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籍印度尼西亞，1950年代回歸中國的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退休教授、海外華人專家梁英明受訪時指出，中國向海外華人招手時，應對他們的國籍和政治歸屬有一定的敏感，也要理智看待海外華人的立場，不能要求擁有外國籍的華人，和中國公民有一樣的立場與觀點。
1955年6月5日是梁英明（84歲）畢生難忘的一天。這一天，他放棄了印度尼西亞國籍，與父親在雅加達的碼頭永別，登上開往香港的船，開啟了作為中國人的人生新階段。
退休前在北大鑽研海外華人課題的梁英明教授受訪時回憶道：「我們站在船上，每個人手裡握著一卷彩紙，把另一端扔下讓在碼頭送行的親友接著，幾千條長長的彩紙齊展開，非常壯觀。汽笛一響，船徐徐走遠，紙條就斷了，我們就這樣走了。」
他追溯那段歷史時指出，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是戰勝國，中華民國也成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梁英明說：「中國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海外華人的民族自豪感跟著高漲。海外華人過去受到壓迫和歧視，現在一下子感覺自己成了大國公民，特別希望中國從此富強起來，自己就有一個很好的靠山。」
中國在二戰後陷入了三年內戰，支持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海外華人形成了對立陣營。梁英明說：「但不管是左派或右派，這些海外華人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是華僑。」
1949年新中國成立，1950年中國與印尼建交，之後的十年裡，每逢六七月暑假，成千上萬的印尼華族高中畢業後就奔向中國。印尼政府不加以阻止，唯一條件是必須簽字，保證永遠不再回印尼。
梁英明是家中長子，這一走意味著與七旬祖母永別，他說：「可當時我沒有傷感，一心就只想回國、回國！」歸心似箭的華族學生跟學弟學妹們道別的一句話也是：「北京見、祖國見」。梁英明說：「沒有別的，沒有說回到印尼見。」
當年離開印尼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荷蘭輪船公司的郵輪，半個月一班，一趟可載三四千人，回中國的印尼學生多到需要睡在甲板上。
郵輪離開雅加達後，先在新加坡停留一晚，七天後抵達香港九龍碼頭。學生下船後轉乘火車，英政府派持槍辜加兵守著，以防有人偷渡入香港。
梁英明回憶：「我們當時哪想去香港？一想到快回國了就情緒激昂，一路上不停地唱歌，如『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等。那些辜加兵一臉的驚訝，在他們看來，我們就快要進到可怕的共產黨統治的地方，怎麼還有心情唱歌。」
印尼歸僑們在羅湖終站下火車，通過狹窄的羅湖橋進入深圳。梁英明記得，橋的一邊掛著英國國旗由英國士兵站崗，另一邊飄著五星紅旗、解放軍站崗。歸僑們從橋的這邊走到那邊，感覺回到家了，所有人都激動得哭了。
發現現實與想像存在差異
中國當年對歸僑是歡迎的。華僑事務委員會在廣州、廈門、北京辦了華僑學生補習學校，讓還沒考上中國大學的學生落腳。梁英明考入北大歷史系，畢業後留在北大執教。
滿懷憧憬和理想的印尼歸僑，不久後就發現現實與想像存在差異。梁英明和同學原本打算回中國後把父母接去養老，但最終沒有人辦得到，因為微薄的工資只養得起自己，經濟條件根本不允許有更多幻想。
他說：「父親當年就是因為在廣東很窮所以才移民到印尼，我堅持說新中國富強了，他才答應讓我回國。可畢業後的窘境，我不知道怎麼跟父母解釋。」自從1955年在碼頭與父親揮別後，梁英明再也沒有見到父親。
文化大革命那幾年，有海外關係的歸僑過得膽戰心驚。梁英明有十年不敢寫家書，擔心被貼上特務或間諜的標籤。一些同學的資產被沒收。文革後，很多當年一起過來的同選擇移居香港，離開大陸這傷心地。
梁英明在大陸留了下來。他記得，「1990年印尼與中國復交，我第一次回印尼，同學問我的第一句是，你有沒有後悔？我說沒有，當時我們都被歷史的潮流裹挾，我沒有其他選擇，所以談不上後悔。」
他說：「我們當年太幼稚、太天真，但那不是罪過，是成長過程必有的階段。我們對得起原來的國家，對得起中國，也對得起中華民族。我們雖然沒能奉養父母，在這點我很對不起他們，但是我也沒有辜負他們的期望，對社會也算有一些貢獻，我想他們不會怪罪我，這麼想，我比較心安。」
梁英明當年自願放棄印尼國籍，投奔中國，他沒有為此感到後悔。不過，今天見到中國官員主動把海外華人當「華僑」，他持保留意見。
他在受訪時指出，近年，隨著中國經濟的起飛和民族自豪感的上升，一些中國官員在東南亞國家發言時，開始含糊地把海外華人統稱為「海外僑胞」，無視中國政府對華僑（海外的中國公民）和華裔（擁有他國國籍的華人）的明確區分，甚至有意無意釋放海外華人應回到祖國懷抱的信號，這樣讓印尼官員感到不舒服，當地的華人社群也感到不妥。
梁英明也注意到，近年來，已故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和美國原駐華大使駱家輝分別從各自國家的立場發表對中國的批評時，部分中國民眾很不理解，認為他們是「數典忘祖」。
但在梁英明看來，李光耀和駱家輝既然分別是新加坡公民和美國公民，代表本國利益說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他說：「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大國，要心平氣和、理智地對待這個問題，不能要求擁有外國籍的華人，跟中國公民有相同的政策立場和觀點，不能要求海外華人事事都得跟著你。」
他也提醒說，當年，一些東南亞國家提防中國動員海外華僑來影響所在國政治，例如通過馬來亞共產黨等組織顛覆東南亞國家政權。為消除東南亞國家的顧慮，時任中共總理周恩來於1955年在印尼萬隆舉行亞非會議期間，與印尼簽訂《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取消華僑的雙重國籍身份。中國在1980年頒布國籍法時，也確定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反對雙重效忠。
梁英明認為，中國當年考慮東南亞國家的國情，不承認雙重國籍的決定是非常明智的，這個政策不應該改變。
此外，中國向海外華人招手時，也應對他們的國籍和政治歸屬保持一定的敏感。
認為放寬綠卡政策較理想
近年來，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國需要具有國際視野與創新思維的海外人才為中國服務；也有許多移民歐美的原中國公民，希望分享中國經濟起飛的紅利，希望回中國工作，並享有公民在買房、子女入學等方面的便利，於是呼籲恢復雙重國籍。
為滿足高端產業對國際化人才的需要，中國去年12月放寬出入境政策，吸引擁有他國國籍的華裔到北京中關村就業。
梁英明認為，放寬綠卡政策比恢復雙重國籍更理想，也不應以華裔卡之類的形式為華裔提供特別的方便，應對各種族海外人才一視同仁。這一方面可避免東南亞國家再生疑慮，另一方面也能避免其他種族的海外人才感到受歧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