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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總書記強姦女下級霸占下級老婆 後果太嚴重了

—顧順章對中共長期不滿投誠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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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顧順章在國民黨印發的《轉變》雜誌上發表《告中共青年書》,揭露了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強姦下級女同志,侵占下級同志的老婆(廖任先的老婆周招英,上海怡和紗廠女工出身,出事地點在上海愛文義路戈登路口朱老闆家裡)。同時更拿黨的經費去討姨太太(與向忠發同時被捕,是浙江寧波女子,是人家姨太太出身),供給他個人不正當的揮霍」。他說:「革命是何等神聖的事業,革命黨又是何等光明的組織,而自命不凡的共產黨中領袖們,不料竟有這些黑暗可恥的事情發生,怎不令人失望?怎不令人灰心?這些事情,都是我去參加解決,並不是耳聞。」

顧順章曾為保衛中共中央機關和領導人的安全不惜個人安危,但是中央的內幕讓他傷心失望。這些都是共產國際操控中共造成的後果。向忠發是共產國際挑選的總書記,被米夫捧上台的王明、博古都是留蘇歸來的青年書生,六屆四中全會後也位居顧順章之上。作為老資格的政治局候補委員,顧當然心裡不平衡。所以,被捕之後選擇投誠,是有原因的。而當他投誠之後,更是通過各種手段對中共進行破壞。

1931年12月2日,申報刊發顧順章緝拿周恩來等人的懸賞啟事

錢壯飛挽救上海中央機關

1931年3月,為了加強鄂豫皖蘇區黨和紅軍的領導,中共中央決定派政治局委員張國燾和沈澤民、陳昌浩從上海去大別山。因為張國燾在黨內的重要地位,中央特派政治局候補委員、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親自護送。張國燾回憶:「顧順章為我服務,十分賣力。他決定親自護送我到漢口,沈澤民的行程則由他的助手料理。他告訴我,有一艘來往滬漢之間的野雞船,與他有密切關係,這艘船將於3月底開赴漢口。他要我坐那艘船,他自己則先趕到漢口物色人員護送我去黃安。」

顧順章把護送的細節都布置得很妥帖。張國燾回憶他的秘密之旅:「4月1日凌晨,我扮成普通商人,顧順章的助手扮成我的夥計。街車司機雖與我互不相識,卻也是一個同志。我們在夜深人靜時直駛楊樹浦碼頭,到達碼頭時,曾有一巡捕來查問。我的夥計下車應付了幾句,便通過了。此外並沒遇著甚麼阻撓。到達船上水手艙中時,陳昌浩已先我在那裡,也是扮成我的夥計,擺出一副侍候老闆的神氣,為我多方張羅照料,我們就這樣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了上海。」

「4日下午,我們的船快要到漢口了。顧順章囑咐船主要在下午六時後靠碼頭。因為顧順章認為六點多鐘是暗探們用膳的時間,那時登岸危險性可能少些。果然,這艘船馬上減低了速度,直到六時過後才停泊好。我和陳昌浩各提著簡單的行李,走出碼頭的時候,天已近黃昏。碼頭外的要道上,有一個年輕人手裡拿著一張當天的報紙,向我們投射了一個暗號,這就是顧順章派來接我們的。那青年人旋即坐上一輛人力車,我們也跟著坐上人力車,直向離碼頭不遠的日租界駛去。」三天後,鄂豫皖蘇區的交通到了漢口,接上張國燾和陳昌浩,在沿途交通站一路護送下,順利到達蘇區。

顧順章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機警細緻,每個環節都做到萬無一失,表現他從事隱蔽工作的高超水平。但是完成護送張國燾的任務後,他想放鬆一下,在漢口滯留幾天,不幸被人發現了。當年捕獲顧順章的國民黨武漢行營少將偵緝處長蔡孟堅回憶:顧順章被捕後,非常鎮靜。明確承認自己的身份,要求蔡孟堅安排他去南京蔣介石。武漢行營主任何應欽安排蔡孟堅護送顧順章去南京,送交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即中統)。

蔡孟堅急於報功,沒有將此事保密。他連續發了五封電報,向徐恩曾的調查科和其他有關單位通報了送顧順章來南京的事情。沒想到周恩來安插在徐恩曾身邊的諜報員錢壯飛獲悉了此事。

錢壯飛等人能順利混入並長期潛伏在國民黨中央特務機關內,說明國民黨組織的稀鬆。無論何等機要部門,都是只要有熟人或老鄉介紹,都可以進入。國民黨內部一直沒有嚴格的政治審查機構,其中的成員只要沒犯罪或暴露身份,都可以安然無事。錢在徐恩曾身邊已經竊取了密碼,並不止一次地截獲國民黨重要情報通報中共中央,徐恩曾卻一直被蒙在鼓裡。

顧順章被押往南京的時候,正值周末。徐恩曾從南京回上海,錢壯飛值班。錢連接漢口電報,獲悉顧順章被捕反水,大為震驚。幸虧顧順章從漢口乘船到南京要兩天時間,這個時間差給錢留下了向上海中共中央通報的時機。錢趕緊派人乘夜間火車去上海,向周恩來通報。

蔡孟堅在漢口租用招商局小輪船,派憲兵押顧順章赴南京。蔡孟堅提前一天乘飛機到南京作安排。蔡將顧送到中山路305號徐恩曾的秘密辦公處。顧順章一見門牌,說這裡是共黨駐南京的機關住處,才說出錢壯飛。原來,顧順章只知道這裡是秘密接頭地點,沒有把錢壯飛和國民黨特務機關聯繫起來。

徐恩曾得知錢壯飛是共產黨,如同五雷轟頂。他趕緊布置特務到上海抓人,但是晚了一步。周恩來得知顧順章反水,同樣震驚。因為顧順章負責特科,掌握中共中央在上海所有的機關和領導人住址以及聯繫方式。他迅速部署各方搬家撤離,上海中央各方紛紛逃散,自找出路躲避追捕。等國民黨特務上門,大多人去樓空。

向忠發

如果說顧順章的投誠是由於貪生怕死而投降國民黨,也不盡然。在偶然的事變中實際有著必然的原因。1933年,顧順章在國民黨印發的《轉變》雜誌上發表《告中共青年書》,揭露了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強姦下級女同志,侵占下級同志的老婆(廖任先的老婆周招英,上海怡和紗廠女工出身,出事地點在上海愛文義路戈登路口朱老闆家裡)。同時更拿黨的經費去討姨太太(與向忠發同時被捕,是浙江寧波女子,是人家姨太太出身),供給他個人不正當的揮霍」。他說:「革命是何等神聖的事業,革命黨又是何等光明的組織,而自命不凡的共產黨中領袖們,不料竟有這些黑暗可恥的事情發生,怎不令人失望?怎不令人灰心?這些事情,都是我去參加解決,並不是耳聞。」

顧順章曾為保衛中共中央機關和領導人的安全不惜個人安危,但是中央的內幕讓他傷心失望。這些都是共產國際操控中共造成的後果。向忠發是國際挑選的總書記,被米夫捧上台的王明、博古都是留蘇歸來的青年書生,六屆四中全會後也位居顧順章之上。作為老資格的政治局候補委員,顧當然心裡不平衡。所以,被捕之後選擇叛變,是有原因的。

上海中央機關陷於癱瘓

靠著錢壯飛的報告,上海中共中央機關逃過一劫。但是在顧順章和國民黨特務的追捕下,上海中央機關處於十分危險的局面。周恩來、王明等領導人經常變換居住地,並與外界基本斷了聯繫。之所以如此被動,主要因為顧順章破壞了特科,使中央失去了保護傘。顧順章說:「共產黨特務工作的破產,影響共產黨的組織上受了很大的損失。因為他們過去幾年全依賴特務工作而生活,無形中特務工作變成了一個保險機關。大家都依賴這個東西,甚至一般稍負責的同志走一條路,也要先問問特務工作者。所以特務工作一旦破產,他們就失去了保障,而致全局出現了動搖的現象。」

由於顧順章的出賣,中央特科最重要的情報來源楊登瀛(鮑君甫)被捕,董健吾牧師也被迫隱蔽。陳賡無法在上海立足,轉去鄂豫皖蘇區。特科的情報科癱瘓,中共中央失去了情報來源,就不能預先獲知國民黨特務的動向,猶如人沒了耳朵眼睛,只能東躲西藏,躲避搜捕。周恩來當時幾天一搬家,一度住在永安里44號(今四川北路1953弄)。周恩來的二伯父一家在1921年至1931年間曾居住在這裡,這個住所黨內無人知曉,成為周恩來夫婦在最危急時刻啟用的隱居地方。王明為躲避敵人的搜捕,這期間躲到上海郊區教會的虹橋療養院居住。後來嫌不安全,又搬到鄉間寺院隱居。

儘管顧順章沒有捉住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但還是對上海中央機關造成很大的破壞。總書記向忠發本來已經轉移,又回到原居住地,被捕後叛變。在寫了交代材料後,國民政府認為他價值不大,將其槍斃。原中央委員惲代英在「立三路線」時期遭受打擊,被罰做基層工作,不幸被捕。但惲代英隱瞞了身份,化名王作霖,被關押於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因身份未暴露,僅判了幾年刑。顧順章曾通過關係營救,就在惲代英即將出獄之前,顧到監獄指認了惲代英。惲代英堅貞不屈,被國民政府處死於南京雨花台。

顧順章的投誠,使中共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潛伏組織被破獲。徐恩曾回憶:「錢壯飛原來是共產黨派來的奸細,這使我大為驚訝。此人系我在民國十七年(1928)負責籌備中國無線電商報時招考進來的職員,以我三年來的觀察,相信他是一個不怕辛勞,忠於職守的幹練青年,平日埋頭做事,不問外務,沉默寡言,事情做得又快又好,這樣一個循規蹈矩的模範職員,竟是共產黨派來的間諜,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徐恩曾也有意外之喜,潛伏在中統機關的女機要員費俠被捕。費俠,湖北鍾祥人。在蘇聯留學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留學歸國後,在上海中央機關工作。費俠相貌出眾,多才多藝,具有極好的口才和交際能力。1927年參加特科。1928年受中共派遣,到徐恩曾開辦的無線電培訓班學習,並藉機潛入國民黨特務機關內部。費俠工作勤懇幹練,得到徐恩曾的信任,當了機要員。在此期間,曾多次為中共提供重要情報。顧順章的投誠,導致費俠被捕。徐恩曾聽說費俠是共產黨,震驚之餘心裡一陣驚喜。費俠年輕貌美,徐恩曾對其暗戀已久,只是沒有合適的機會搞到手。現在費俠面臨兩個抉擇:一個是被槍斃,一個是歸順國民黨。在顧順章的說服下,費俠投誠。徐恩曾拿住了費俠的軟肋,展開愛情攻勢,不惜與妻子離婚,一定要娶費俠。陳立夫兄弟力勸徐不要娶費俠,但徐竟向陳氏兄弟表示:寧可不做特務頭目,也要與費俠結婚。陳氏兄弟見他意志堅決,也無可奈何。蔣介石為此召見徐恩曾,問:「你駕馭得了她嗎?」回答是沒有問題。1936年,徐恩曾與費俠結婚,此後白頭偕老。蔣介石認為徐恩曾是好色之徒,不堪大用。此後徐恩曾失去蔣介石的信任,戴笠的軍統取而代之。

顧順章的投誠,上海中共中央機關雖然及時轉移,沒造成過多人員的被捕,但卻再也無法像以前那樣正常運轉了。因為顧順章熟悉共產黨的運轉方式和聯絡手法,一旦活動,就有被破獲的危險。經過半年多隱藏,周恩來離開上海去江西蘇區。隨後,中共中央機關和領導人也陸續遷往江西。這個結局充分說明:共產國際的城市中心革命路線,在上海是徹底失敗了。

訓練國民黨特務

顧順章叛變之初,徐恩曾對他極為器重。希望藉助他來摧毀共產黨的秘密組織系統,並提高國民黨特務的水平。看到國民黨特務機關的幼稚和水平低下,顧順章為他們編寫了《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教科書。他在自序中說:「這本書的內容,完全是根據我個人從各種不同的社會裡親身閱歷出來的實際的經驗,既非抄襲其他著作,亦非得自異人的傳授。偉大的社會是我的學校,艱難困苦的環境是我的導師,各種實際問題是我的書本和實驗的材料。自我參加特務工作到現在,無時無刻不是抱著創造和學習的精神去努力一切,從沒有偷閒過,亦沒有自驕自矜過。」

《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共10餘萬字,分為「緒論」、「特務組織」、「特務工作的方法」、「特務觀念」、「秘密」、「特務技術」、「特務常識」、「特務人員的修養問題」八章。內容包羅萬象,既有顧從蘇聯受訓學來的知識,有中共的組織方式和秘密工作原則,也有他根據中國特色自己總結的經驗,甚至把心理學、江湖相術、黑社會流氓手段也囊括其中。顯得非常實用、可行。

僅以跟蹤為例,過去國民黨特務跟蹤共產黨人,都是簡單地用一個「包打聽」在後尾隨,很容易被共產黨人發覺,然後串弄堂、進電影院、百貨商場甩掉尾巴。顧順章向國民黨特務傳授了用三人跟蹤一個對象的交叉跟蹤法,隱蔽性和跟蹤效果大為提升。

顧順章向國民黨特務傳授的經驗,非常具體細緻。以「盯梢」為例,他就講了各種不同環境的方法:「假如被盯梢者叫了黃包車或汽車,那你一定也要坐黃包車或汽車繼續盯梢。但要注意的:黃包車不能盯汽車的梢。如果汽車盯黃包車的梢要在黃包車的前面走,到了相當地點再下來,另雇黃包車去盯梢。萬一沒有汽車和黃包車可雇,只好記著他那車的號碼、顏色、乘車的時間、地點、方向等,留待後來到車行里去查。上海汽車號碼,租界的是黑底白字,華界的是白底藍字。營業汽車與自備汽車的號碼也有相異的地方,這些都要弄清楚。汽車盯梢到十字路口時,相距不能太遠,恐為紅綠燈交換而使其銜接。黑夜時相距更不能太遠,恐被盯梢者的汽車熄滅了號碼燈或放出煙霧,使後面的車子不能辨識真相。又汽車盯梢時要注意他在危險時開槍,須預有準備。電車上盯梢要注意的,在未上車前先要注意被盯梢者的態度、動作、所立的地方、或換錢等等,預料他是否要上電車,盯梢的人亦隨之準備。上了電車以後,依身份的不同,分坐不同的車廂。比如我穿的普通衣服,就可以坐在三等車上;他穿的是西裝,就可以坐在頭等車上。各人自己心裡有數,用不著互相打招呼的。上電車後要注意被盯梢者所買的車票,不必看他的車票才知道他到什麼地方下車,只要看他數錢的多少就可以知道差不多了。自己買票,要買長途票,時時刻刻要留心被盯梢者的行動、態度,但不要死板地望著他。否則,不獨對方要注意你,懷疑你,就是別人也要注意你,懷疑你,疑惑你是扒手。上下車動作要快,不能遲疑。否則鐵柵一關,就不能上下了。上車要迎頭跳,右腳先左腳後;下車要順著跳,左腳先右腳後。」

編纂教材的同時,顧順章還舉辦了調查科第一期特務訓練班。時間三個月。人員僅有史濟美、李熙元、王劍虹、陳忠悌四人。雖然時間短、人數少,但質量很高,顧順章的傳授使國民黨特工受益匪淺。史濟美(馬紹武)受訓後,於1932年6月被派到上海主持調查科上海行動隊,在短短一年時間內,竟然兩次破壞中共江蘇省委、捕獲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盧福坦和原特科負責人陳賡以及廖承志、羅登賢、丁玲、潘梓年等人。這樣一個對共產黨破壞極大的特務,被紅隊刺殺時年僅25歲。

由屠殺改為勸降

自1927年以後,國民黨對共產黨人一直採取屠殺政策,並制定了《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這個嚴酷的法律是白色恐怖的體現,但並沒有達到徹底消滅共產黨和進步力量的作用,反而激起了更大的反抗。顧順章對此有親身感受,他勸說陳立夫和徐恩曾:對共產黨人不要採取殺害的愚蠢做法,而要做說服轉變工作,讓他們脫離共產黨,或叛變自首,被培養為「細胞」,潛伏在共產黨內,幫助國民黨破獲共產黨機關和組織。

顧順章建議:發現中共嫌疑對象,並不馬上逮捕,而是將他定為「說服對象」,派特務秘密到他家,或者將其帶到偏僻的茶館和清靜的馬路邊,先問生活、工作情況,再試探他對共產黨的看法和態度。開始對方不會承認,特務就威逼利誘說:「你有妻兒老小,全家靠你養活。你參加反動組織,擾亂社會治安,萬一被捕,你的家庭不也要受到牽連嗎?我們為了挽救你,希望你早點向政府自首,這樣既可以保證你的前途,又可以保證你的家庭安全。何去何從,你要三思。」這樣做的效果非常明顯。因為「說服對象」多是基層黨員,他們有職業、有家庭,害怕失業。這樣的談話,他們一般不會向上級組織匯報,怕受到懷疑,被斷絕組織關係,更不敢逃跑(因有家庭拖累)。所以,多數人在經過兩三次談話後,就辦理了秘密自首手續。然後又被派回到中共組織,成為隱藏在中共內部的「細胞」。

對於被捕的共產黨人,顧順章指出:「審訊政治犯,若用嚴刑拷打的方法,絕對不能解決。應以談話的方法,探求其口供。」其方法是:

A、要審查對方的一切:1.須明了其等級,高級領袖,中級幹部,抑是下級幹部。2.須知道他的知識、程度及家庭情形。3.須知道他的態度及性格。

B、談話時態度要誠懇,並且要內行,問其思想、路線及所知機關等。

C、有時安慰之,有時欺騙之,或真或偽,不能給他知道自己的本來面目。茲舉數點:1.你不要害怕,不會捕到即槍斃的。2.假使派你擔任工作,你會怎麼樣呢?3.我以前同你一樣的,你不知道嗎?

對嫌疑犯的談話,要注意需要,以博其同情而得到口供。如問:1.你要帶信回家嗎?我給你帶去。2.你要被單、蓆子和衣服嗎?3.你知道牢內的一切規則嗎?

什麼樣的對象可以促使其叛變呢?顧順章指出:最重要的是觀察他的思想及日常生活嗜好。例如:

「一個人的一切一切,全以自私自利做根據,只求保守自己,不願多管閒事。對於社會上不公平的事,毫不關心,甚至連批評都不批評。這種人沒有一點丈夫氣概,不獨不能充當革命戰線上的戰士,連一個忠實的朋友都不夠資格。因為在你有患難時,他不但不來幫忙你,反要投井下石。」

「口裡不斷地喊著平民化,而他的日常生活完全是貴族化,我們可以知道他的內心中仍然充滿著升官發財的思想。」

「口裡儘管喊著廉潔奉公,不要做貪官污吏,但他嗜好打牌,狎妓,和姨太太一起去玩遊藝場,這種人事實上一定不會廉潔的。」

顧順章說的這些人是有所指的,在上海中央機關,確實有些人作風不正。這些人多數是共產國際任命的領導人,他們沒經歷過1927-1931年的嚴酷鬥爭,唱著國際路線的高調,拿著國際經費,在租界過著優裕的生活。一旦被捕,最先反水的往往是這些人。

高級幹部的腐敗導致組織破壞

通過「自首政策」,國民黨特務運用恩威並施、軟硬兼施的策略,特別是對中共負責人進行瓦解和勸降,達到消滅黨組織的目的。1931年7月,國民黨破獲上海中共中央宣傳部和《紅旗日報》機關,中共中央委員羅綺園、楊匏安等16人被捕。起因是羅綺園生活腐化導致的桃色案件。

羅綺園,廣東番禺人,1922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廣東早期的共產黨員之一。1924年主持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大批農運幹部。1927年12月參加廣州起義,擔任農軍總指揮。起義失敗後,羅綺園又到上海工作。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後,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羅綺園有光榮的奮鬥史,但是他生性風流,在此期間,他借「住機關」之便,強迫同志的妻子陳小妹與他同居。陳小妹不願意,向丈夫胡某訴苦,胡某本來對領導上這種做法非常忿恨,忍無可忍之下,胡某去向國民黨特務機關舉報。徐恩曾回憶:「在一天的早晨,胡君引導我們到馬斯南路(今思南路)一幢很華麗的巨宅中,把他的愛妻接出來,並把羅綺園捕到。

說來非常不幸,羅綺園被捕後,楊正巧來到機關,因此一同被捕。羅綺園被捕後,很快投誠,供出了宣傳部的機關和其他人。大革命國共合作期間,楊匏安知名度很高,蔣介石又知道他受過共產黨的處分,便實施勸降。楊匏安堅決不降,1931年8月被殺。羅綺園雖然投誠,但其價值有限,也被國民黨當局槍斃。獲悉羅綺園叛變的消息後,1931年8月28日,中共中央通過《中央關於叛徒羅綺園、廖劃平、潘問友的決議》,決定永遠開除羅綺園等人的黨籍。

由於機關不斷被破壞,反水者日益增多,周恩來、王明等人在1931年底離開上海。1933年臨時中央負責人張聞天、博古離開上海前,把工作交代給李竹聲。李竹聲(1903—1973),安徽壽縣人。1925年加入中共,1926年10月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是王明宗派骨幹之一。1931年回國後升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博古離開上海前,指定李為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書記。

李竹聲心胸狹隘,動輒打擊異己,在黨內影響很壞。張國燾夫人楊子烈當時住機關,她回憶:「瞿秋白到蘇區後,常常託交通同志帶信給楊之華。有一天李竹聲和黃文杰在新閘路我的住處開會,李竹聲對黃文杰說:『你看瞿秋白這個傢伙,又給他老婆捎信來了。差不多交通同志來上海,每次都有她的信,真討厭!這次不要把信轉交給她。』我默默地坐在旁邊,未敢插言,只感到陣陣心寒。秋白走了,之華照例搬家。李竹聲派一個男同志跟之華同住,晚上他要和之華同睡一床,氣得之華抱著被褥睡在地板上。當時誰敢反抗這種可恥的措施,馬上就不給生活費!這就是當時在上海的所謂『二十八個半』對待同志的殘忍手段。」

1934年6月26日,由於線人告密,李竹聲在公共租界馬立斯新村中央機關開會時,和與會的負責人一同被捕。特務們順藤摸瓜,共破獲上海中央局及江蘇省委機關13處、逮捕18人,繳獲大量文件。李竹聲被捕後,國民黨特務向他勸降,但在理論上辯不過李。徐恩曾命令將李竹聲押往南京中統總部,改由訓練科的特務出面勸降,李竹聲終於動搖投誠,供出了上海中央局組織部長盛忠亮的住址。

盛忠亮,又名盛岳,1925年五卅運動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學生運動。1926年底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加入「二十八個半」。盛精通馬列主義理論,外語能力強,受到米夫重用。1932年底回國,未經選舉被博古等推舉為中央委員,任中央上海中央局組織部長,1934年6月李竹聲被捕後,接任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

李竹聲的反水,導致盛於1934年10月4日在上海法租界被捕。盛忠亮被捕後,受審時一言不發,大有堅貞不屈的架勢。國民黨特務請教線人,終於找到盛忠亮的唯一弱點:他對女友秦曼雲(1908—2001,擔任中央局機要通訊工作,與李竹聲同時被捕後成為叛徒)言聽計從。徐恩曾命令將秦曼雲從南京解往上海,經過秦的勸說,盛忠亮終於投誠。盛忠亮被捕同時,國民黨還破獲了中共在上海的兩部電台,導致上海與中央蘇區的電信聯繫中斷。

楊子烈親身經歷了這段厄運時期。她回憶:「1932至1933年,上海共產黨的機構大遭破壞。地下工作人員被捕者日眾。前幾年國民黨凡捉到共產黨,不管三七二十一,有殺無赦。殺了這麼多年,共產黨還是殺不完,而且共產黨還有了游擊隊。大概當道者仔細想想也不是辦法,現在忽然改變了政策,捉住共產黨,不但不殺,而改用懷柔優待政策,使之為國民黨工作,以毒攻毒。他們用連環跟梢辦法,破獲了上海共產黨中央分局的機構。中央分局書記李竹聲第一個被捕,這自然使人吃驚!代理書記盛忠亮,不數月又被捕。黃文杰繼任代理,不久又被捉去。差不多不到半年,捉去了三個中央分局書記,上海黨的大小機構幾乎被破壞殆盡。」

「反省院」和「轉變」政策

隨著被捕的共產黨員越來越多,國民黨和中統對共產黨員的「轉變」政策也上升到制度化、規範化的程度。國民黨在南京和蘇州等地建立了「反省院」,直屬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中統)。當時最重要的「反省院」一是南京曉莊的「首都反省院」,一是蘇州「反省院」,位於蘇州盤門內銅元局前蘇綸紡織廠職工子弟小學校址內。

反省院所拘押的人員大約可分為三類:一為背叛中共不徹底的人,二為堅決不承認自己共產黨員身份的人,三為托派分子、脫黨分子以及其他思想左傾者。

反省院對送進來的「反省人」進行政治思想訓練,形式有學習、上課、訓話等。「學習」就是發給「反省人」一些國民黨理論書籍和反共文章,如戴季陶的《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等,讓「反省人」自己學習,寫出讀書筆記、思想匯報。「上課」就是由擔任訓育員的特務講。「訓話」就是聘請國民黨要人、名流學者講話。陳立夫親自到一些反省院訓話,企圖對「反省人」施加影響。凡聽課聽講的人,必須寫聽講筆記、反省筆記,送交訓育員審閱,此外,訓育員還經常找一些人進行個別談話。

反省院規定:對「反省人」的「轉變」工作以半年為一期,到期舉行考試。試題多為「對共產黨的認識」、「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比較」、「對蘇聯的認識如何」、「中蘇關係怎樣」之類,考試不及格要留級,繼續反省半年,如果再次考試再不及格,就要嚴厲懲罰。反省院的訓育員常常威脅說:「如果三期不及格者,便要槍斃!」以此造成「反省人」精神和心理上的壓力,促使他們自首。

在勸降、軟化的同時,特務也使用嚴刑拷打,達到軟硬兼施的效果。儘管這些手段殘忍毒辣,有些共產黨員並不屈服。有人寧肯留級,也不寫悔過書,不寫反共聲明。當然也有部分人經不住考驗,自首反省,投誠反水。多數人雖然沒公開叛變自首,但也沒有激烈反抗,有的也應付差事,說些軟話,爭取早日出去。

這個制度推行到許多地區。1932年8月,廣東軍閥陳濟棠派警衛旅到海南島「圍剿」紅軍。瓊崖紅軍被警衛旅剿滅,紅軍中有個女子軍特務連,龐瓊花、馮增敏、王時香等連排幹部8人被警備旅俘虜。根據國民黨編寫的《瓊崖剿匪記》的記載,這幾個女紅軍被捕後,先關在當地警察所,「旅長均許改過自新」。警衛旅調離瓊崖前,就如何處置女子軍連幹部問題請示陳濟棠。陳濟棠1933年9月7日指示「施以感化處分」。1934年,八位女子軍幹部被轉至廣州國民特別感化院。

特別感化院位於廣州河南,亦稱南石頭監獄。1927年「四一二」事件後,大批共產黨人和親共人士被關押在此,著名的共產黨員蕭楚女、熊雄都是在這裡被處決的。1933年改為感化院後,女子軍幹部被送到這裡。除了進行政治訓導外,她們在感化院裡種菜、到作坊做手工勞動。為了體現感化效果,還給她們拍集體照。1933年上海雜誌《良友》第74期發表了一張照片,題為「在瓊崖捕獲之紅軍女子模範軍先鋒隊隊長龐瓊花與全體隊員合影」。龐瓊花與王時香、馮曾敏等剪了統一的披肩短髮,穿著統一的半袖廣東傳統白色女裝。還有一張合影,是《瓊崖剿匪記》書中刊登的,這張照片上,8人穿的是統一的黑色短袖夏裝,頭髮也統一剪的短髮。

國民黨對共產黨推行的自首反省政策,導致一些共產黨高級幹部的投誠,直接導致上海等大城市中共組織的破壞。

但是也要指出,國民黨的感化政策,確實讓許多共產黨員免遭屠殺。1937年「七七事變」後,開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新局面。共產黨代表周恩來到南京、廬山、上海等地與國民黨當局談判,要求釋放全部關押的政治犯。南京、蘇州等地反省院中關押的共產黨員陸續出獄,共計有一千餘人。他們出獄後,多數去了延安。

顧順章之死

顧順章投奔中統後,徐恩曾對他抱有很大期望。徐回憶:「顧順章是上海機器工人出身,曾在莫斯科受過嚴格的特務訓練,加上他在這一方面的天才,聰明、機警和技巧都是高人一等,因此造成了他的特務工作的卓越才能。」但是徐也說顧「為人陰狠毒辣,死在他手下的同志不知凡幾,同黨的人將他比作餓了要吃人,飽了要打架的豺狼,人人都畏懼他。當我和他相處較久之後,發現他有強烈的領導欲,享受欲和殺人狂也是他的特性之一,對安分守己的正常生活,逐步顯露不滿」。

起初,顧順章還想在國民黨中顯示他的能力。徐恩曾說:「顧順章轉變之後,我們在全國各地與共產黨作地下戰鬥的戰績,突然輝煌起來,案件進行也不像從前那樣棘手,尤其破獲南京、上海、杭州、蘇州、天津、北平、漢口等大城市的共產黨地下組織的案件是和他取得聯繫的結果,由於他在共產黨內部的歷史和地位,使他對共產黨的上中級人事具有極廣泛的了解,各地共產黨的指揮機構中,更不少是他的舊部,他好像一部活動的字典,我們每逢發生疑難之處,只要請助於他,無不迎刃而解,本來是無法判罪或情節輕微的案件,經過他的指證之後,立刻可以定讞或重要性突然增加了。同時,從這些破案中,又獲得了向上追溯的機會,於是又擴大再破獲。這樣一次又一次地連續破獲,使共產黨在全國各地的地下組織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擊,受創嚴重的地區,竟至無法恢復組織。」

但是不久,顧順章就失望了。顧順章想自己組建一個新黨,並與上海地下黨組織建立了關係。這些舉動被國民黨方面察覺了。徐恩曾認為顧是個危險人物,不除掉總是不放心。他說:「我派在他手下做事的一位工作人員(也是共產黨轉變過來的)向我報告,他有實行暗殺計劃後,逃亡江西赤區的準備,於是我們對他的最後一點希望也只好放棄了。我前後經辦和他同等重要地位的共產黨分子的自新轉變案件,不下五六十起,顧順章是唯一的轉變後又想回到敵人懷裡的一個。」1935年6月,蔣介石以通共的罪名,下令將顧順章殺掉。顧順章這個中共黨史上的傳奇人物,死時年僅3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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