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孫大午已經成為億萬富翁之後，有一次，他帶著一群客人在企業園區里參觀，不遠處，一個衣衫儉樸的老人很吃力地背著一個大竹籮在撿廢舊垃圾，而在一間簡易平房裡，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婆婆蜷縮柴火旁，眼睛死死地盯著地一口大鐵鍋里做著的農家飯，像一個乞丐等著主人家的施捨。
孫大午不動聲色地介紹說，「他們是我的爹和娘」，聞者均大驚失色。這是一個很另類的企業家。2003年，他因非法集資被捕，引起輿論很大的討論，是為轟動一時的「孫大午事件」。
一個「人民公社」信仰者
孫大午出生在河北省徐水縣，這是一個為人所知甚少的偏僻縣城，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這個小縣城因首先在全國颳起「浮誇風」而聞名一時。
孫的家庭極為貧賤，父母以撿破爛為生，他小時候上學買不起學習用品，父親在茅廁里撿來別人用過的廁紙，裁下乾淨的邊角做成練習簿，供他練字。孫大午16歲參軍，復員後幹過縣農行的人事股股長。1985年開始，孫大午的妻子承包了老家村西北邊的一片墳地，開始嘗試養殖業，三年後他辭職下海，逐漸從養殖發展到開飼料廠，到2000年前後，大午農牧集團已經擁有16個廠和一所學校，其最輝煌時候年產值過億。
自幼貧寒的孫大午對貧窮人有天然的感情，他是一個堅定的「人民公社」信仰者。他所創辦的大午集團與其說是一個企業，倒不如說是一個「烏托邦」的試驗區，這裡有工廠、公園、學校、醫院，承載著1600名職工的全部生活。
他將這種模式稱為「互為勞動」：飼料可以養雞，雞糞、豬糞又可以製造沼氣，沼氣可以用來孵化;工人可以帶動商店、飯店等第三產業的發展，醫院、學校不但滿足了工人和附近村民的需求，同時還創造了新的勞動空間。在大午醫院裡，職工和村民每月只用1元，就能享受合作醫療，做一次包括B超、驗血等在內的全套檢查，只要10元錢。
孫大午在大午集團的門口貼了一副自擬的對聯：「安得淳風化淋雨，遍沐人間共和年」，從這些實踐中，可以非常生動看到當年人民公社的某種影子。
身為億萬富翁，孫大午自己也過著犬儒主義者式的生活，他沒有專車，甚至沒有幾件像樣的衣服，住在矮小的平房內，他的父母依舊靠揀破爛為生。他在日常生活中很「摳門」，人稱「孫大摳」。
大午集資：圈住4600戶
孫大午辦企業，最頭痛的事情是無處貸款。儘管他曾在銀行工作過，但是，求貸仍然很難，他後來透露說：「好企業根本貸不出款來，怎麼貸呢?大約是10%-15%的回扣」。
一腦門子理想主義的孫大午也曾經為了貸款彎過一次腰，有一年，大午集團要投資一千畝的葡萄園，需要貸款600萬。當時，有人即勸孫大午走走後門，孫大午被說服了，給當地信用社的領導送去了1萬元，但是，1萬元沒辦成事，孫很氣憤，非要將這1萬塊要回來，最後要回了6000元。從此之後，孫與當地信用社徹底絕緣。
為了自救，從1995年開始，孫大午想到了從親戚那裡籌錢，由大午集團出據借據，承諾給以一定的利息。這種模式後來拷貝給了大午的員工，在大午1300名員工中，共有900餘名把錢借給——或者說存給了大午集團，這些員工的親戚又帶來了1000家儲戶，然後戶戶相傳，儲戶逐漸擴大到了附近的幾個村莊，最終逐漸形成了4600戶的規模。
孫大午給這種融資模式起了個新名字，叫做「金融互助社」。有媒體記者描述互助社的運作情況是這樣的：大午集團設有專門的業務人員，他們在附近的村莊銷售大午公司的產品，同時兼著「吸儲」任務，哪家有錢要存了，可以直接找到他們。當地政府因此質疑這些人為大午集團設置了10餘個「吸儲點」。
大午集團留給儲戶的憑證是統一的借據，存款分為兩類，活期的沒有利息，定期的給予3.3%的年利息，不扣除利息稅，這近乎相當於當時存款基準利率的2倍。而且不論存錢的多少都接受，最多的一單項存款達到了40餘萬元，最少的不到千元。
在大午集團所在的郎五莊，幾乎家家都把錢存在了大午集團，這些錢可以隨時取出來，有的人家半夜生病急需用錢都可以在半夜取得到。從1996年到2003年的8年中，儲戶和大午集團沒有發生過信用糾紛。2003年5月27日，孫大午被捕，罪名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
一個需要交代的全國性背景是，2000年之後，國有銀行進行商業化改造，一向被認為營運成本甚高、盈利性較差的鄉鎮市場被大面積地放棄，在過去的很多年裡，農業銀行和工商銀行承擔著扶貧貸款和小額擔保貸款等服務業務，具有一定的社會性和「公共性」，然而，隨著銀行分理點的收縮，廣大鄉村成了金融的盲點。
2002年3月，新華社在一篇題為《商業銀行丟掉窮包袱》的報導中透露，從1999年起，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開始大規模的機構撤併工作，共撤併了三萬多家網點和分支機構。退出欠發達地區，集中優勢資源進占大中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成為四大銀行整合資源的一致行動。中央金融工委研究室研究員錢小安博士的觀點認為，四大銀行撤併機構的舉措符合銀行改革方向，符合效率原則，有利於金融服務的集中化。
在孫大午被捕的2003年，全國非國有企業體系——包括鄉鎮企業、個體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的短期貸款只占銀行全部貸款的14.4%;中小企業股票、公司債券發行等直接融資只占全部直接融資的1.3%;全國300多萬戶私營企業獲得銀行信貸支持的僅占10%;融資渠道窄、貸款困難已嚴重製約了民營企業的發展壯大。
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民間性的「地下錢莊」再度復活，孫大午事件正凸現出了現實的嚴酷與尷尬。
非法集資和合法圈錢
關於民間融資的合法性爭議，從上世紀80年代的溫州「地下錢莊」開始就一直爭議不休，到孫大午案仍然是眾說紛紜。
有律師認為，「大午集團的集資沒有非法占有、沒有揮霍浪費，而是主要把錢用去建設了大午中學，造福鄉里;加上這種借款行為是限於與公司有相互信賴關係的工人和鄉親，具有特定的範圍，而不是不特定的一般社會大眾。因此，應該是合法的民間借貸行為。」
而清華大學研究商法的施天濤教授則認定，孫大午的這種行為「應該屬於違法」，因為「不論是否造成什麼危害，這都是不可以做的事情」。
老資格的經濟學家茅于軾為孫大午案四處奔波，他將之稱為「沒有受害人的非法集資」，他撰文說，孫大午表面上違反了我國金融管制的規定，但實際上，非但沒有使任何人受損，倒是有許多人得益，這樣的社會行為如果算是犯罪，就要質疑制度本身是不是值得修訂的必要。
在媒體的廣泛報導下，孫大午案成為2003年度最轟動的商業事件之一。11月，在被羈押近半年後，徐水田方法院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罪名成立，判處孫大午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釋放當日，中央電視台派記者前往跟蹤採訪，在家門口，85歲的老娘抱著49歲的兒子老淚縱橫，孫大午笑言安慰。轉身，有部下告知，入獄期間，他收養的兩個孤兒，因交不起學費差點被趕出校園，聞聽這事，孫頓時眼圈一紅，對著電視鏡頭，掏紙抹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