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的516通知和林彪5月18日講話，奠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基礎。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是打倒劉少奇，而劉少奇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是按照憲法程序產生的國家元首。繞開憲法，繞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用軍隊支持的群眾運動廢黜國家元首，這本身就是一場政變。毛澤東和林彪是打著反政變的旗幟搞政變。
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天安門城樓
在1966年4月杭州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解決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問題，被擴大進來的人都有表決權。毛是想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等「左」派干將弄到會上示威。劉少奇強調黨內人事變動必須經中央全會通過。如召開中央全會，毛澤東不一定能取得多數的支持。毛覺察到這一點，所以堅持不開中央全會。不讓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參加。毛緊緊抓住林彪，抓住軍隊，決心必要時「槍指揮黨」挽回頹勢。抓軍隊主要是拉林彪，建立毛林聯盟，以壓住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三個多數。但毛對林彪也防著一手，並不用林彪的親信部隊。最高獎的一顆棋子毛抓住了代總參謀長楊成武。楊成武並不是林彪的親信，在戰爭年代楊林有過齟齬。第63、65軍是楊成武指揮過的華北部隊。全面代替羅瑞卿，躋身於黨、政府和軍隊重要領導人行列的希望吸引著楊成武，楊成武這時是絕對忠於毛澤東的。1966年2月22日毛澤東在杭州接見葉劍英和楊成武，指示撤銷公安部隊，與國防軍統一編組。蓋因羅瑞卿當過多年的公安部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5月15日毛決定設立首都工作組，以葉劍英為組長，以楊成武、謝富治為副組長，成員還有劉志堅、李雪峰、汪東興、周榮鑫、鄭維山、付崇碧、萬里、蘇謙益等，這十一個人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第一副組長楊成武。楊推薦第63軍政委丁萊夫為廣播事業局第一書記，第63軍參謀長王壽仁為廣播事業局副局長，5月14日周恩來指示北京廣播電台脫離北京市領導，由廣播事業局代管。這樣就牢牢地把對外發言的喉舌控制起來了。楊又建議調第63軍駐石家莊的第189師和第65軍駐張家口的第193師來京擔任衛戍任務，由付崇碧任衛戍死了，均獲毛澤東批准。在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前夕或期間完成了部署。毛以自己槍桿子的優勢成功地壓住了常委的多數，孤立了劉少奇，挫敗了劉少奇召開中央全會的企圖。
1966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舉行。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和有關方面負責人共76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都參加了會議。毛澤東指定會議仍由劉少奇主持，但由康生保持和毛澤東的聯繫指導會議的開法，這樣一來劉少奇只起一個司儀的作用。
5月5日下午和6日上午，康生以傳達「聖旨」的神秘身份在會上講了8個鐘頭。康生其人，戰場上披堅執銳，和平時期治國安民，他百無一能，唯獨有搞陰謀權術的天賦。從延安整風他背棄王明投靠毛澤東，只是在促成毛江婚姻上起了一點作用，其他方面寸功未立。毛澤東豢養著他，八大給安排個政治局候補委員，無任何實職，1962年讓他進書記處，作為牽制鄧小平、彭真的一顆棋子。在這次會上，康生挑大樑，起了溝通南北。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自是得意非凡。康生傳達了1962年9月以來，特別是1965年11月以來毛澤東批評彭真、陸定一，要解散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等歷次談話，又著重炫耀1966年3月與他個人的兩次談話和一次集體談話。說：我個人體會，毛主席這三次談話，概括起來是兩條：一條是批評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不准革命；第二條是給任務，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學術隊伍，進行文化大革命。貫穿一個中心問題是中央到底出沒出修正主義？出了怎麼辦？現在已經出了，羅瑞卿是一個，彭真是一個，楊獻珍是一個，楊尚昆是一個，田家英、鄧拓、廖沫沙也是。這次會議要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是在毛主席直接領導下，伯達、春橋等同志起草的。一開始主席就指出，這個通知不應該是技術性的，而應該是理論性的。主席親自做過多處修改和增補，比較重要的地方有：
高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切，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在做這種工作，這是非常危險的。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經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康生停頓幾秒鐘，叫與會者體會這些話的含義和分量，然後說：「這個文件的通過，不是鬥爭的結束，而是運動的開始。」他從來沒有覺得自己在黨內這麼重要過，透過近視鏡片，一雙小眼睛掃視全場。
此時此處，知道「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是指劉少奇的，知道毛澤東決心要搞倒劉少奇的，據陳伯達後來在獄中回憶稱，「除了林彪、江青、總理、康生、謝富治、汪東興和我之外，幾乎沒有人知道。」劉少奇、朱德、鄧小平幾位常委就像聽天書一樣不得要領。一般地講反修防修，警惕赫魯雪夫式的人物，他們又不便於反對，。毛澤東要的就是這個效果，既要打倒（或半打倒）又要叫他們舉手通過。
毛澤東在杭州秘密地會見林彪時，囑其「像在七千人大會上那樣」再講一篇。5月18日，林彪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姿態開始了他的演說：
這是最大的問題，是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顛覆，防止「苦疊打」。
毛主席最近幾年來，特別是去年。提出防止出現修正主義的問題，黨內黨外，各個戰線，各個地區，上層下層，都可能出。我說了解。主要是指領導機關。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以後。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過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發生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門、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系統都做了布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這是沒有完全寫出來的文章，沒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
政變，現在成為一種風氣。世界政變成風，世界上政變的事，遠的不說，1960年以來，先後發生61次政變，搞成的56次，把首腦人物殺掉的8次，留當傀儡的7次，廢黜的11次。六年中間，每年平均11次。
現在毛主席注意這個問題，把我們一直不注意的問題提出來了，多少次找負責同志談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難道沒有事情，無緣無故這樣搞？不是……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搞資產階級復辟，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有很多現象，很多材料，我在這裡不詳細去說了。你們經過反羅瑞卿，反彭真，反陸定一和他的老婆（註：陸夫人嚴慰冰因為給葉群寫匿名信成為轟動一時的反革命案件），反楊尚昆，可以嗅到一點味道，火藥的味道。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混到我們黨內，混到黨的領導機關，成為當權者，掌握了國家機器，掌握了政權，掌握了軍權，掌握了思想戰線的司令部，他們聯合起來搞顛覆，鬧大亂子。
林彪說這一番話的背景是所謂「竊聽器案」。
1961年2月，毛澤東乘專列南巡，來到湖南長沙，車停北站一條支線上。毛的專列由11節車廂組成，有毛的臥室、辦公室、書房兼會客室、餐室、醫療室等，其他為工作人員車廂。
毛正在會客室與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談話，列車上的工作人員都到月台上去散步。
一個專管無線電設備的工作人員突然心血來潮，對毛身邊的一位漂亮女服務員開了個玩笑：「我聽到你在主席臥室里的聲音了。」
女服務員大驚失色，立即向毛澤東報告：「主席睡房裡有人竊聽！」
毛澤東揮走張平化，把隨行的楊尚昆和羅瑞卿找來，查問：「你們在專列上安裝了什麼機關？誰叫你們這麼幹的？」
楊羅面面相盱，只好說實話：「大躍進以來，主席經常在列車上接見各地負責同志，即席發表講話，秘書記錄不全，許多重要指示遺漏了或失真了。為了能夠跟上主席的思想，中央書記處經過慎重考慮，決定在列車上安裝一套設備……」
毛澤東控制情緒的能力是驚人的，他知道這個時候----全國到處餓死人，自己眾叛親離，正是統治權最薄弱的時候----是無論如何不能發作，不能攤牌的，但是要把情況問清楚，遂心平氣和地說：「你們也是一番苦心嘍。我不責怪你們。設備是哪裡產的？是老大哥提供的？」
楊尚昆說：「是以中央辦公廳的名義，通過有關渠道，從海外進口的。」
「很先進囉。什麼時候裝上去的？」
「1959年1月。」
毛澤東又是一驚，但依舊平和地說：「哦，哦，整兩年了，你們還真能夠保密。我的那些工作人員知道嗎？」
羅瑞卿說：「秘書們是知道的。但是要求他們遵守紀律，保守機密。」
毛澤東哈哈大笑著說：「既然大家都知道，還算什麼機密？也算不上陰謀嘍，頂多算個陽謀。我這個人比較喜歡陽謀，自己也搞過幾次陽謀。」
羅瑞卿補充報告：「只有進出主席房間的服務員不知道。他們經常輪換。流動性大。」
毛澤東像是漫不經心地交談：「這麼說少奇、小平同志也是事先都知道的？」
楊尚昆說：「經他們同意的，中央書記處有個內部決議。」
「恩來呢？還有汪東興，他們都知道嗎？」毛澤東要弄清楚每個關鍵人物對此事的態度。
楊尚昆答道：「總理知道，還指示過：『既然是從全黨利益出發，就一定不要鬧出誤會來才好。』汪東興同志曾有過保留意見，後來書記處做了說明，他服從中央的決定。」
毛澤東笑著說：「還是恩來慮事周全。現在本人已經不誤會了，前嫌盡釋，如何？」
談話一結束，楊尚昆帶著一身冷汗趕緊給劉少奇打了個電話。
劉少奇馬上飛抵廣州，向已到廣州的毛澤東負荊請罪。他交上了1958年12月中央書記處關於在毛主席臥車上安裝錄音設備的決議文件，上面確有書記處成員的簽名，還有周恩來畫過的圓圈。劉少奇想以此證明，此舉確是陽謀，目的是為了緊跟主席，學習主席，絕無別的意思。劉少奇還提出。由汪東興負責清查、檢視、銷毀存放在中央辦公廳保密室的所有錄音帶及其文字整理資料。劉少奇說，此事最初雖是書記處的主意，但是經過了他點頭的，應由他個人負責，向主席檢討、道歉，並請求紀律處分。
毛澤東深藏不露，面帶笑容地說：「少奇呀，你知道廣州有個六榕寺嗎？在彌勒佛大殿有副對聯：『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開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我就喜歡那個大肚彌勒佛。明天我們拉上羅長子，還有尚昆，一起去游六榕寺。你們是好心辦了件不太好的事。事情講清楚了，就算了結了。你放心好了，那件事就按你講的辦，今後在黨內任何人都不准再提。我也不會提請中央處分任何人。法不責眾嘛。目前最重要的是全黨團結，一心一德，穩定軍心黨心，共渡難關。少奇呀，歷代的農民起義，多因饑荒而起。千萬不要鬧到陝北出李自成，四川出張獻忠，洞庭出楊么；蔣委員長再從南邊一攻，蘇修從北邊一壓，我們就霸王別姬了。當然，我不會去自刎烏江的，至多上山重新拉隊伍……」一席話穩住了劉少奇。
楊尚昆一直強調是錄音不是竊聽，是中央工作需要，不是個人陰謀活動。他自己也沒有對此作出檢討，承擔責任。這是中國式的「水門事件」。從此，毛澤東對劉少奇和中央書記處整個失去了信任，是毛劉關係敵對化的一個轉折點。
林彪繼續說：
羅瑞卿是掌握軍權的。彭真在中央書記處抓去了很多權。羅長子的手長，彭真的手更長。文化戰線、思想戰線的一個指揮官是陸定一。搞機要、情報、聯絡的是楊尚昆。搞政變，有兩個東西必須搞。一個是宣傳機關，報紙、廣播電台、文學、電影、出版，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資產階級搞顛覆活動，也是思想領先，先把人們的思想搞亂。另一個是搞軍隊，抓槍桿子。文武相配合，抓輿論，又抓槍桿子，他們就能夠搞反革命政變。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軍隊，無論是會場上的政變，戰場上的政變，他們都有可能搞得起來了。大大小小的鄧拓、吳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毛主席說，16年來，思想戰線我們沒有去占領。這樣下去，人家會就不投我們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們的票。打起仗來，人家也會跟他們走，拿起槍來打我們。筆桿子、槍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所以很值得我們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動上要採取具體措施，才能防患於未然。要把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定時炸彈、地雷，事先發現，挖掉。不然，一旦時機成熟，就會發生反革命政變，或者遇到天災，或者發生戰爭，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後，這種政治危機就會來了，七億人口的大國就會亂起來，這是很大的問題。
毛主席是我們黨的締造者，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偉大領袖，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我們一定要把毛澤東思想在全國人民面前端出來，同全國人民更廣泛地見面，同全國人民更廣泛地結合，讓毛澤東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進全國人民實現進一步革命化。我們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批判揭露各種修正主義，批判揭露各個戰線、各個部門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批判揭露為資本主義鳴鑼開道的資產階級思想，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毛主席所經歷的事情，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多得多。當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是偉大的人物。馬克思活了64歲，恩格斯活了75歲。他們有很高的預見，他們繼承了人類的先進思想，預見到人類社會的發展。可是他們沒有領導過無產階級革命，沒有像毛主席那樣，親臨前線指揮過那麼多的重大的政治戰役，特別是軍事戰役。列寧只活了54歲，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沒有經歷過像毛主席那樣長期、那樣複雜、那樣激烈、那樣多方面的鬥爭。中國人口也比德國多十倍，比俄國多三倍，革命經驗之豐富，沒有哪一個能超過。毛主席在全國、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任務。毛主席的言論、文章和革命實踐都表現出他的偉大的無產階級天才。有些人不承認是天才，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能不承認天才……19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同志。不要不服氣，不行就是不行。不承認這一點，我們就會犯大錯誤。，不看到這一點，就不曉得把無產階級最偉大的天才舵手選為我們的領袖。
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後我們也擁護毛主席。毛澤東思想要永遠流傳下去……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的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雪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中共中央的516通知和林彪5月18日講話，奠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基礎。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是打倒劉少奇，而劉少奇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是按照憲法程序產生的國家元首。繞開憲法，繞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用軍隊支持的群眾運動廢黜國家元首，這本身就是一場政變。毛澤東和林彪是打著反政變的旗幟搞政變。
林彪沒有辜負毛澤東的期望。這篇講話真像是一顆政治原子彈，把全黨炸懵了，炸服了；把全國人民炸懵了，炸服了。使毛澤東徹底擺脫了七千人大會以來的尷尬和被動，把他捧上了至高無上的終身領袖地位，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眾神殿裡，他被擺在了馬、恩、列、斯之上，極大地強化了毛澤東的權威。沒有人敢再追究餓死幾千萬人的事情。連想都不敢再想了。廣大幹部、黨員和人民群眾，潛意識地感覺到只有對毛主席無限信仰、無限崇拜，自己才會有人身安全，家庭才有安全，這個政治上的隊非站不可。一個全民性的個人崇拜高潮，既是被逼的也是自願的，像滔天洪水一樣席捲了神州大地。
對林彪這篇講話及其在黨和人民中的震懾作用，毛澤東是相當滿意的。1966年7月8日，毛澤東給江青寫了一封信，先說行蹤：「自從6月25日離開武林以後，在西方的一
個山洞裡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28日來到白雲黃鶴的地方，已有10天了。」武林是指的杭州，「西方的一個山洞」指韶山滴水洞別墅，「白雲黃鶴的地方」是說又到了武昌。接著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的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我的朋友的講話」是指林彪的「518講話」。這裡沒有責備林彪講政變有什麼不對，有什麼不妥，是說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吹得太高、太離譜了。既然「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只能違心地同意，先吹上一陣子再說。毛把這封信給周恩來和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看了，作為見證人。
毛作為權謀家，他當然知道林彪那樣吹他是別有用心的，是要用這篇講話換取毛澤東手中的「神器」，換取他的「江山社稷」，換取接班人的地位；並非林彪不知道毛澤東在三年大躍進中說了那麼多的昏話，走了那麼多的臭棋，犯了那麼多的錯誤。這種鼓吹作為打敗劉少奇的一個攻勢，一種策略，一種手段，是有用的，也是有效的，但作為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是不能長久的，將來肯定是站不住腳的。毛澤東寫這封信是要預先掛上先見之明的「號」，在他充分享受個人崇拜的豐碩成果的時候，掛上一個反對個人崇拜的「號」，以便將來從反對個人崇拜中得到另外一份好處。這是一層意思。
毛把寫給老婆的私信給周恩來看，是用不經意的形式告訴周：我和林彪之間是有嫌隙、有距離的，作為執掌大權的總理，你心中要有數，不可與林彪走得太近。這是第二層意思。周恩來是何等聰明的人物，他立刻領悟到，在毛澤東已經是眾叛親離，只剩下林彪一個「親密戰友」的時候，竟然還有一個比林彪還要「親密」的戰友，這就是江青。周恩來一方面不露聲色地、分寸適度地與副統帥拉開了距離，絕不犯陳伯達那樣的錯誤；另一方面，施出渾身解數與江青曲意周旋，絕不硬碰硬頂，但又絕不允許江青成為呂后，堅決阻止毛澤東世襲傳家的圖謀。毛澤東晚年，黨內鬥爭出現錯綜複雜、光怪陸離的政治局面，蓋源於此。
毛澤東在個江青寫信之前，即1966年6月，還有七律一首，題為《有所思》：
正當神都有事時，又來南園踏芳枝。青松怒向蒼天發；敗葉紛隨碧水馳。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憑欄靜聽瀟灑雨，故國人民有所思。
江青先是拿這首詩向葉群炫耀，又說：「主席在武漢還給我寫了一首詩，講了一些很重要的觀點，可以作為這首詩的註解。」葉群趕緊把詩抄下來，回家拿給林彪看。林彪仔細琢磨後說：「故國人民有所思」，實際上是毛有所思。他到底怎麼想的，我們得搞清楚。一定要找江青把信要來看一看，這點面子她會給的。「葉群找到江青說：「林彪同志想看主席寫給你的那封信，好跟上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不知道方便不方便？」江青說：「這事得請示主席。」過了些日子，毛澤東當作一件大事，派周恩來拿上那封信的原件送給林彪看。那時正是伏天，林彪在大連休養，周恩來為此事專門上了一趟大連。林彪看得很仔細，半天才說話：「偉大領袖出于謙虛，不讓我們那樣講，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能夠因為主席謙虛，就不樹立毛主席的權威嗎？我認為不能，絕對不能。毛主席越是這樣講，我們就越是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請總理向主席轉達我的一點意見，這封信銷毀為好，落到右派手裡，對大局不利。我們知道主席的意思，以後在講話中適當注意就是了。」
「好吧，我就這樣告訴主席。」周恩來說。
周向毛澤東報告後，毛同意把原件燒掉以安撫林彪，但留下了一份經毛親自校閱的抄件存檔。這裡就潛伏著毛林分手的危險。
近年海外學者對1966年7月6日毛澤東給江青的信的真實性提出質疑，認為是913事件後康生、張春橋偽造的，也提出了一些言之成理的理由。2004年戚本禹接受學者余汝信訪問時說：
可以肯定地回答你，有這封信。你可以看看這封信的字裡行間，完全是毛的風格，而毛的風格，是任何人都難以模仿得神似的。江青收到了這封信，覺得應該在黨內高層部分人中傳閱，得毛同意。在傳閱過程中，周恩來抄了一份，陶鑄抄了一份。
余說：「你的回憶，與官方解釋有出入。官方的說法是，毛的信在發出前給周恩來、王任重看過，毛叫秘書抄了一份。1972年5月作為批林整風匯報會議文件印發的，是毛秘書的抄件。」
戚答：「當時，我負責毛的文件的保管，沒有這樣的印象。以後印發的，應該是根據周恩來的抄件。」
余問：「那麼，在江青處的抄件呢？」
戚答：「林彪知道毛有這麼一封信（估計江青交黨內高層傳閱時，林也是傳閱人之一）。在林彪從大連回到北京後的一天，葉群到釣魚台找江青談這封信的事。葉群對江青說：「林總不放心，為避免以後發生不好的影響，請示了主席，主席說，燒了吧。」燒的時候，在江青的住處，江葉在場，把我也叫去了（叫去的原因，戚推測是怕日後萬一說不清楚，好有個人證），江青說了大致情況，我無意看信的內容，怕日後惹麻煩，待信完全燒光時，葉才離開。「
查《周恩來年譜》下卷第四十頁，有這樣的記錄：
7月11日、12日，到毛澤東處談話。看了毛澤東7月8日給江青同志的信後，建議找林彪談談。經毛澤東同意，7月14日，從上海飛大連與林彪談話，轉達毛澤東的意見。林彪表示接受，答應回京後修改5月18日講話。15日，周恩來返京向劉少奇作了匯報。
戚本禹的證言和《周恩來年譜》的記載是可信的。就是說，7月8日這封信是有的。問題出在，印發全黨的信件和燒毀的原件上不同的。因為沒了原件，根據秘書的抄件印發這封信，這就留下了增刪修改的可能性。康生、張春橋作偽不是無中生有造了一封信，而是修改了信的某些關鍵字句、段落。
康生在1971年9月21日的日記中說：「為了維護主席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在一些材料上作出補救、增加，是革命事業、對敵鬥爭的需要。」
據張玉鳳在16大前夕披露的材料說：「1972年12月26日……主席又提及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信中的內容。主席說：『康老、還有春橋，在信中做了文章。動機、目的我理解。』」
毛澤東說「在信中做了文章」和康生說的「補救、增加」剛好吻合，精神是一致的，是先有一封信，在信的基礎上增刪修改。至於「補救、增加」了哪些內容，只消把下發件和抄存件對照就清楚了。這有待中央檔案館公布那個抄存件。
我聽到關鍵是要弄清楚毛澤東在文革中反覆打「接班人」這張牌的深意。準確地說，毛澤東要找的不是「接班人」，「接班人」的說法，是個誘餌，是個煙幕，他實際要找的是輔佐「皇后」的輔政大臣。他意中的接班人是江青，但深藏不露。要一步一步地過渡，林彪-王洪文-華國鋒-江青。沒有設國家主席的爭論也要找別的理由把林彪廢掉。不是毛澤東真要把班交給林彪，林彪出了事情，毛選錯了接班人下不了台，才造出這麼封信來，而是林彪在發表「518」講話時（這時林彪對毛的支持是真誠的），毛就對林留下了一手。在樹立林彪的時候，預留了打倒林彪的底牌。毛澤東是把林彪當作打鬼的鐘馗使用的，劉少奇被打倒了，林彪的使用價值就沒有了，就成為毛澤東實現既定目標的障礙了。在這場政治交易中，林彪被毛澤東耍了。有這封信是順理成章的事。
1966年9月（即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剛剛結束，林彪被封為「接班人」不久）的一天，林彪秘書張雲生在人民大會堂親眼見到毛澤東把兩本線裝書《郭嘉傳》、《范曄傳》推薦給林彪看。郭嘉是曹操的謀臣，履立奇功，38歲英年早逝，范曄為南朝宋國左衛將軍、太子詹事，「詹事」的職責是「掌皇后太子家」，因謀反被誅，時年48歲。毛澤東以古喻今，告訴林彪，要學郭嘉，忠於主公；不要做范曄，要忠於皇太子，否則小心你的腦袋。林彪看後口述了感謝主席的信。從事後林彪對行動來看，他拒絕扮演「太子詹事」的角色。從未接見過毛遠新，對江青的扶持也是在毛威逼之下的敷衍。
就在毛澤東和林彪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術語制定《516通知》和發表《518講話》，導演文化大革命這一幕歷史大戲的時候，江青和葉群的一次私下談話說出了她們對她們的丈夫那些閃閃發光、道貌岸然的理論的理解。
那是1966年10月4日，江青來到了毛家灣，葉群奉為上賓，迎入自己的臥室。那裡門窗隔音，是個說私房話的好地方。二人嘻嘻哈哈一陣，江青忽然正色道：「你說什麼叫文化大革命？」
葉群一時愣住了，不知怎麼回答才好，謙虛地望著江青。
「文化大革命，就是把你的仇人統統打倒。」江青咬著牙，繃著嘴，看葉群的反映。
葉群連連點頭，表示心領神會。
江青接著說：「把你的仇人告訴我，我去整他們。我的仇人，告訴你，你要想辦法幫我去打倒。」
葉群想了想說：「我倒沒什麼事，只是在反高崗的鬥爭中，高崗說過一些不利於林彪同志的話，全是他的誣陷，林彪同志一貫反對串門子，是個守紀律的人。那些個材料不知存放在哪裡？」
江青說：「這個你放心，我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調誰的檔案都能調出來。」
葉群說：「您有什麼事叫我辦，儘管吩咐就是了。」
江青仰在沙發上，眼睛裡露出凶光，咬著牙說：「有個叫嚴朴的（註：嚴朴，江蘇無錫人，生於1898年，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長征，是中共六大代表），這個人也是你的敵人，他是嚴慰冰的父親，1938年他從上海寫信到延安，阻止主席跟我結婚。這個人死了，葬在萬安公墓里，要把他的墳扒掉。還有孫維世，她在青年藝術劇院工作，在延安奪走了我心愛的人……」
葉群插話：「你說的孫維世是不是孫炳文的女兒？」「正是她。」江青說。
葉群接著說：「她也是我的仇人。她在蘇聯追過林彪同志，後來林彪同志跟我結婚好幾年，都有了豆豆和老虎了，打四平時她從蘇聯回國，專門到司令部去找林彪同志。我一看兩人談話的神色就不對。林彪同志還想把她留著東北，我找了政治部（註：她不說找了高崗），堅決不能留她。」
江青大感興趣：「還有這事，我也為你出這口氣。」
江青接著說，葉群很注意地聽著。
「當前比較急迫的，有兩個人。一個是上海警局處長王濟普，他保存了我的歷史材料。1935年我在上海被捕，那次是誤捕，我叫他把這份材料清出來給我。他賣關子，不辦，不過此事張春橋可以幫我辦。另一個人是鄭君里，他手裡有我一封信，很重要，你要想辦法給我追回來。」
「是封什麼信呢？有個目標好查。」葉群問。
「你不要管什麼內容，他家裡要是有我的信，都弄回來就是了，還有些30年代的雜誌、書報、海報什麼的，我那一段挺紅，演戲比較多，現在我們身份不一樣了，那些東西散落在民間不好。」
葉群連連點頭。
送走江青，葉群把江青說的一些人和事告訴了林彪，但她沒說孫維世的事情。
江青要追回的是封什麼信呢？1957年5月，曾是楊開慧的同學，時在長沙第十中學任教的李淑一（他的丈夫柳直荀追隨毛澤東搞農運，任湖南農民協會秘書長，1932年終洪湖犧牲），給毛澤東寫信，附贈懷念柳直荀的詞一首，並索要毛澤東年輕時寫給楊開慧的一首詞。5月11日，毛澤東填詞《蝶戀花》隨信贈李淑一。李淑一接到毛主席的信和詞，如獲至寶，同事相互傳抄。後徵得毛澤東同意，在報刊上發表，還影印了毛澤東《蝶戀花》手跡，在文壇是引起很大反響。
江青讀報至此，醋海波瀾，鬧了個天翻地覆。她跟毛澤東攤牌：「你懷念你的楊開慧，我還懷念我的唐納呢１毛澤東說他」胡鬧「罵她」混「，她說：「你懷念前面的老婆寫詩登在報上，我還懷念前面的丈夫呢！他沒死，我找到他要跟他通信也登載報上。我無官一身輕，怕什麼呀１
一怒之下，江青真的寫了一封信，不過不是給唐納-她不知道唐納在何處-而是給唐納的好友，名導演鄭君里，請鄭君里幫忙找唐納的下落。這封信由一位可靠的密使送到了，在大上海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如今要爆炸了。
1966年10月上旬的一天，原上海空四軍政委江騰蛟應召來京。他是林彪集團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寒暄過後，葉群說：「有一個重要任務交給你。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鄭君里、顧而已他們手裡，現在究竟在誰手裡搞不清楚。你可以組織一些人搜查一下鄭君里、趙丹、童芷苓、陳鯉庭五人的家，凡是書信、筆電、三十年代的書報雜誌都拿來。」
「是！」江騰蛟說。
葉群補充：「關於一封信的話，到你這為止，怎麼向下交代任務，你再想別的詞兒。」
「是！」江騰蛟俯首帖耳，一片忠心。
「就按我剛才說的五個人的順序，把他們編成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抄家的時候，用這個代號把抄來的東西分別裝起來。行動要絕密，慎之又慎。」
「請要求停止放心，我保證完成任務。」江騰蛟懂規矩，上邊說多少記多少，再不多問一句。
回到上海，他挑選了空軍機關一些年輕幹部、戰士和幹部子弟，分成五個組，每組都有處長一級幹部帶領。帶隊人佩戴手槍。編組完畢，以空軍丟了一份「絕密文件」，打著保衛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幌子，叫大家假扮成紅衛兵去抄那五個人的家，江騰蛟在巨鹿路空軍招待所坐鎮指揮，並挑選了一個會講上海話的女護士幫他聽電話。
11月9日夜11時，抄家小分隊集中在上海空軍大院圖書館，又進行了臨戰動員，檢查了著裝。戴好紅衛兵臂章，分乘五輛大卡車，於12時15分離開營門，按照姓名和地址，分頭奔向各家。
鄭君里就是婦孺皆知的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的導演。因與江青的特殊關係，文革興起之後日子很不好過。張春橋親自找他談話三次，暗示他交出江青那封信來。鄭君里當時收到那封信，就像收到一顆定時炸彈一樣，不知如何是好。真幫助找唐納，他不敢；把信給江青寄回去，萬一落到別人手裡後果嚴重，他也不敢；親自給江青送回去，見面說什麼？怎麼說呢？他更不敢。過來好長時間，左思右想之後，一根火柴把這封信燒了。所以他告訴張春橋：「那封信我隨手燒了，沒有保存下來。請江青同志放心，運動過後，我們都搬到農村去設籍。在鄉下搞文化館的工作，了此殘生。」等於私下保證不再提這件事情，但張春橋、江青就是不信。
在劫難逃。9日深夜，一隊「紅衛兵」闖入鄭君里的家。領隊的是空四軍政治部秘書處長劉世英和司令部軍務處副處長蔣國璋。他們封鎖樓道，砸開了房門。鄭妻黃晨問道：「你們屬於哪個單位？通過電影廠的關係沒有？」
劉世英回答：「不准問東問西，」命令帶來的人：「抄吧，動作要輕。」
趙丹家被抄過好幾次了，上一批紅衛兵在箱柜上貼了封條，見又來一批，幽默地說：「歡迎紅衛兵來抄我的家，幫我破四舊。」「敢不歡迎！」帶隊的人說著，就去扯封條，黃宗英大叫：「來人哪！有人撕革命組織的封條了！」
「不許嚷，再嚷斃了你！」帶隊的人拍了一下腰間的手槍。
等這批「紅衛兵」走後，趙丹對黃宗英說：「來的肯定是秘密警察，用的是法西斯的一套，像當年新疆軍閥盛世才搞我們一樣。」……
抄來的東西經過篩選，裝了五個麻袋，編上號，由江騰蛟乘飛機押送北京，先存放在空軍司令部保密室。後來江青在謝富治陪同下來到毛家灣。葉群叫趙秘書把材料從空軍司令部保密室取來。三人一同來到後院的開水房，葉群令趙秘書把鍋爐捅開，把火撥旺，由謝富治拆封，由葉群一份一份地送入爐門，江青離著十幾步遠，走來走去，親眼看著將這些材料變成一堆灰燼。
過了兩天，江青告訴葉群：「高崗誣衊林副主席那些材料，我調出來，一根火柴，燒了，為這事還跟陶鑄吵了一架。」
為了感謝江青，林彪親自下條子，把江青的級別由行政9級提為5級。當時中共的女幹部，級別最高的是蔡暢，是四級；周恩來壓低鄧穎超級別，給定了個六級。江青的級別比鄧穎超還高了一級。
兩個女人的行為給兩個男人的理論作了絕妙的注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