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中朝關係出現裂痕，加之某些志願軍幹部存在的違反朝鮮的法律和風俗、傲慢地對待朝鮮老百姓以及干涉朝鮮內政的個別行為，金正日等朝鮮領導人以此為藉口把志願軍看成是占領軍，認為他們侵犯了朝鮮主權，因而繼續在朝鮮駐守是不受歡迎的。為了徹底解除金日成的後顧之憂，毛澤東主動提出將志願軍全部撤退回國。1958年底，志願軍全部撤離朝鮮。志願軍撤退時將營房、設備等價值1億5,700萬元人民幣的物資全部無償地移交給朝鮮人民軍。
韓戰期間，彭德懷與金日成交談
一、朝戰結束後，中朝之間並未始終處於蜜月期
1、為了彌合戰爭期間的中朝矛盾，50年代中期中國給了朝鮮大量援助幫其重建
其實，早在韓戰期間，中朝領導人在軍事指揮權、越過三八線後是否南進、停戰談判簽字的時機等重大問題上出現了一系列的分歧和衝突，因此，朝戰期間及戰爭結束時，中朝關係並不好。比如1955年蘇聯副外長庫爾久科夫在關於朝鮮和中朝關係的報告中稱：「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坐落在離平壤幾十公里的地方，朝鮮領導同志極少去那裡，僅僅進行過幾次會晤。……在平壤戰爭展覽館的12個戰功展覽廳中，只給了中國志願軍戰士一個，而其餘的展覽廳中，只宣傳朝鮮人民軍的作戰，根本沒有關於志願軍的內容。……中國同志對朝鮮人的行為很不滿（儘管沒有公開表達過）：中國政府在1952年召回駐朝鮮大使後，一直到1955年1月份沒有再派新大使。在朝鮮駐北京大使館舉行的招待會上，十分顯眼的是，周恩來同志幾乎沒有同朝鮮代表交談過。」也就是說，朝鮮對志願軍並不像國人想像的那般信任和感激。
為了重新贏得朝鮮領導人的支持和信任，戰爭一結束，中國便開始大規模援助朝鮮進行戰後重建。中國的援助力度非常大：（1）、1953年金日成訪問中國大陸期間與中國簽訂了《中朝經濟及文化合作協定》，中方明確表示「將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時起，截止1953年12月31日這一時期中國政府援助朝鮮的一切物資和用費，均無償地贈送給朝鮮政府。同時為了更進一步援助朝鮮，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1954至1957年4年內，再撥人民幣8萬億元（舊幣，折合人民幣新幣8億元），無償地贈送給朝鮮，作為恢復國民經濟之費用」。同時規定，在1954-1956三年內，中國自費收養22,735名朝鮮難民兒童，並贍養負責教育這些兒童的7,186名朝鮮公民及其家庭成員。（2）、除資金援助外，中國還向朝鮮提供工業設備（織布機、蒸汽機車、車皮）和煤炭和生活消費品等。僅1954年中國便向朝鮮出口了13萬噸糧食（1953年為20萬噸）、4,000萬米棉布（幾乎等於朝鮮1955年的總產量）、60萬雙鞋和30萬套棉裝和大量的糧食等。（3）、中國幾十萬志願軍還為朝鮮提供了大量無償勞動力，支持其戰後重建。據志願軍司令員楊勇1958年的報告說：「8年來，據不完全統計，我們共幫助朝鮮人民修建公共場所881座，民房45,412間，恢復和新建大小橋樑4,263座，修建堤壩4096條，全長43萬公尺，修建大小水渠2,295條，長達1,218.71公里，進行田間勞動8.5億坪，送糞1,314.6萬擔，植樹3,608.65萬棵，運送糧食物資63,853噸。此外，志願軍官兵節衣縮食，以糧食2,126.05萬斤，衣物58.9萬件，幫助部分駐地人民渡過災荒，還為朝鮮人治病188.39萬人次。」
在朝鮮經濟重建的最初之年，中國做出的無償援助承諾，在金額上已經超過了蘇聯與東歐國家的總和（蘇東合計不超過22億盧布，而中國則超過30億盧布）。考慮到中國剛剛在朝戰中所蒙受的重大損失，這樣的援助確實超乎尋常。
2、朝鮮戰後重建出現嚴重問題，金日成為了清除異己不惜開罪毛澤東
儘管有中蘇的大力援助，朝鮮的戰後重建進展飛快，但是仍然出現了嚴重的問題：（1）、過於強調重工業，造成經濟發展比例嚴重失調。據蘇聯使館觀察，除了配給的每天600-800克食品，工人們幾乎什麼都沒有，當時朝鮮普通工人平均月工資只1,500朝元，但一米棉布要300朝元，一條領帶要300-500朝元。（2）1955年，由於朝鮮強制推行農業合作化、農業投入不足、取締糧食買賣等措施，造成了糧荒，出現了餓死人的現象，強制徵收及禁售糧食還導致一些地方出現了反政府傳單和農民抗糧抗稅的情況，為此，中國在1954和1955年分別提供的13萬噸和15萬噸糧食幫其渡過了難關。（3）侵占、盜竊、揮霍國家和集體財產的現象十分嚴重，這類案件占當年刑事案件的70%。僅1955年上半年查出被侵吞和揮霍的資產就有40億朝元，而同期撥款給國家機關的全部開銷是30億朝元。……正是這些問題引起了朝鮮勞動黨內其他領導人的不滿，一些幹部開始引用蘇聯和中國的經驗批評朝鮮黨所犯的錯誤，這使金日成感覺自己的地位受到了挑戰。
為了穩固地位，金日成開始逐步清洗對其有異議的黨內其他領導者，特別是「在中國待過的」（即所謂的「延安派」）。在1955年4月的勞動黨第十次中央全會上，金日成激烈批評延安派的朴一禹、金雄、方虎山等人，指責他們搞宗派主義小集團。同時，他將糧食危機歸罪於主管經濟工作的朴昌玉（莫斯科派）和金一（游擊隊派），要他們為此承擔責任。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後批判史達林「個人崇拜」的風潮四起，勞動黨內對金日成的批評也日甚一日，針對這種情況，金日成在1956年8月指責反對派人物已經形成了「反黨集團」。隨後，朝鮮內閣副首相尹公欽、職業總同盟（總工會）主席徐輝、文化部副相金剛、建材局長李弼奎等延安派領導（他們都是從中國回來的）感覺形勢不對，便悄悄潛往中國。隨後，朝鮮勞動黨召開了中央全會以「從事反黨活動」為名開除了這四人的黨籍並撤銷他們的一切職務。此即朝鮮所謂的「八月事件」。毛澤東對金日成的做法極為不滿，直接指責金日成還是搞史達林那一套，一句反對的話都聽不得，誰反對就殺誰。11月朝鮮為了抵消中國的影響，金日成更是提出請聯合國出面調解朝鮮半島問題的建議，毛澤東對此極為不滿，認為朝鮮可能脫離社會主義陣營，金日成要走狄托或納吉的道路。為此，毛澤東派彭德懷赴朝「勸他們團結，收回成命」，恢復反對派的黨籍和職務。儘管金日成迫於中方的壓力承認八月會議處理問題的方法「過於簡單」，同意恢復崔昌益和朴昌玉的職務，恢復出逃中國者的黨籍，但其在執行時一直拖延不辦，這致使中朝關係迅速轉冷，主要表現在：
（1）、1956年9月朝鮮要求中國第二年額外給予5,000萬元的無償援助，中國拒絕了這一要求。（2）在關於1957年貿易的談判中，中國也沒有滿足朝鮮關於提供糧食的要求。朝鮮堅持要中國供應20萬噸糧食，而中國只答應給9萬噸，後經反覆談判才同意提供15萬噸。（3）金日成請求中國政府於6月初接待朝鮮代表團，其目的是前往學習中國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驗，並討論兩國發展國民經濟相關的問題。中國遲遲不予答覆，後來告知這次訪問只能安排在7月進行。朝鮮領導人還不斷向蘇聯人抱怨，與中國大使難得見面，也很難相處。
3、毛澤東為謀求國際共運領導權，開始向金日成妥協，並主動要求從朝鮮撤軍
然而，中朝關係在1957年下半年開始出現轉機，因為此段時間中國經濟飛速發展，中共在國際事務中作為亞洲革命的領導者也開始參與處理社會主義的歐洲問題，為了與蘇共共享國際共運的領導權，毛澤東亟需朝鮮等亞洲社會主義國家的支持。為了加強自身的力量和影響，毛澤東採取了三大措施以贏得金正日的支持：
（1）、開始支持金日成打壓反對者。這一轉變首先反映在對待流亡的延安派幹部的態度上，1957年3月16日，吉林省委書記富振聲在與移居長春的前平壤市委組織部長金忠植談話時很不客氣地說：「你從朝鮮來我國，不是合法的和正常的，我們曾經要求你回國，但是你堅決不願意回去，我們只好把你留下來。」然後告訴他中國「不願干涉兄弟黨和兄弟國家的內部事務」。最後富根據中共中央的委託轉告他，在中國期間要儘量避免與朝鮮人及中國朝鮮族人接觸和通信，更不能談論朝鮮的問題。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兩次約見金日成，當面承認1956年中共犯了偏聽偏信和干涉朝鮮內政的錯誤，並建議金日成赦免那些逃到中國的幹部，然後接受他們回國。金日成表示「朝鮮已經不需要這些人了」，毛澤東則保證中國永遠都不會利用這些人反對朝鮮。回國後，金日成立即採取行動，進一步在黨內進行政治清洗。中國使館獲得的一份勞動黨內部講話材料稱：到1958年初，朝鮮「全面地揭露和粉碎了反國家反黨的宗派分子」，進一步肅清了「崔昌益、朴昌玉、尹公欽、金承化、徐輝、李弼奎等反黨宗派分子的殘餘毒素」。
（2）、開始非常熱心地大力援助朝鮮。1958年11月22日，金日成再次訪問中國，北京30萬人夾道歡迎。會談中談到經濟發展時，金日成趁機說，朝鮮缺乏原料，主要是棉花和焦炭，毛澤東當場拍板：棉花你們要多少給多少。周恩來補充說，朝鮮所要的100萬噸焦炭也答應提供了。對於朝鮮最關心的幾項物資，中國都盡力予以解決。如煤炭中國1958年計劃缺口在600萬噸以上，但還是完全滿足了朝鮮的需要（87萬噸）。硫磺中國自己也缺，橡膠還要靠從國外進口，也都滿足（硫磺）或基本滿足（橡膠）了朝鮮的需求。周恩來還提出志願軍撤出之前可以幫助朝鮮人民軍修築工事，並建議中朝合建雲峰水電站，中國可以先行墊付朝鮮的投資。
（3）、由於中朝關係出現裂痕，加之某些志願軍幹部存在的違反朝鮮的法律和風俗、傲慢地對待朝鮮老百姓以及干涉朝鮮內政的個別行為，金正日等朝鮮領導人以此為藉口把志願軍看成是占領軍，認為他們侵犯了朝鮮主權，因而繼續在朝鮮駐守是不受歡迎的。為了徹底解除金日成的後顧之憂，毛澤東主動提出將志願軍全部撤退回國。1958年底，志願軍全部撤離朝鮮。志願軍撤退時將營房、設備等價值1億5,700萬元人民幣的物資全部無償地移交給朝鮮人民軍。
當然，毛澤東的友好付出也得到了相應的回報，金正日在之後談到國際形勢時，特別提到了「以蘇聯和中國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還頌揚中國「以強大的力量登上國際舞台，在解決國際問題方面起著巨大的作用」。
二、60-90年代朝鮮利用中蘇矛盾左右逢源爭取兩國援助
1、中蘇分裂初期，朝鮮保持中立，獲得了很多援助
1959年10月以後，中蘇之間的分歧逐步公開化，為了爭奪在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權，雙方競相爭取朝鮮的政治支持，援助金額和規模也不斷攀比上升。出於維護自身國家利益的需要，朝鮮當然不希望得罪中、蘇任何一方，因此，金日成左右逢源，盡力爭取利益最大化。比如1960年5月金日成秘密訪問北京，雙方在政治上立場取得一致。在與毛澤東的會談中，金日成說，赫魯雪夫1955年就叫我們不要反對美帝國主義，我們沒有接受；還認為我們的合作化搞得太快，後來我們看了毛主席的文章，決定繼續搞下去。對於中朝走近，蘇聯不甘落後，赫魯雪夫邀請金日成秘密訪問莫斯科，通報了中共領導人在世界工會會議上的錯誤做法，以及在1956年八月事件中如何拉蘇聯干預朝鮮的內政，並把1956年11月30日毛澤東與尤金的談話記錄交給金日成。在那次談話中，毛澤東說金日成可能會叛變革命，成為朝鮮的狄托或納吉。金日成看後，果然憤怒異常，並立即表示，朝鮮勞動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支持蘇共中央在一切重大問題上的方針。回國後金日成召集幹部會議「詳細而憤怒地」講述了中共領導人的錯誤行為，說「中國的政策就是想把朝鮮變成自己的殖民地，他再也不相信中國人了，也不會再到中國去了」。
除了政治上的攻擊和拉攏外，最有效的當然還是實實在在的物質援助，為了進一步拉住朝鮮，中蘇雙方答應了金日成的大部分援助要求。1960年8月，蘇聯同意免除戰爭期間的軍事貸款7.6億盧布，及延期償還1.4億盧布的經濟貸款。而中國如果不有所表示，就會失去一個支持者，甚至增加一個反對者。於是，中國政府承諾在1961-1964年期間向朝鮮提供4.2億盧布的長期貸款，並且幫助朝鮮建設橡膠輪胎廠、無線電通訊器材等工廠和一批生產日用必需品的輕工業企業。周恩來表示，雖然最近阿爾巴尼亞、古巴等國家也紛紛要求援助，蘇聯又撤走了在華專家，中國在經濟上遇到很大困難。但是，中國可以對別的國家「欠帳」，卻要保證對朝鮮的援助項目。關於貸款，周恩來說，到時候能還就還，不能還也可以延期，推遲10年甚至20年再償還也行。1960年雖然中國正在經歷著「大饑荒」，但中國政府還是克服困難，向朝鮮提供了23萬噸糧食。而中國的援助反過來又推動了蘇朝達成長期援助和貿易協定，根據援助協定，蘇聯將幫助朝鮮擴建金策冶金工廠，使其能力達到年產280萬噸鋼和230萬噸鋼材。在博州建設發電能力60萬千瓦的火電站，在平壤建設發電能力為40萬千瓦的火電站，建設年處理原油200萬噸的煉油廠，並由蘇聯供應必要數量的原油，還有電影製片廠、麻紡廠和毛紡廠等。金日成成功地利用中蘇之間的對立和競爭，從兩邊爭得援助。根據韓國的統計資料，從戰後到上世紀7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對朝鮮的經濟援助總計20.43億美元，在此期援助的金額中，蘇聯占43.14%，中國占30.75%。
2、1965年之前朝鮮支持中國反對蘇聯，中朝進入「蜜月期」
隨著中蘇論戰的逐步升級和中蘇關係的逐漸惡化，朝鮮的中立政策就難以為繼了。由於不認同赫魯雪夫的「和平共處」外交政策等原因，1965年以前朝鮮更加傾向於保持同中國的親密關係。比如針對蘇共帶頭指責中共的情況，1963年1月朝鮮《勞動新聞》發社論明確表示：「朝鮮勞動黨反對片面攻擊中國共產黨，認為這種做法危及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使和平和社會主義的共同事業蒙受嚴重損失，等於參加敵人的反華大合唱。」而到1963年中蘇公開論戰時，金日成明確表示：（1）朝黨不怕國際共運的分裂，朝黨早就在思想上同赫魯雪夫分裂了；如果中國同赫鬧翻，朝黨堅決同中國站在一起；（2）朝黨不願站在第二線，已組織了「秀才」班了，準備參加論戰，並且準備「點名」批蘇；（3）朝黨支持召開左派亞洲黨會議，並願意出面向其他黨做工作。此外，在中印邊境衝突中，朝鮮也明確支持中國。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朝關係進入了前所未有的「蜜月期」。在這段時間內，中朝之間締結了兩個至關重要的協定：（1）1961年7月11日締結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該條約第二條規定，「締約雙方保證共同採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國家對締約雙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締約一方受到任何一個國家的或者幾個國家聯合的武裝進攻，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締約另一方應立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從而確立了中朝軍事同盟。（2）1962年10月12日周恩來和金日成在平壤簽署了《中朝邊界條約》，在此條約的基礎上，1964年3月20日，中朝兩國在北京締結了《中朝國境的議定書》，將長白山一帶的邊界從1909年《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規定的石乙水線退讓到接近於朝方的主張線，將白頭峰和天池的一大半（朝鮮54.5%、中國45.5%）劃給朝鮮，白頭峰後被朝鮮改名叫將軍峰。後來經過1972年至1975年進行的中朝第一次邊界聯檢，確定中朝邊境的沙洲、島嶼61個，其中劃歸中方13個。「這是對朝鮮相當有利的分割。」正因為如此，在中朝矛盾深化的「文革」期間，參與此事的延邊朝鮮自治州州長朱德海受到紅衛兵的殘酷迫害。紅衛兵罵他是「賣國賊」，「連從鴨綠江中國一側登上白頭山山頂的公路都出賣給了朝鮮」。
朝鮮勞動黨對中共公開的支持招來了蘇聯的一系列反制措施。1962年蘇聯決定暫時延緩對朝鮮的軍事及經濟援助，並於1964年正式停止對朝鮮的軍事援助。1963年，朝蘇關係除貿易外，已沒有什麼了，這讓朝鮮遭受到了巨大損失。
3、60年代後期中國奉行革命外交，朝鮮為了獲取蘇聯援助與中國疏遠
參與中蘇論戰對朝鮮而言畢竟弊多利少。蘇聯的政治孤立和經濟封鎖也給朝鮮帶來了很大的壓力。蘇聯從1965年勃烈日涅夫上台起起，開始調整外交政策加大爭取朝鮮的力度。而朝鮮為了得到更多的援助，也開始遠離中國轉而親近蘇聯。中國在對外關係中以蘇劃線，非友即敵，這自然影響了中朝關係。加上在隨之而來的「文革」中中國推行革命外交，雙方關係更加惡化。部分紅衛兵針對朝鮮的「背叛」指責金日成是「修正主義者」、「赫魯雪夫門徒」，消息傳到朝鮮，金日成聞訊大怒，當即下令搗毀志願軍烈士陵園，將烈士碑統統打爛，包括毛岸英的墓碑也被砸。從1965年開始，兩國在邊界問題上多次發生爭端，中國方面一度在1968年關閉中朝邊界中方通道。1966年10月，中國共產黨機關報《人民日報》和朝鮮勞動黨機關報《勞動新聞》停止交換各自重要新聞素材。1967年底，中朝兩國都撤回各自的大使，暫由臨時代辦處理日常事務。而在朝鮮祖國解放戰爭勝利紀念館裡陳列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史跡材料也被悄然替換。從1966年下半年至1968年底，朝鮮報刊發表一系列評論性文章，通過批評「左」傾機會主義、教條主義、大國主義和沙文主義來影射中國。中朝關係陷入前所未有的緊張和僵持狀態，在中朝邊境，丹東中斷了與朝鮮的一切來往不說，還成為雙方叫板的前沿陣地。曾到朝鮮拉電線的王景昌記得，白天，雙方的高音喇叭在鴨綠江兩岸互罵對方「變修」。晚上，他參加單位的工宣隊去江邊站崗，防止對面有人偷渡過來。
4、七八十年代，朝鮮在中蘇之間奉行「等距離」原則，中朝關係比較平穩
1960年代末期，蘇聯急於對美和解，不支持朝鮮的對抗行為，令朝鮮大為不滿。而中國則飽受激進政策之苦，外交陷入困境。因此，從1968年起雙方都開始努力採取措施改善雙邊關係，結束兩國緊張狀態。毛澤東在1969年承認，中朝之問發生不愉快的事情是中國的過錯，中國內部有人搞大國沙文主義，搞極左。1970年4月周恩來訪問朝鮮期間，向金日成就「文革」中出現的問題進行了解釋和說明，消除了「文化大革命」以來兩國之間產生的隔閡和誤解。至此，中朝關係再次恢復正常。此後直到1992年，中朝雙方的關係都處於平穩狀態。但朝鮮始終在中蘇之間謀求平衡，以獲得兩方面的援助和支持。而相對來說，朝鮮對蘇聯的依賴程度越來越強，而對中國的依賴程度則不斷減弱。
三、90年代至今，朝核問題讓朝鮮對中國的依賴越來越強
1、1992年中韓建交讓中朝關係趨於冷淡
隨著韓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其影響力也不斷增強，中韓之間的關係日益密切。1992年8月24日，中韓兩國外長在北京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大韓民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中韓建交。在建交之前，中方一直注意及時向朝方通報情況，爭取朝方的理解。而朝鮮方面表示出了明顯的不悅。比如據中國前外長錢其琛回憶：「1992年7月12日，江總書記……讓我去平壤一趟，面見金主席，轉達他的口信，通報我們決定同韓國建交的立場。在徵得朝方同意後，第三天我便乘空軍專機前往平壤。以前每次到朝鮮訪問，朝方都在機場組織群眾歡迎，氣氛熱烈。這次飛機停在機場的偏僻之處，來迎接我們的只有外長金永南。寒暄後，金永南告訴我們，還要去外地，並帶我們登上了一架悶得熱不可耐的直升機。飛機在一個偌大的湖邊降落，這裡有金主席的別墅。……金主席聽後，沉思片刻，說江總書記的口信聽清楚了，我們理解中國獨立、自主、平等地決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在我的記憶中，這次會見，是金主席歷次會見中國代表團中時間最短的，會見後，也沒有按過去的慣例舉行宴會招待。」
儘管朝鮮表示了「理解」，但並不代表朝鮮方面對中韓建交就聽之任之，相反，他們採取了多種措施進行反制。比如1993年，北京僅以兩票之差喪失了2,000年奧運會舉辦權，出問題的就是朝鮮將關鍵的一票報復性地投給了雪梨。再如，有韓國學者披露，朝鮮向中國轉達了《抗議備忘錄》，並且作為中韓建交的抗議表示，朝鮮威脅將終止1961年簽訂的《中朝友好合作條約》，緊急召回朝鮮駐華大使朱昌駿，以及暫停兩國體育文化交流，以此露骨地向中方表示不滿態度。儘管這些訊息的真實性還有待考證，但從中也折射出，中韓建交給中朝關係帶來了極大的震動。事實上，整個90年代中朝關係都處於冷淡階段，兩國極少有高層互訪。
在1990年代之前，朝鮮雖然需要中國提供軍事保護，但在經濟外交等方面對中國的依賴程度並不是很強。而隨著蘇聯解體和因朝核問題引發的越來越嚴厲的國際制裁，導致朝鮮對中國的依賴程度不斷增強。僅從經濟角度看，朝鮮對中國貿易依賴程度從1990年代開始特別是2001年之後是不斷增強的。
造成朝鮮對中國貿易依賴程度增加的主要原因有兩個：（1）、前蘇聯曾是朝鮮最大的貿易夥伴，1990年雙方貿易額達到24.7億美元，占朝鮮對外貿易的52.3%。但是隨著蘇聯解體，朝鮮喪失了東歐和蘇聯的援助和市場，俄朝貿易大幅下滑，僅占朝鮮對外貿易的4-7%左右。（2）由於朝核問題，日美韓等朝鮮主要貿易夥伴紛紛對其進行經濟制裁，導致其貿易額下降。此後，朝鮮半島核問題及國際社會的制裁導致朝鮮幾乎中斷了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往來，雖然制裁併沒有抑制住朝鮮對外貿易的飛速增長，但卻使朝鮮對中國貿易依賴程度陡然上升。比如日本曾經是朝鮮第二大貿易夥伴，1998年日朝貿易占朝鮮對外貿易比重一度超過30%。然而在2003年以後，受日本對朝鮮採取經濟制裁措施的影響，日朝貿易由2003年的10.9億美元下降到2008年的800萬美元。
朝鮮對中國的高度依賴不僅體現在貿易方面，更體現在援助方面。1996年5月，朝鮮副總理洪成南訪問中國大陸，簽訂了《中朝經濟技術協議書》，協議簽訂5年內，中國每年支持朝鮮50萬噸糧食、120萬噸石油、150萬噸煤炭，其中一半以上是無償援助的。據聯合早報統計，1995年到2001年5年間，朝鮮所獲糧食援助總計410萬噸，其中200萬噸來自中國，幾乎占了一半。中國援助朝鮮的其他物資有多少現在還不得而知，但一個間接的數據反映出中國當前對朝援助規模相當可觀——根據統計僅在2,000年，從丹東火車站進入朝鮮的中國戰略物資主要有：原油7500灌車計30萬噸；大豆500車皮計12,000噸；原煤5,000車皮計18萬噸；載重卡車500輛；工業機械200餘套。
當然，當前的中朝關係依然摩擦和分歧不斷，比如在朝鮮人沖闖外國駐華機構的一系列事件中，中國「都是以『經第三國去韓國』的個案手法妥善處理」，而不是遣送回國的做法，顯然會引起朝鮮的不快，金正日認為「是中國在拆朝鮮的台」。2006年7月5日，朝鮮試射飛彈，「在試射飛彈前通報了俄羅斯，但卻沒有通報中國」。更重要的是，朝鮮不顧中國反對，堅持進行核子試爆，雖然歷次朝鮮核危機幾乎都是朝鮮在向美國示威，但也從側面反映中國對朝鮮的影響是有限的。
結語
中國與朝鮮的恩恩怨怨分分和和，中國對朝外交的得與失，都說明中朝之間從來都不是傳說中的那麼親密無間。
