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高的《又見昨天》(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4年，第140-147)記載了自己當右派勞改時期的「兩個窩窩頭事件」：
那是在1960年年底，杜高被送到一個勞改工廠勞改，有一天正好輪到他去給大傢伙打飯，每人的定量是兩個窩窩頭。恰逢同組的一個人因故午飯沒有回來吃，這樣就多出了兩個窩窩頭。「那時我們已經普遍感到糧食供應不足，飢餓感時時襲來，沒人吃的那兩個窩窩頭，對我確實是很大的誘惑。」杜高沒有把窩窩頭送回去，但又不敢吃掉。第二天，有人檢舉揭發了此事，管教幹部來查此事(所謂「窩窩頭事件」)。儘管杜高趕快送回了兩個窩窩頭，但為時已晚。有過吃的念頭就是犯罪(大約可算是「念頭罪」)。
接著就是沒完沒了的反省，寫書面檢討，包括書面的和口頭的，杜高已經在檢討中把自己的「罪行」提高了嚇人的高度，比如罵自己「可恥」「惡劣」「貪婪」，一直到揭發自己「反人民」的本性，「又從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再批判到剝削階級的剝削意識。」但領導還是覺得不深刻，不透徹，召開批鬥會、小組會「幫助提高認識」。在後來發現的杜高的原始檔案中，還有一個「小組會批判記錄。」
杜高的檢查寫到：
有著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的人，在接觸到與自己利益有切身關係的事物的時候，總是會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從對這兩個窩窩頭所產生的自私觀念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的濃厚和醜惡，有著自私的觀念的人，必然在糧食問題上站在反集體反人民的立場上。
讀了這樣的文字，我們不得不佩服杜高上綱上線的本事，說謊話、表演和糟踐自己的本事。故意說謊，沒完沒了地反省和自我批判，深入檢查「靈魂深處」的問題，「想吃不是虛偽罪，而是思想罪」。等等。
杜高這樣做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很簡單，為了生存——在一個本來就靠巨大謊言維持的極權社會，說謊是生存的必備條件和必須本領：不說謊者不得活。以一種傳統的「生存智慧」，也可以說是「弱者的武器」，來應付、配合(其實應付就是配合)極權主義意識形態，這當然是一種可悲而又滑稽的表演。極權主義制度下人人是演員：巨大的謊言體制讓你不得不成為演員。可以說，極權主義既通過控制人的思想來控制人的胃，又通過控制人的胃來控制人的思想，兩者相得益彰相互補充。但是從杜高的例子看，控制人的胃恐怕是更為根本性的。
極權主義意識形態本身就是一個巨大謊言(但又以不可懷疑的、絕對正確的「真理」面目出現)。為了維持這個謊言的存在，所有人必須跟著它說謊，歷史必須被修剪得和它「保持一致」，任何與這個謊言不和諧的現實(比如三年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必須被歪曲(比如把大饑荒說成自然災害)或當做是不能反映本質的「偶然現象」，表現這種「偶然現象」的文學，被認為只有「細節真實」沒有「本質真實」的「自然主義」文學。
但是杜高式的說謊卻又有特殊之處：它所歪曲或憑空捏造的「事實」，不是關於別人，而是關於自己的，是羅織自己的莫須有「罪名」，對自己痛加鞭撻，自己作踐自己，進行違心的檢討和懺悔。
這當然是一種畸變的檢討和懺悔，因為它是強加的而不是自願的，是表演的而不是真誠的。基督教的懺悔本來是完全自願的，是純粹自覺的行為，與外在規範沒有任何關係，沒有任何功利的目的;而極權主義體制之下的「懺悔」則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表演和說謊，以最真誠的樣子表演著最虛假的喜劇，說著彌天大謊。
這樣，整個社會就變成謊言瀰漫的社會，人人都是表演家。極權主義造成了中國人習慣說謊的習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