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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中國市長》成大陸禁片 海內外和官民評價迥異

—從瑞典拆遷看中國「拆遷市長」 一部被禁記錄片引發的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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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紀錄片《中國市長》講述大同前市長耿彥波在大同拆遷修城牆的故事。此片在中國被禁播。令人驚奇的是:一位在中國人眼中大刀闊斧致力於城市建設的「好市長」,在瑞典人看來他全都做錯了,而且錯得不可原諒。一個瑞典觀眾看了該記錄片後,在網上發表了一句冷峻的評語:「中國離民主還很遙遠!」阿波羅網編者註:紀錄片中的評價是官版評價;民間的評價見文中附加阿波羅網早前報導)

英國BBC的紀錄片《中國市長》(The Chinese Mayor),講述大同前市長耿彥波在大同拆遷修城牆的故事。此片在中國被禁播,瑞典電視台卻買來轉播了好幾次。我瞭解了導演的拍片意圖,讀到一些翻牆看此片的中國觀眾的網上反應,也讀到瑞典觀眾對「中國市長」的批評與指責。

令人驚奇的是:一位在中國人眼中大刀闊斧致力於城市建設的「好市長」,在瑞典人看來他全都做錯了,而且錯得不可原諒。一個瑞典觀眾看了該記錄片後,在網上發表了一句冷峻的評語:「中國離民主還很遙遠!」

恰好,此時瑞典正在遷移該國最北的一個城市──基律納(Kiruna)。同樣是非常棘手的城市拆遷,在專制國家裡,被拆遷人的權利遭到漠視並被剝奪,而在民主國家裡的被拆遷人權利受到極大的尊重。筆者因此想要比較一下,兩種不同制度下的拆遷,展現出怎樣不同的理念與操作程序。

中瑞觀眾對耿市長評價兩極

《中國市長》獲得二○一五年聖丹斯電影節世界紀錄片競賽單元評委會近距離接觸獎,還出席了日舞電影節。製片人趙琦對記者談到他拍攝此片併到海外展映的目的,說:「儘管目前中國查辦很多貪官,但不代表整個中國政府官員都是腐敗的,也有真正為百姓做事的好官。」他認為海外觀眾不太瞭解中國,大部分透過新聞看到的都是「負面消息」,會對中國產生偏見。製片人希望能通過該紀錄片給世界呈現出真實的中國人生活面貌。

(阿波羅網編者註:紀錄片中的評價是官版評價;民間的評價是:阿波羅網首發:山西大同市長耿彥波比妓女還噁心耿彥波被民間稱為耿鬼子大同造城留下巨額債務首發:2011.5.17山西省大同市戒嚴了!15圖大同萬名市民跪留調離市長真相暴露(圖文)崩潰山西文化符號評選鬧笑話太原巿長耿拆拆居首高官比薄熙來還牛蓋過習近平這是「嘬死節奏」?)

事與願違,儘管西方電影節獎勵了這個記錄片的製作,但西方觀眾似乎並未因此片改變對中國官吏的「偏見」,甚至更增添了某種疑慮與不滿。倒是在中國觀眾中,這個被禁的記錄片激起了一片熱烈的頌揚之聲。我很理解中國觀眾的心情。在腐臭瀰漫、怠惰無能的中共官場裡,突然冒出一位個性鮮明、有魄力並大刀闊斧做實事的「明星官員」,不禁讓人眼睛一亮。

耿彥波所做的事情,被一些中國文人讚譽為「前無古人」。二○○八年,耿彥波擔任大同市市長,上任不久便大膽宣布了一項輝煌的計劃:在有著一六○○年文明的大同市,推行耗資上百億元的古城保看護程,將古城內所有的現代建築都搬遷出去,以恢復傳統的城市格局。

市長夢想將大同市從不景氣的煤礦工業城變為文化名城,建設成「旅遊天堂」,以文化資本獲得商業經濟收入,這令一些本地人產生了希望和自豪感。而耿彥波本人則是一副典型的中國傳統「清官」形象。他穿一雙落滿灰塵的舊皮鞋,親自到工地探查;他任勞任怨工作不顧家,以致妻子到會場吵鬧;他親自處理下層官僚導致的種種問題;……。

就在耿彥波的宏偉計劃不斷推進時,二○一三年二月,上級突然來了一紙調令,不由分說地把耿彥波調到太原任市長去了。大同人百般不舍,民意頓時沸騰起來。人們拉著橫幅走上街頭,甚至下跪請願,大聲呼喊:「耿市長,留下來!」

儘管備受人民的敬仰與愛戴,「好市長」耿彥波在離開大同時留下的卻是一個爛攤子。首先是他拆遷了五十萬人的居民房,其中不乏居無定所、傾家蕩產的上訪戶;其次是大同耗資上百億的造城工程爛尾,有些地方形同「鬼域」;再次,是他為大同留下三十億美元(上百億人民幣)的債務。

記錄片一開頭,就出現一片硝煙滾滾如戰場般的拆遷工地。五十萬大同人世代居住的數千棟房屋,一下子就嘩啦啦地給拆掉了。中國官員雷厲風行的強勢作風,把生性謹慎的瑞典人嚇壞了。一個看完記錄片的瑞典朋友對我反覆念叨說:「這是hemskt!」(可怕的)

一切都讓瑞典人匪夷所思,他們因此向我提出不少問題:「誰給耿彥波這麼大的權力拆掉五十萬人的房子?」「這樣拆遷城市,有沒有專家論證其必要性,有沒有徵求人民意見?」「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居民沒有安置好住房?市長考慮過拆遷可能遇到的風險嗎?」「市長太太怎麼能夠到工作場所吵鬧呢?她丈夫的問題,應該在自己家裡處理。」

中國人一般不會提出瑞典人這樣的問題,因為中國官員的傳統是「為民父母」,而民主的瑞典則是「民為父母」。中國老百姓沒有基本的公民權利,只能將自己與城市的命運寄託於一兩位清官。他們被耿彥波拆城修牆計劃所描繪的美好前景所吸引,相信這位市長會「愛民如子」、造福一方。由於耿市長在大同人心中的形象無比魁偉,因此少有人去深究其做法的合理性。

在我所瀏覽的網貼中,只有一位網名「下載大哥」的大同人意識到自己作為公民的權利,對耿市長的所作所為提出了清醒的質疑,他說:「一個城市的發展到底是應該發揮一人之力,還是應該集城市居民的全體智慧?試問作為城市的居民的我們,到底多大程度上主動參與我們自己故鄉的規劃建設?城市化應該是人的城市化,那麼城市的城市化就更應該聽聽市民的建議。」

「民為父母」,程序正義第一

即使這位罕見的具有公民意識的大同人,也只是希望耿市長能聽聽市民的建議而已。而在民主的瑞典,一個城市是否應該拆遷、怎麼拆遷,只有市民才是決定這一切的主人。因為人民是當家作主的「父母」,市長只是「公僕」而已。因此,耿市長那種「兵貴神速」的強拆強遷作風,在瑞典人看來是不可以容忍的「羞恥」(我的朋友瑪格麗達語)。

為什麼耿市長的作為會被瑞典人視為「羞恥」?這是由瑞典人的價值觀決定的。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指出:「正義是一個社會的首要價值」。西方的「程序正義」原則源自古老的自然正義法則,是對公正行使權力的最低限度的程序要求。耿市長所做出的公共事務決策,在瑞典人看來沒有依照「程序正義」的原則,因此大錯特錯。

那麼,瑞典人是如何按照程序正義的原則移走一座城市,並能保證當地的經濟發展呢?小城基律納的拆遷方式,也許可以給中國人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基律納位於北極圈內,以冰旅館聞名於世。這個城市底下蘊藏著豐富的鐵礦,被譽為世界最大地下礦場。由於幾十年大規模的深度開採,礦區被嚴重侵蝕,城市出現縫隙,整個地區面臨塌陷的危險。

早在二○○三年,瑞典國有LKAB礦業公司就向基律納市政府通報了礦山的危機,提出:為了開採基律納地表下的八十億噸鐵礦石,當地人民面臨選擇:是搬走城市呢,還是關閉鐵礦?二○○四年,基律納市政府向當地人民發布有關城市危機的新聞稿。二○○七年,市議會投票決定小城的命運。由於沒有達成共識,左派黨和中間黨投了棄權票,該決議被推遲。

二○○八年,中間黨人塞爾伯格徵集了簽名請願書,對城市的未來發展進行全民投票。同年,國有礦業LKAB公司的董事會公布,城市轉型的成本估計為一百二十五億瑞典克朗,該公司將全部承擔這個開支。二○○九年,市政府修訂綜合計劃,決定新城區將建在基律納西北。二○一二年,市政廳舉辦建築設計競賽,獲勝的建築師開始設計城市的未來。二○一四年,市議會議長與LKAB公司總裁簽訂有關城市重建的賠償合同,新基律納市的建設開始快速啟動。

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基律納的議會、媒體和民間機構進行了廣泛的爭論和評估,人民有充分的時間瞭解情況、權衡利弊。他們聆聽各方面專家的辯論和分析,對這座小城的歷史、地理、文化、旅遊、經濟以及各方面的利弊做出論證。各方力量在此展開了博弈和抗爭。

最後,幾乎所有的基律納人都認識到這一點:如果城市不搬遷,鐵礦被迫關閉,大多數基律納人就會失業,城市也會衰敗下去。當地人終於統一了認識,做出了決定:把城市遷移到新的更牢固的地方,準備拆掉面積達二十三萬平方米的區域裡的三千棟房子,遷走一萬八千個居民。

「程序正義原則」里有一個核心思想,即:「任何人在受到不利影響之前都要被聽取意見」。除了基律納政府、議會、各黨派和媒體廣泛徵求人民的意見之外,負責遷移項目的瑞典White建築事務所還安排了一個人類學家團隊,向當地居民諮詢意見。

我們在媒體裡聽到基律納人的各種意見,除了談拆遷方案和補償方案等重大問題之外,還有些是私人感情方面的枝節問題。例如,有當地人抱怨說,他的父母和他本人都是在那所房子裡出生的,拆掉那房子他會感到很失落。還有女人說她很傷心,因為那個將要拆掉的公園有一條長椅,是她年輕時談戀愛的地方。

當地政府儘可能滿足每個被拆遷人的正當要求,提供各種生活便利,甚至照顧基律納人的感情需要,保留當地的一些古老建築。例如,一座曾獲選為「瑞典最美麗建築」的木製教堂,將被一磚一瓦地卸下來,然後在新址上原樣重裝。按照計劃,基律納的新市政廳要到二○一六年才能入住,新城將在二○一七年開張,整個遷城計劃可能要延續數十年才能完全結束。

(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 zhongkang  來源:爭鳴雜誌2015年7月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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