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二十周年前夕，德國西部電台一位節目主持人給我發來一個郵件，告知他的節目會在六月七日播放有關熱比婭的《把孩子們當人質》的紀錄片，以示對六四和中國人權的關注。他的節目組去年則自己製作了紀錄片《流亡華人》，報導我在六四屠殺後開始的寫作生涯，對法輪功的捍衛以及對中共踐踏人權，糟蹋奧運精神的抵制。
不同的獨立女性
這之前，我只對熱比婭的事跡有所聞，也知道有德國作家為熱比婭寫了傳記，但我每天應接不暇，還不曾專門關注過維族人民在中共暴政下的苦難和抗爭。念及也收到了出席《把孩子們當人質》首映典禮的邀請，我便決定前去觀看這部有關熱比婭的德文紀錄片。從此我便成了熱比婭的支持者，因為她是我迄今為止看到的奮起抵抗中共極權的最有魄力的女性，雖然中共把她在新疆的孩子們當成了人質。
不過一個月，大陸就發生了中共對烏魯木齊民眾的血腥鎮壓，而熱比婭和她任主席的世維會則成為中共宣傳機器誣衊的對象。中共一貫的伎倆就是挑起群眾鬥群眾，這次則企圖離間維漢民眾，把中共當局與維族民眾的矛盾轉嫁成維漢矛盾。鑑於此，我特地用德文撰寫〈熱比婭和達賴喇嘛〉，向讀者介紹熱比婭及維民與達賴喇嘛及藏民的異同，希望讀者看穿中共的宣傳，認清大陸的社會矛盾主要是中共與各族群的矛盾，而非各族群之間的矛盾。
因為我生在藏區，認識形形色色的藏人，自然關注和支持藏人的抗爭，自從知道熱比婭後，我開始了解她和維民的情況。見有關她的英文紀錄片《愛的十個條件》遭到中共刁難後，我便積極主張邀請熱比婭出席法蘭克福書展。熱比婭夫婦在從紐西蘭去日本的途中特意在德國停留以便出席相關活動。於是，我得以結識熱比婭夫婦並與他們就中共當局對各民族的迫害舉行了公開對談。
書展結束後，我除了應付必須處理的事務外，立即著手閱讀了《搏龍鬥士》的德文原版。此傳記長達四百四十一頁，但我一點不覺得冗長，因為熱比婭真是難能可貴，雖然她(一九四八年生)和我可謂女人中的兩極。
熱比婭還是少女時就為了家人的生計而與一名追求者成婚，十六歲時就生了第一胎，二十八歲時，她已是六個孩子的母親。這次婚姻維持到十三年時，她丈夫提出離婚。導火線是她為了填補家用縫製鞋之類的手工品托人出賣，被中共當作「投機倒把份子」遊街示眾。被迫離婚的熱比婭一無所有，她不得不把孩子留給丈夫，最小的當時才不到一歲。她自己則帶著面紗靠給人洗衣賺得第一筆錢，之後開始了她的從商之路，就是說，熱比婭屬於促使中共開放商禁的第一批個體戶。
在她的家人試圖讓她嫁給一個肉販後，熱比婭向家人講述了她的擇偶標準「愛的十個條件」，其中最後一個條件是「他必須準備為了我們民族的自由而奮鬥」。當她聽說某地某人符合上述條件後，立即不遠萬里趕去見到了因爭取民族自治而經受了八年紅牢煎熬的斯迪克。她開門見山地說：「我二十九歲，我未來丈夫必須具備的十個條件已經滿足了九個。唯一條件在於：您愛我嗎?」當時三十三歲的斯迪克羞紅了臉。當他因熱比婭的表現有悖常理而懷疑自己面對的是中共的美人計時，熱比婭氣得給了他一耳光。半年後，斯迪克回訪了她，給她的見面禮是因她而作的二百六十首情詩。一九七八年，熱比婭三十歲時排除各種困難與斯迪克結婚。當熱比婭四十一歲懷第九胎時，遭到當局干涉，她雖然堅持生下了第九個孩子並帶著差點被當局謀害的嬰兒逃離醫院，但被罰款五萬兩千元。一九八零年起，開始在大學任教的斯迪克還被降了兩級工資。這之前，她還收養了兩個孤兒，所以，熱比婭是十一個孩子的母親。
而我十七歲考上外語學院，二十二歲時出國留學，二十七歲出版第一本德文詩集，三十歲獲得德國文學博士，總計十三年，與熱比婭的第一段婚姻一樣長。現在我人到中年，只有六本德文作品，因為我不願生育，也不追求丈夫，當然也沒有擇偶條件。過去如有誰找上門來，我會看他是否心胸比我寬廣，眼界比我高遠，現在因父母過世，不再有壓力，我更滿足於自由自在。
相同的中共奴才
我在網上查閱熱比婭的相關資料時，獲知了名叫白岩松的播音員，因為是他在中共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上主持了誣衊熱比婭的宣傳節目《熱比婭真面目》。
我身在德國已二十一年，對共黨陣營的紅人不關心也不在意。
直到今年中共中央電視台的男主播羅京死後，我才記住其名，因為據稱是他在六四屠殺後痛斥隻身擋坦克的英雄為「螳臂擋車的歹徒」。他正好死在六四二十周年紀念日，這豈非「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的實例?應該對他的同事們有所觸動。
遺憾的是小他七歲的白岩松又在步他後塵。而且似乎還比羅京更勝一籌。白岩松不光為中共迫害法輪功製造了藉口，於一九九九年八月五日主持了《焦點訪談》將中共的特長「誘惑與操縱」扣在了法輪功的頭上，而且網上有一個視頻，宣稱「中央電視台主持人白岩松和央視攝製組赴美國拍攝專題片《岩松看美國》，三月三十一日白岩松及攝製組從紐約驅車趕往耶魯大學，白岩松向耶魯師生發表了題為〈我的故事以及背後的中國夢〉的演講。
我邊做家務邊聽了他的講演後，深為這個小我兩歲的蒙古漢子的墮落而嘆息。一個蒙古知識人居然無視本族人民的苦難，為了配合中宣部的主旋律，不惜以個人的經歷來論證：一九七八年以後的中國是個崛起的大國，是個可以和美國平起平坐的大國的偽命題!他聲稱：「在過去的好多年裡頭，美國人似乎也在用望遠鏡在看中國，但是我猜測可能拿反了。因為他們看到的是一個縮小了的、錯誤不斷的、有眾多問題的一個中國。」並表示，「當然我也希望非常多的美國人，有機會去看看中國。而不是在媒體當中去看到中國。你知道我並不太信任我的所有的同行。」
就是說，白岩松攻擊美國媒體對大陸真實狀況的披露不符合事實。
白岩松是八五級北京廣播學院的學生，他必定親歷了舉世矚目的史無前例的八九民運，然而他能夠自覺地刪除與此相關的信息，自願地用個人的成功來宣傳中共的盛世。他講述的「故事」和「中國夢」泄露演講者患了嚴重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他的知識面完全局限在中共的教科書里，居然不知道一九四九年前中國人就有私家車。
遺憾的是白岩松確實有口才，把聽眾逗的哈哈大笑，可能也會騙取知識面狹窄的大學生的信任。不過，生活在美國的大學生們有的是機會聽到流亡蒙古人比如席海明、王龍蒙等的聲音。
而當白岩松濫用天賦來顛倒黑白，誣衊熱比婭這位為了自己和維民的自由而甘願拋棄財富和地位的巾幗英雄時，大陸民眾上當的可能性更大，因為他們畢竟沒有生活在自由世界，不容易接觸到真實的信息。他們不可能知道：熱比婭的從商之路就足以證明中共不是民眾致富的幫手，而是障礙。熱比婭為了修建一棟商業大廈，不得不向各級官吏交付數量不等的買路錢。也因此，熱比婭白手起家，成為億萬富婆後，並不滿足於自家的享樂，而開始為民代言，爭取個人的尊嚴與民族的自由，於是，她在一九九九年被中共當局非法逮捕，並判處八年徒刑。在國際正義力量的壓力下，中共被迫於二零零五年釋放了無罪的熱比婭。熱比婭從事的不是分裂活動，而是反暴政、反專制的民主活動，因此她成為得到世界公認的人權鬥士，也是流亡維民的領袖和流亡藏人、漢人、蒙古人等大陸人的同道。
照理享有特權，能夠到美國的白岩松完全可以知道和了解各種真相，但是，他卻甘願為中共效勞，不惜撒謊造孽，這一次，白岩松不會在二十年後才遭報應，因為中共暴政在每日增長的三退大潮的衝擊下，在各民族各階層的抗爭中隨時都可能分崩離析。
萊茵河畔二零零九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