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號是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誕辰100周年。中共在人民大會堂舉辦大型紀念活動，七個政治局常委全數出席，習近平更發表長達三十分鐘的講話。胡耀邦當年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的罪名而黯然下台，而他1989年的去世更被認為是六四天安門運動的導火線。習近平高調紀念胡耀邦這個中共一直迴避的敏感人物，是出於什麼樣的政治考慮？胡耀邦當年提倡的解放思想，啟蒙民眾等理念，與當今習近平的治國方式有何距離？
參加討論的四位嘉賓是：中共黨史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中國民間學人王康；美國之音記者，社會學家龔小夏；普林斯頓社會學博士，轉型問題學者程曉農。
程曉農認為，官方今天紀念胡耀邦，一方面是希望從耀邦的政績和聲望中挖掘一些所謂的「正資產」，來彌補統治集團搖搖欲墜的聲譽；另一方面也想利用民眾對耀邦的懷念和尊重，增加一點社會大眾對當局的向心力。胡耀邦是中共領導人當中少有的理想主義者，因此表現出單純、坦誠、率真、不玩權謀、親近民眾等人品特點。在充滿了權謀和幫伙關係的中共高層，耀邦歷經風險，從1983年到1987年短短4年間，他6次遭到黨內高層的打壓，耀邦有一句反映自己性格的話，「寧可得罪個別人，不能得罪十億人」；而每次習仲勛都頂住鄧小平等老人的壓力，站出來支持耀邦，但耀邦最後終於被整垮。耀邦的孫女最近寫文章紀念她爺爺時提到兩句話，「他在邪惡面前選擇了正義，在逆流面前選擇了良知」。這兩句話充分體現了胡耀邦這樣的理想主義者領導人的政治選擇，那就是，面對黨內的邪惡和逆流，寧可選擇正義和良知。中共歷屆領導人當中，只有胡耀邦和趙紫陽這樣做過。
高文謙說，重新評價胡耀邦，不在於規格，習近平是否出席，也不在於給他戴什麼高帽子，而是要給他摘帽子，還他一個公道。胡是背著「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抑鬱而死的。胡的遺照滿面愁容，是杜修賢在他發病前兩天拍的，杜讓他笑一笑，胡回答：「我怎麼笑得出來？」可以說是抱恨而終，這是胡生前不能釋懷的一塊心病。胡德平說，胡的遺願是希望「中央對他的問題，能夠有一個結論」。如果習近平真心紀念胡，就應該改變這個結論，否則就是忽悠，胡耀邦地下有知，也不會舒眉開顏。
王康認為，胡耀邦是社會主義國家追求真理、以人民為重的共產黨領袖。其良知純度和人道主義，是他主持平反冤獄、解放思想兩大德業的基礎，是他為中共專制制度難容的根本原因，是其猝死引發中國乃至世界最大規模民主運動的道德旗幟，也是中共1949年後最大正面精神遺產。胡耀邦100周年誕辰，是檢驗習近平和中共當局的又一道尺度。胡耀邦之死及六四鎮壓，成為中國改革的墓志銘和權貴肆虐、全面腐敗的序幕。如果以此為契機，昭雪六四，中國將擺脫26年政治嚴寒，走向民主憲政；反之，把胡耀邦作為強化紅色帝國的教化工具，中國將不可避免地發生難以遏止的禍亂。在民主憲政尚未建立之前，中國人寄希望於政治人物，是時代的無奈，但如果一味罔顧人民的意願，歷史就會以更廣泛的危機和反抗予以回應──這就是胡耀邦生死以之的啟示。
龔小夏認為，習近平的反腐得罪了不少紅二代，而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幹部子弟中有相當影響，這可能是習近平高度評價胡耀邦的考慮之一，即整合黨內外對他的支持。胡耀邦當年的思想解放，其實並不是出於對於西方制度和普世價值有多大的了解，而是出於良知和常識感。他當年曾說，要學習西方，要用刀叉，不用筷子，要穿西裝打領帶。這可以看出他對於西方的理解是非常皮毛的。但他出於良知，知道要用符合常識的做法來治理中國。胡耀邦當年在黨內的評價是「不成熟」，有點被看不起，其實反過來說他就是一個性情中人，他的率真使他在中共講究心計的政治文化中無法生存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