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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虎城慫恿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 死前痛恨中共利用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在中共的策划下發動“兵諫”,扣押了蔣介石。張學良晚年時曾表示,楊虎城是西安事變的主角。楊虎城的孫子通過研究歷史也做出一致的結論。而中共達到自保目的後,就把楊虎城拋出作為犧牲品。歷史學家辛灝年表示,西安事變使“八年剿(共)匪之功,隳於一旦”,使起死回生的中共在戰爭中趁機坐大。中共竊國後,更使中國大陸人民在長達至今60餘年的歲月里,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劫難。

張學良和楊虎城(網路圖片)

1936年12月12日,時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的東北軍將領張學良和時任第十七路軍總指揮的西北軍楊虎城在中國西安發動“兵諫”,扣押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西北剿匪總司令的蔣介石,這一舉動震驚中外。最終蔣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張而獲釋,迫使國民政府放棄“攘外必先安內”基本國策,抗日統一戰線形式上建立。可以說西安事變改變了中國當時的抗日形勢,也改變了中國共產黨的命運,更改變了張學良的人生軌跡。

中共策動張楊發動西安叛亂

九十年代初,據中共共青團中央機關刊物《中華兒女》雜誌文章披露,王炳南是如何成為楊虎城幕僚,並如何勝利完成策反楊、張和參加策劃西安事變的。

據《炎黃春秋》2002年11期發表的文章披露,實際上,楊虎城的第三任妻子謝葆真就是中共黨員,在楊軍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經中共黨組織批准和楊虎城結婚的。而早在1927年冬楊虎城就曾要求加入中共,他的部隊政工人員中即有中共黨員16人。1928年10月楊虎城在日本東京期間,中共中央決定批准楊的入黨要求,指示東京市委辦理,但由於楊很快回國,未能辦理相關手續。從史料來看,楊虎城完全符合中共地下黨員的標準。1934年,楊部警衛團有共產黨員200餘人。

楊虎城與妻子謝葆真(中共黨員)、兒子楊拯民(網路圖片)

1936年4月中共專派回國的王炳南與楊一再地“深談和合謀”。由是,中共終與楊結盟。1936年6月,楊部已用軍用合作社的名義開設了中共的聯絡站,並將大批的無線電器材、醫用藥品等運往延安,而中共往返西安、延安,進入大陸,回歸陝北,路條均由楊的十七路軍提供。

圖為西安事變後,蔣介石返回南京,與西安蒙難扈從軍政人員合影。(網路圖片)

1936年12月12日,時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的張學良和第十七路總指揮的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變叛亂,扣押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西北剿匪總司令的蔣介石。

中共利用完楊虎城過河拆橋

楊虎城助紂為虐,跟張學良發動西安兵變叛亂。中共達到自保目的後,就把楊虎城拋出作為犧牲品。

當斯大林嚴令毛澤東中共不得殺害蔣介石,要毛澤東中共在蔣介石領導下抗日,為蘇聯擋住日軍。中共因此才轉變對蔣介石的態度,聲稱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圖為1936年10月5日,毛澤東、周恩來給張學良的信。(網路圖片)

楊虎城被中共拋棄後,質問中共黨員南漢宸:“和平解決就是犧牲我,和平的前途就是犧牲我。這種情形你為什麼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們黨的方面說話。我現在不能看著自己就這樣完了。”(申伯純:《西安事變紀實》,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8頁。)

此外,楊還對主戰的孔從周、李振西表示不滿說:“看你們傻的!和平解決是共產黨的堅決主張。他們過去沒有機會敲(蔣介石)中央的門,現在利用東北軍、十七路軍敲開了中央的大門,人家怎能再同我們一道反對中央呢?”(張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詩》,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02頁。)

圖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民眾抬著蔣介石的畫像遊行慶祝。(網路圖片)

蔣介石後來軟禁張學良一生,而在離開大陸前殺掉楊虎城,除了他和張私人情誼更近一些外,應該更重要的原因是:其實蔣和他的心腹判斷出張學良只是名義上為首的,“西安事變”真正的罪魁禍首是楊虎城。

歷史學家辛灝年表示,西安事變使“八年剿(共)匪之功,隳於一旦”;破壞了蔣介石抗日的戰略部署;全面抗日的時間表被迫提前,給中國人造成巨大的災難;而起死回生的中共卻在戰爭中趁機坐大。中共竊國後,更使中國大陸人民在長達至今60餘年的歲月里,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劫難。

楊虎城之孫:西安事變的主角是楊虎城才對

楊虎城之孫、西安事變研究會會長楊瀚,2013年出版的《楊虎城與西安事變》書中提出,西安事變真正的主角是楊虎城,只不過名義上是張學良。

2013年,楊瀚在接受《深圳商報》的採訪時表示,“其實西安事變的主角是楊虎城才對,是楊虎城說服了少帥張學良,只有運用兵諫戰略,抓住最高統帥,才有希望使他停止內戰,團結全國共同抗日。也是楊虎城堅決反對在沒有作出書面保證、改變其政策的情況下讓蔣介石返回南京;後來是周恩來說服了楊接受口頭保證,以代替書面保證。”

楊瀚表示,在西安事變後期,張學良和楊虎城逐漸意見分化,產生矛盾後張學良私自決定的。當時楊虎城並不願意釋放蔣介石。

張學良:楊虎城是主角,我負責

1956年12月,蔣命張學良回憶西安事變時,曾特別指問楊的情況。當時,張學良的回答是:“平心而論,西安之變,楊虎城乃受良之牽累,彼不過陪襯而已。”但是,到了上一世紀90年代,在回答張之丙姐妹的訪談時,張學良卻說:“西安事變就是楊虎城,當然我們兩個人,那是楊虎城不平啊。”又說:“那西安事變……那可以說他是主角哇,不過名義是我,我是主角了。當然由我負責任。”從“陪襯”到“主角”,反映出張學良晚年對楊虎城在事變中的作用有新的估計。

圖為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在華清池被囚居的五間廳。(網路圖片)

根據張學良所寫《西安事變反省錄》,在事變前,楊虎城曾兩次向張學良進言,希望張對蔣介石有所行動。

第一次在1935年。當年10月初,東北軍第六十七軍一一零師何立中部自延安回防甘泉途中,在大小嶗山受到紅軍第十五軍團徐海東部伏擊,全軍覆沒,何立中等被擊斃。同月2日,將介石在西安建立剿匪總司令部,蔣任司令,以張學良為副。10月9日,蔣、張命楊虎城以所部主力在宜川、洛川一線設防,阻止紅軍向南發展。當時,楊虎城已對剿共持消極態度。他向張學良陳述,無錢又無補給,並且常發牢騷。同年11月,東北軍第五十七軍一九五師牛元峰部在陝北直羅鎮受到為毛澤東指揮的紅軍圍攻,被俘5300人,繳槍3500餘支。這兩支部隊先後被殲,編製也就失去,蔣介石當時並沒有從兵員、財政上給予補充。張學良覺得這是蔣介石借剿共消滅異己,曾向楊虎城透露“倦於剿匪”的心情。楊虎城所部在剿匪中也受到過相當損失,同樣得不到補充,對蔣介石也有怨氣。

圖為西安事變中蔣介石被扣留的山崖,山崖上留下了國民黨軍政人員書寫的“蔣委員長蒙難處”。(網路圖片)

第二次在1936年12月初。當年11月,蔣介石飛抵洛陽,進一步策劃剿共。張學良於12月2日隻身飛洛,向蔣介石進言,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同時要求釋放上海救國會七君子【相關文章:實為救共會的“救國會七君子”的下場竟禍及子孫】。雙方發生尖銳衝突。蔣嚴厲表示:“匪不剿完,決不抗日。”在閱兵時,蔣甚至聲色俱厲地聲稱:“主張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蔣的“頑固態度”使張學良“有如涼水澆頭”,對蔣絕望。回到西安後談起有關情況,向楊問計,有何方法可以停止內戰。楊在張立誓抗日後,對張稱:“待蔣來西安時,余等可行‘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故事。”楊的這一想法,已經包含了武力扣蔣的內容,可以說,西安事變的計劃已經成形。後來的西安事變基本上是按照楊的這一思路發動的。

圖為西安事變發生後,宋美齡搭機趕赴西安。(網路圖片)

對楊虎城的建議,張學良的最初反應是“愕然”,可見,此前他從未有過類似的念頭。直到張學良向蔣介石進言,一再碰釘子之後,才採納楊議,“決行強諫劫持之謀”。在《西安事變反省錄》中,張學良稱:假如自己當時與何成浚或張群共處,就不會有西安事變發生。可見,楊虎城“造謀”的重大作用。張學良晚年之所以稱楊為西安事變“主角”,當是基於這一考慮。

圖為西安事變解決後,蔣介石和宋美齡返回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接機。(網路圖片)

阿波羅網白梅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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