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分稅制也是同一個邏輯
這樣重新看分稅制，就會發現它並不是另一條孤立的故事線。它與WTO其實屬於同一種政治邏輯。朱面對地方財政失控，沒有選擇建立一個由地方自治和中央協商形成的新財政聯邦體系。他的答案是：中央必須重新拿到錢；朱面對國企低效，沒有把大型戰略經濟部門全部私有化，他的答案是：小的可以放，大的必須抓住；朱面對經濟落後，沒有認為國家必須先完成政治改革再融入世界，他的答案是：可以先進入世界市場；朱面對市場與共產黨的潛在衝突，也沒有得出「必須限制黨的權力」的結論，他的答案始終更接近：改造國家，讓國家變得足夠聰明，足夠有效率，足夠有能力駕馭市場。
這條邏輯貫穿了他的改革。所以「抓大放小」四個字，也許不僅僅是一項國企政策，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朱鎔基政治哲學的縮影：小的，讓；大的，抓。餐館可以私人開；鞋廠可以私人辦；房地產商可以成為億萬富翁；外國公司可以賺中國人的錢。但是金融命脈不能丟，能源不能丟，通信不能丟，土地最終控制權不能丟，財政不能丟，更不用說政治權力。放，是為了活，抓，是為了控；市場負責創造財富，國家負責掌握方向。
十、問題也從這裡開始
這套制度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具有驚人的效率，可是它有自己的內在代價。
分稅制加強了中央財政能力，同時使地方長期面臨財權與事權不匹配的問題。地方怎麼辦？土地。農地經過政府徵收、改變用途，再進入城市土地市場，價值可以成倍增加。地方政府逐漸發現：腳下的土地，就是一台印鈔機。賣地，招商，修路，建新區；土地升值，再融資，再建設，形成後來龐大的土地財政和地方債體系。
必須說明這並不能簡單說成「朱鎔基發明了土地財政」。後來住房商品化、土地招拍掛、地方融資平台、幹部GDP考核以及長期高速城市化，共同塑造了這套制度。但分稅制確實改變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激勵結構。朱解決了中央財政危機，地方隨後尋找新的財政來源；一個問題被解決，另一個問題開始生長。
十一、下崗工人支付了另一張帳單
國企改革同樣如此。宏觀上，它提高了效率；微觀上，有人承擔成本。那些四十歲、五十歲突然失去工作的人，不是統計數字。他們是一個制度轉型真正支付現金的人。有趣的是：後來中國能夠迅速成為世界工廠，某種意義上恰恰需要這樣一個社會。人必須流動；勞動力必須商品化；工資必須有競爭力；企業必須能夠裁員；人不能永遠依附單位。
所以朱鎔基做了一件非常矛盾的事：一個共產黨總理，以極大的行政權力拆掉了社會主義工人的鐵飯碗，為一個更徹底的勞動力市場掃清道路。它聽起來像反社會主義，可從政權存續的角度看，它最後反而挽救了社會主義政權。毛時代的許多社會主義制度被拆掉了，共產黨卻活了下來；不僅活了下來，而且比過去更富、更強。
這就是歷史真正弔詭之處。
十二、朱救的未必是計劃經濟，他救的是這個政權
評價朱鎔基，最容易問錯的一個問題是：朱到底是不是一個真正的改革派？當然是。問題在於：改革什麼？他改革價格，改革稅制，改革銀行，改革國企，改革住房，改革貿易體系，改革行政機構。很多領域，他下手之狠，在今天看來甚至難以想像。但是一個真正核心的問題始終沒有進入他的改革議程：誰來制約最高政治權力？
所以朱的改革具有一種極其鮮明的邊界。凡是能夠提高國家效率的，可以大改；凡是能夠提高經濟競爭力的，可以大改；凡是能夠增加財政能力的，可以大改；凡是能夠讓中國進入世界市場的，可以大改。但是涉及共產黨政治壟斷本身，停止。
從這個意義上說：朱鎔基並不是計劃經濟的守墓人。他親手埋葬了計劃經濟的很大一部分，但他也不是自由主義中國的助產士，他更像中共統治模式的一名系統架構師。舊系統運行不下去了，他沒有換作業系統，他重寫了大量代碼。
十三、甚至可以說，他解決了六四之後中共最危險的問題
六四之後，中共最大的困境是什麼？如果不改革經濟，會窮，會亂，會失去合法性。如果改革經濟，又會不會培養出最後推翻自己的人？朱鎔基時代給出的答案是：未必。市場可以與一黨統治共存；私人財富可以與政治壟斷共存；億萬富翁可以與共產黨共存；外國資本可以與共產黨共存；全球網際網路甚至也可以——只要最終能夠控制。
中共逐漸發現：它沒有必要在「毛澤東」與「西方民主」之間二選一。原來還有第三種可能：政治上列寧主義，經濟上大規模使用市場，社會上允許相當廣泛的私人生活，國際上深度參與資本主義全球化；同時利用經濟增長不斷強化國家能力。這是一個真正的制度創新，鄧小平打開了門，江澤民提供了政治框架，而朱鎔基很大程度上負責把這台機器真正裝起來。
十四、後來習近平做的，並不是簡單推翻朱
這裡尤其容易產生一種誤判。今天很多懷念朱鎔基的人，會把朱時代與習近平時代理解為兩個完全相反的時代：一個市場化，一個國進民退；一個開放，一個收緊；一個改革，一個倒退。這些區別當然存在，而且很大。但如果從更深層的國家結構看，也許還有另一條連續性。習近平今天擁有的強大中央財政能力從哪裡來？現代化國企體系從哪裡來？國家對金融系統的控制能力從哪裡來？中國巨大的工業能力從哪裡來？中國進入全球供應鏈的基礎從哪裡來？當然不能都歸功於朱，但朱時代無疑完成了其中若干關鍵工程。
換句話說：朱鎔基也許不會喜歡今天中國的很多東西，但今天這個高度集權的國家，使用著不少朱時代打造或強化的工具。這是比「習近平背叛了朱鎔基改革路線」更令人不安的一種理解。
歷史並不總通過背叛前人前進。有時候，後來者只是把前人留下的工具，用於前人沒有想到的方向。
十五、這才是朱真正的一言難盡
朱鎔基本人尤其值得從這裡理解。他年輕時遭遇過毛時代的政治整肅；他知道政治運動的荒謬；他知道官僚體系的僵化；他厭惡空話，厭惡腐敗，厭惡低效率。從許多公開言論和工作風格看，他甚至具有某種中國官場極其罕見的責任倫理：事情總得有人負責，問題總得有人解決。這也是為什麼很多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直到今天仍然懷念他。這種懷念並不全是虛構的，朱確實有能力，確實敢承擔，確實比無數平庸官僚強得多。
可也正因此，一個更深的問題出現了：一個親歷過國家權力任意性的人，為什麼最終選擇的仍然主要是提高國家能力，而不是約束國家權力？也許因為在朱的世界觀里，真正危險的首先不是國家太強，而是國家無能，財政失控，銀行壞帳，國企虧損，通貨膨脹，地方失控，產業落後，國際競爭失敗。這些都是迫在眉睫的火，至於誰來制約消防隊，那是另一回事。
朱的一生幾乎都在滅火，他成為中國最優秀的消防隊長之一。只是後來人終於發現：消防隊越來越強大以後，誰來管消防隊？這個問題，他沒有回答。
十六、朱的陽謀
所以，我所謂「朱的陽謀」，並不是說朱鎔基曾經坐在中南海里設計過今天的一切。那既不公平，也不符合歷史。朱不可能預見二十年後的房地產危機；不可能預見地方債滾到今天的規模；更不可能預見智慧型手機、算法、數字監控，以及後來中美關係的全面轉變。真正值得寫的「陽謀」恰恰沒有陰謀，每一步都是公開的，每一步都有現實理由。中央缺錢，所以分稅；國企虧損，所以改革；銀行壞帳，所以整頓；住房短缺，所以商品化；企業缺乏競爭力，所以加入WTO；中國貧窮，所以擁抱全球資本。
每一步單獨看，甚至都有相當強的正確性。但是把所有這些步驟連在一起，幾十年後再看，一個巨大結構出現了：中共擺脫了計劃經濟，卻沒有擺脫政治壟斷。它失去了很多企業，卻獲得了更強的財政；失去了鐵飯碗，卻獲得了更有效率的勞動力市場；讓外資進入，卻獲得了全球產業鏈；接受國際貿易規則，卻換來了世界工廠；允許私人發財，卻沒有因此允許私人分享最高政治權力；市場長大了，資本長大了，城市長大了，中產階級長大了，國家也長大了；而且國家長得更快。這或許才是朱鎔基時代最深遠的後果。
十七、歷史開的最大玩笑
九十年代，中美雙方其實都在下注。美國人相信：只要中國進入我們的市場，最終就會越來越像我們；中國人則逐漸發現：也許我可以進入你們的市場，卻不必變成你們。美國認為資本主義是一匹特洛伊木馬，只要拉進中國城門，自由主義遲早會從裡面走出來；但最後人們發現：木馬裡面裝著的不只有自由主義，還有美元，技術，生產線，管理經驗，全球訂單，產業鏈，以及一個古老黨國重新工業化所需要的全部營養。於是一個貧窮、低效、瀕臨制度危機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最繁榮的三十年裡，變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共產黨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擁有了毛澤東做夢也無法想像的財政、工業、技術與組織能力。
如果一定要問：誰是這個歷史轉折中最重要的人之一？朱鎔基當然在名單上。
結語：他暫時修好了機器
朱鎔基最準確的歷史形象，也許不是「改革開放總理」，而是一個修理工。他捕手的時候，機器已經很舊，漏油，發熱，效率低，很多齒輪根本轉不動；旁邊還有一台剛剛爆炸的蘇聯機器。有人說：這套機器應該扔掉，換一套。朱沒有。他拆掉一些舊零件，砸掉一些鐵飯碗，重新布置管線，引進外國技術，接上全球市場，裝上新的財政系統，換掉部分發動機，然後重新點火。機器轟鳴起來，速度快得驚人；中國富了，城市亮了；高速公路、高樓、港口、工廠沿著海岸線鋪開，無數人的命運因此改變。
這當然是他的功。可是幾十年以後，我們才慢慢看清另一件事：他修好的，並不僅僅是中國經濟；他也幫助修好了一個曾經因為計劃經濟失敗而陷入危機的政治體制。
很多人曾經以為，市場最終會拆掉這部機器。朱鎔基證明了另一種可能：市場也可以成為它的新發動機；資本可以成為燃料；全球化可以成為渦輪增壓器；而駕駛室，仍然不必換人。
這，或許才是朱最大的陽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