在遵義會議上的發言和周恩來在雞鳴三省與博古的談話內容，此事又似非杜撰。內幕究竟如何，可謂雲苫霧繞，尚有待進一步考證。該書述及湘江慘敗後博古拔槍一事。關於此事，過去都認為博古羞愧難當、意欲自殺，而秦福銓則說博古是對毛澤東等「小三人團」的阻擾十分氣惱，拔槍喊道：「我恨不得把他們一個個槍斃了。」後雖遭伍修權勸阻把槍收起，仍恨恨地說：「總有一天我會跟他們算這筆帳的。」這與傳統說法也有很大出入。因書中未說明其依據，故是否可信難以判定。⑨
有學者還進一步對王明和博古作了比較研究，認為「他們都很有才華，較早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響」;「他們都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被培養成了教條主義者」;「他們都以極左的態度積極參加了反對『立三路線』和中共六屆三中全會『調和主義』的鬥爭」;「他們都少年得志，沒有經過多少實際鬥爭的鍛鍊，就在二十多歲成為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他們都執行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成為『左』傾教條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抗日戰爭初期他們都在中共中央長江局工作，犯了右傾錯誤」;「他們都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受到批判，同時離開中共中央書記處」;「他們在離開中共中央主要領導崗位以後，在法律、宣傳等不同的崗位上為革命繼續做出了貢獻」。當然，他們在相同之中也有許多不同：在黨內的地位不同;在錯誤中所起的作用、應承擔的責任不同。王明較早地認識到了一些「左」傾錯誤，思想上發生了轉變，曾多次對博古的工作提出批評。在延安整風中，他們的態度不一樣，因而結局也不一樣。⑩
從以上有關王明、博古的研究來看，一是使用了一些新材料。傅斯年曾指出，「新史料之發見與應用，實是史學進步的最要條件。」11二是研究的角度發生了變化。人們逐漸擺脫固有的成見，越來越趨向客觀地對待兩位人物。毫無疑問，中共歷史上對王明、博古錯誤的定性以及批判，有明顯的政治因素。時過境遷後，歷史自然需要恢復其本來面目。
①戴茂林：《關於王明研究中幾個問題的考證》，《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12期。
②徐元宮：《共產國際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原因探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0年第3期。
③李東朗：《簡論王明的「國際背景」》，《理論學習》2008年第10期。
④李東朗：《關於王明右傾錯誤的幾點思考》，《黨史研究與教學》2009年第5期。
⑤郭德宏：《如何看待王明在抗戰初期的右傾錯誤》，《安徽史學》2010年第6期。
⑥李衍增：《王明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功過再探》，《安慶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
⑦盧毅：《博古「臨時中央」若干問題考辨》，《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⑧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袖們》，香港大風出版社2009年版。
⑨盧毅：《史料共鑑別疑義相與析——讀〈博古和毛澤東——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袖們〉》，香港《二十一世紀》2010年8月號。
⑩郭德宏：《王明博古比較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9期。
11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民族與古代中國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9~45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